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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挑战项目中，她们三人必须搭配使用锅盖、瓶子与树枝创作并演奏一首乐曲。其他团队很快就明白了，除了已经给他们的小道具，他们还可以利用自己的声音。结果大家呈现出来的是十分欢闹却很迷人的不和谐音调。但白队从未发觉自己的声音可以作为工具。她们苦苦想出的是一连串令人不快的节奏，缺乏结构、活力和灵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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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团队迅速解决了他们个人的困难。有些人很享受见到本国其他地区年轻人的机会，学几句库尔德人的话，或针对不同的食物和衣服的样式进行交流。但白队永远不会想出这个方法。巴拉亚越占主导地位，法蒂玛越缩手缩脚，布拉克则感到疑惑、孤立和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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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在传授合作和解决冲突技能方面做出的贡献，《和平青年》赢得了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青年奖（Prix Jeunesse）。原因显而易见。在这个小规模、无利害、基本没有监督的节目中，合作的难度和可能性即是生活的缩影。当地区和国家间的差异开始起作用时，相同的工作就会变得更困难，更能引起争议和非理性行为。人是具有领地意识的动物，这种非理性的防御意识会让需要合作的复杂工作愈加困难，一名队员试图主宰的球队会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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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是非输即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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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总需要一种得分的办法。在《和平青年》，它是通过分数和选票来决定的。学校、医院有排名和排行榜，运动员用时间衡量，公司则比较股价升值和市场份额。说到国际竞争，各国普遍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以显示它们的经济规模有多大和增长速度有多快。如同所有的竞争衡量办法一样，GDP决定了游戏规则。就像任何试图记录复杂活动数值的仪器一样，它忽略了很多内容。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于1968年在去世前几周对此做出了绝佳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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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根据国民生产总值（GNP）来判断美国……它计入了空气污染、香烟广告以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前来清理公路的救护车。它计入了我们的专用门锁和关撬锁人的监狱。它计入了红杉的破坏和自然奇观的消失，以及城市毫无秩序的扩张。它计入了凝固汽油弹，它计入了核弹头和在我们的城市对抗骚乱的警用装甲车。它计入了惠特曼（Whitman）的步枪和斯佩克（Speck）的匕首[2]，以及为了把玩具卖给我们的孩子而美化暴力的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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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考虑我们孩子的健康、教育质量或玩耍的快乐。它不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婚姻的益处、公开辩论的智慧或我国公职人员的诚信。它既不衡量我们的才华或勇气，也不衡量我们的智慧或学习，更不衡量我们的同情心或对国家的奉献。简而言之，除了让我们的生命有价值之外，它衡量一切；除了我们以身为美国人而傲的原因之外，它能告诉我们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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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肯尼迪生活在当今的美国，他可能会添加一些内容：目前的GDP将包括阿富汗的战争、洪水泛滥的成本、受伤运动员的医疗护理、类固醇和抗抑郁药的开支、为企业购并和离婚以及其他诉讼提供法律服务的账单、农村食物银行的激增。因为它代表的是总开支，灾难过后GDP会上升，但当水力压裂技术污染了地下水，当气体从养猪场的潟湖里蒸发出来，或运动员因伤退役时，它不会下降。从GDP的角度看，新奥尔良被定期淹没可能比修建有效的防洪堤和其他防御措施更好。GDP不能反映对教育不抱希望（或被教育抛弃）的孩子在能力方面的损失，也不能反映成人被强制排名和办公室政治所摧毁的创造能力。GDP也无法反映父母对自己孩子的投资、他们照顾自己的父母和邻居的付出，或他们投入到志愿活动或参与社区活动的时间。像所有的分数一样，GDP把注意力只放在了“消费”这一件事情上，其余的则被一概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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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的发明者认识到了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以前，政府只能得到一些杂乱无章的数据，比如股票价格指数、货运列车的载荷等等，这使得经济规划既无法制订，又非常容易受到政治操纵或一厢情愿的影响。随着大萧条的到来，曾经的慢性病变成了急症，所以，美国商务部委托俄裔计量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设计一种测量经济产出的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规划和战时生产的筹资都用到了衡量标准。1944年，当布雷顿森林会议试图创建一个世界货币新秩序时，GDP被采用，成为衡量国家经济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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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库兹涅茨对于自己的研究被全盘接受并不十分满意。作为一位一丝不苟的计量经济学家，他认为对国民产出的真正测量应包括无酬的工作，比如家务活。如果为家人做饭的父母仅贡献了经济的要素成本，而独自为自己做饭的企业高管似乎贡献更大，这怎么能讲得通？美国商务部没有认真对待这种区分，并拒绝纳入无酬劳动的价值，所以，库兹涅茨继续研究不平等，但在此之前，他警告国会说：“对国民收入的衡量几乎不可能推断出一国福利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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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每隔5年就要稍作调整，2013年，商务部决定给予知识产权行业更大的权重，比如电影、电视节目和书籍（或许你正在读其中一本）。但因为脸书网或推特网是免费服务，GDP不能反映它们的价值。所以，对GDP不满的人坚持认为：GDP没有记录外部性，它没有计算身体或精神健康，它没有反映受教育程度、经济不平等、社会稳定或环境恶化。但在1999年，美国商务部举行晚会，庆祝GDP的发明，并把它当成是“世纪成就”。当时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欢呼道：“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我们基础数据系统的准确性和概念的严谨性要比一般性的理解更有影响，也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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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偶尔会不太认真地考虑替代性措施，早在1972年，不丹就提出衡量国民幸福总值，30年后，法国和英国也有了类似的提议。结果证明，“幸福”稍微有点复杂，部分原因在于不同的文化对于幸福问题的诠释完全不同，也因为调查揭示了令人不安的异常现象。例如，在美国，幸福与逐渐改善的男女平等之间没有关系，却与暴力犯罪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不过，似乎政策制定者不可能利用这些数据来追求性别不平等和谋杀。2004年，中国开始研究“绿色 GDP”的概念，2006年，公布了中国第一份绿色GDP核算报告，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3.05%。但是，GDP仍然是坚持使用的衡量措施，因为大家都在用它，而且国家和个人、公司一样，也在比较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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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股市中的公司一样，每年、每季甚至每周，国家都在比较GDP的数字和增长的数字，以确定谁赢了。近几年，随着中国的GDP慢慢接近美国，这些数字又引起了近似恐慌的感觉。在记者写下“美国统治GDP历史的最后一年”这些字眼时，2012年的总统大选回荡起候选人歇斯底里的喊叫，他们承诺要在全球竞争中采取更大胆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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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打败中国，”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说，“我想要跟中国竞争，让美国成为全球经商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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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只是坐着不动，让中国跑到我们头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认为，“人们说：‘你会开打一场贸易战！’现在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父老乡亲们！他们偷了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抗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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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奥巴马总统也参与了辩论，并且一如往常地使用体育进行类比，他坚持认为“美国要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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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威人士们还在争执中国的GDP何时会赶超美国时，公众已经走到了他们的前面。自2011年以来，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广泛认为中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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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逐渐对美国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形成巨大挑战，”盖洛普评论道，“然而，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输掉了挑战，而且不认为20年内会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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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什么是挑战？当美国不处于战争状态时，较低的国防开支会拉低GDP，但这未必会让美国人生活更贫困，或让中国人生活更富裕。另外，如果美国就业增加，那些现在有工作的人可以买得起 iPhone和 iPad，富士康工厂的订单会更多，这件事不会削弱美国的经济。国家经济不是“一人所得是另一人所失”的零和游戏。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经济危机期间看到的那样，情况恰恰相反：一方失败引发多方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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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界某些国家的领导人无休无止地谈论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总统辩论中，奥巴马就与中国在教育方面的竞争展开辩论，好像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孩子伤害了美国学生。此番有关竞争的言论助长了偏见和歧视，引起恐惧和不信任，却没有说明白教育为什么或如何加以改进。提升学校质量、改善卫生保健或道路安全的理由不是为了和中国竞争，而是为了美国自己，因为这些才是要做的正确事情，因为它们会使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美国创造机会有意促进技术、教育和科学法案》说得很明白（即使很笨拙），但其替代性的标题《美国竞争法案》（America COMPETES Act）似乎有以假乱真之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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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罗姆尼表达的那样，经济战争早已开始，“获胜”会怎样呢？如果印度的贫困加剧，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的青年缺乏良好的教育，美国人会觉得安全吗？这些全球竞争的倡导者会取得什么样的胜利呢？竞争力的戏剧性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参与，因为它似乎把事实上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简单化了。将他人妖魔化要比改变我们自己容易得多。赤裸裸的政治言论阻碍了解决问题的努力，或让严谨的洞察力失去信心。成王败寇是一种古老的比喻，以至于我们认为它们必定有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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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并不是一个衡量国民福利的好指标，但它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所有的全球指数都是复杂的啄序，既代表地位，又赋予地位。政府首脑和企业首席执行官每年在瑞士达沃斯召开年会，“世界经济论坛”因此成为全球最知名的组织，自1979年以来，《全球竞争力报告》一直由该组织编写和发表。该报告是由大量硬数据（如政府债务和赤字等数字）的混合物，以及来自“高层管理者”的很宽泛的意见组成的。世界经济论坛里没人会告诉我这些领导人是谁，或他们来自哪家公司，只知道他们都在私营企业工作。但不管他们是谁，正是他们的意见推动了有关“竞争力12支柱”的数据。它们包括基础设施、金融市场的发展、教育、卫生保健和劳动效率。但如果稍加深入探讨这些支柱，看上去很硬的数据就会变得又湿又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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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解决劳动力市场效率时，高层管理者会关注雇用和解雇员工有多容易或多难、冗余成本是什么，以及工资与生产率挂钩的程度。雇用和解雇“由雇主灵活决定”的国家、没有冗余成本的国家和将薪酬与生产率挂钩的国家名列前茅。换句话说，凡雇主可以任意聘用和解雇员工，并且根据绩效奖励他们，这样的劳动力市场被认为是有效率的。然而，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与业绩挂钩的薪酬能够奏效，或它产生了较高的生产力、创造力、承诺或创新，事实上，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其效果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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