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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研究一下如何在一个每12年增加10亿多人的星球上生存。我们如何一起工作、共享资源？我的理解是，在我有生之年，特别是在过去的10年间，人们之间的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了。经济衰退使之更糟，这也是竞争的结果。政府也要为增长而竞争，但这一点很荒谬，因为我们不能全都发展得越来越快。资源是有限的。所以，皇家学会报告的想法是对这种破坏性竞争加以思考，看看我们能否找到一种调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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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可能以为萨尔斯顿已经厌倦了破坏性竞争。但他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工作经验强化了他的感觉：这个世界迫切需要找到更好的合作方法，以解决各种问题和日益增长的威胁。与众不同的是，他把来自世界各地的多个学科的人聚集在一起，比如中国、印度、埃及、巴西、埃塞俄比亚、喀麦隆、马拉维、英国和美国，比如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神学家和其他思想家。他们编写的报告详细而周到，它是许多思想的结晶，但萨尔斯顿经历过15年的全力竞争，才得以把控住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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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发达国家的消费必定减少。啄序焦虑导致奢侈浪费和炫富，过度肥胖是过度消费的副产品，现在它已经成为严重的致死因素。教育和医疗中的不平等体现了对人的潜力和天赋的浪费。涓滴效应不会发生。该报告所讨论的很多医疗保健问题可以通过低科技解决方案和药物治疗来改善，但这些都是竞争性企业目前所要躲避的挑战。外部性污染导致的环境恶化只会成为日益增大的成本，且难以修复。不管地球的承载力如何，我们知道它是有限的，这对我们和我们的机构提出了挑战，我们要找到建设性的方式，来分享它的财富。竞争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反而让问题变得更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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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提出的关键问题涉及资源的分配：如何分享我们拥有的资源，以及如何处理我们造成的外部性。这份报告把它们视为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例证，对于我们解决问题的机会，该报告相当悲观。“公地”比喻首先由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命名，指在公地上所发生的事情：鉴于公地可以自由地放牧羊群，牧羊人最终会让它们吃掉青草，直至破坏草地。面对全球性的公地悲剧，萨尔斯顿的报告积极地主张政治家、立法者和大众要有超越竞争利益的思考。该报告总结说：“只要国家之间的过度竞争继续下去，人类的未来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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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哈丁发表了他的论文《公地悲剧》，其结论是“不存在解决资源分配问题的技术性方案”，它立即引起了争议。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哈丁称为“道德的根本性延伸”，这激怒了大众，部分因为它似乎难以置信，也因为如此哲学性的立场似乎与《科学》原来的客观性不相符。然而，大多数人还是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公地悲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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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和公地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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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和公地悲剧是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概念，二者结合起来便抽象地描述了竞争性利己的破坏性。每当个人将他们的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以此来进行竞争时，他们就是在集体证明这种破坏性。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只有做到更大、更好、更快和更便宜才行，否则，他们就会通过作弊加以实现。从根本上说，最近50年里，自由市场的说教已经灌输到我们所有人的大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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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位经济学家站了出来，从实际案例中寻找公地悲剧的反例。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想知道：不管在现实生活中哈丁的悲剧是否存在，它是否是不可避免的，或能否避免？她能找到这种悲剧得到避免的例子吗？如果有，那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即使在今天，经济学家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仍然不同寻常，但这正是她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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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年幼时，没有人觉得她能成为赢家。她生于洛杉矶的一个贫穷家庭，因为是一个女孩，而且父母都没有读过大学，所以，她远离了数学和政治学，因为这些专业不好找工作。她发现，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社会给她提供的唯一就业机会就是当秘书。最后有所大学给她提供了一个岗位，需要她在早上七点半上一堂课（没有人想干这种活）。她接受了这项挑战，再也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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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是最不像猫头鹰型的研究者。她和丈夫文森特（Vincent）不是在哈佛或牛津这样一流的名校教书，而是在印第安纳大学。作为一名特殊的合作者，她认为公共与私人、国家与市场、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竞争是没有创造性的争论、没有什么帮助的两极分化和争执。奥斯特罗姆提请人们注意我们生活中合作领域的复杂性，它可能表现在对公寓楼、互联网和（管理公立学校的）地方教育委员会的管理，也可能是对企业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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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管理层级和经济规模方面存在优势，大型企业提供的服务更便宜，所以更好——她最早的研究之一就大胆地质疑了这一观念。她比较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及其周边两种维持治安的方式：一方由集权的大型组织管理，另一方由小型的自治单位管理。她的发现既让她感到惊讶，又为她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事实证明，25~50人的警力资源在各个方面都比100人或以上的大都市警队更有效。市民更可能与较小的警队互动、举报罪案，而小警队则更有可能满足市民希望获得保护的需求。规模大未必更好，等级制度未必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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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开朗但严谨，提倡打破旧习，她很高兴能突破窠臼，在不同学科的交叉之处举办研讨会，创建研究机构，以此研究合作。她分析过很多例子，其中一个就是巴西贫民窟的卫生条件。由于搞了十几年的大型公共项目以失败告终，使得大量城市居民缺乏足够的卫生设施，影响了7000万人，将大型项目交给私人承包商为贪污贿赂创造了机会，导致巴西只有37%的城市人口可以获得污水处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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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拒绝市场经济学蛮不讲理的简单化，她分析了巴西公共卫生的改革计划，这个计划从街区会议开始，本街区的居民必须参与，如果一半的家庭没有出席，会议就要取消。居民们知道他们的决定会影响系统的成本和最终要支付的费用，因此由他们决定想要什么样的布局。施工开始前，居民必须签署一份正式的申请书，要求按照他们的选择进行建设，并承诺支付费用。这个过程并不快，有时要花4~6个月的时间才能获得必需的协议，但一旦某个街区新的排污系统完成，其他街区就会学习它的经验，加速整个计划的实施。至关重要的是，规划者认识到，他们不能只限于处理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居民比任何人更了解自己的需求，而且在谈判中交换意见有助于改进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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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大型跨国承包商与国家领导高层有关系，但并不关心社区，因此，一旦设计完毕，供水和排污系统不是交由他们建设，而是由中型的本地承建商施工，他们建设的系统表现更好，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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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发现，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有些街坊不太合作，而监督承建商的行为并不总是很容易。但这种办法大大提高了向巴西城市最贫困社区提供低成本服务的可行性，其后，肯尼亚、巴拉圭和印度尼西亚相继效仿。这一成功的关键在于市民信守承诺，以及市民和地方政府机构之间良好的沟通和合作。知识共享、互惠和自治不仅是必需的，而且还开发了大量的社会资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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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奥斯特罗姆研究了尼泊尔的灌溉系统，她发现，相比由捐赠者出资、专业工程公司承建的现代商业永久性灌溉系统，由农民自己建设和管理的灌溉系统维护得更好，供水更多，而且农业生产率更高。在许多这类商业性项目中，农民可能做出有违意愿的选择，比如浪费或敷衍。但如果他们自己有权力设计系统和制裁措施，那么，报酬、激励、动机和理解就全都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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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最有效的方式是多元化合作：提出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由当地的人直接投资、应用和设计。如果让他们自己设计，他们就会共同提出解决方案，而且这些方案要优于外部权威或经理人所强加的解决方案。奥斯特罗姆对社区项目的研究范围广泛，而且差异很大，其中有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警务工作、西班牙的灌溉系统、瑞士和日本的山村、缅因州和印度尼西亚的渔业以及美国的公寓楼，她发现，在共享、有限的资源管理中，个体之间可以进行有效的合作，而且不会造成悲惨的后果。她指出：公地未必是悲剧，它也带来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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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称这个机遇是“多中心主义”，她的意思是说：创造性地管理有限资源的难题最好从一开始就用符合社会规范的方式来解决。事实证明，社区非常善于自我组织，但要有适用的原则。讨论必须是面对面的，因为它依赖信任，也会加深信任。小单元比大单元效果更好。我们面临着巨大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它不能依靠一份协议来解决，而必须由城市、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无数个人的创造性来解决。多管齐下更能持续，也更稳健。奥斯特罗姆指出：“即使其中一项或几项政策失败，这种渐进式决策法也会提供一个基本的安全网。”在各个层面，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某个人开始主宰团队，或者参与者开始构建精英阶层，即便是最出色的合作也会土崩瓦解。社区必须自我监控，它也必须有惩罚措施。毕竟，奥斯特罗姆描述的是现实，而不是理论，冲突必定会发生，但低成本的冲突解决机制可以让这些冲突消失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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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从世界各地的有效合作中总结了很多原则，其主要原则适用于许多组织。强调人际关系和自主管理，绝对需要信任，资源共享，拒绝操控，这些原则实乃所有成功合作的核心。坚持这些原则的合作取得了成功，是因为它们从根本上明确和促成了社会目标。它们拒绝在企业服务社会或社会服务企业之间做出选择，相反，他们坚持让这两个目标保持一致。反社会的企业是不会成功的，没有工作机会的社会也是不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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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奥斯特罗姆坚持认为答案没有这么简单。按照她研究过的成功社会计划的做法，她创建了研习班和研究机构，来自多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可以分享他们的知识，寻找共同的解决办法。她的口头禅是“没有万能药”，她坚持认为合作是艰难的，但它比其他方法更能解决问题。她坚持认为“信任”位居所有有效工作的核心，这意味着我们都需要避免相互竞争。她坚持认为：因为一起工作，团体会取得最理想的结果，既没有成功者，也没有失败者。她发现，当我们承认相互依赖时，我们就会成长，但是，我们都必须做好分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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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有人问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鉴于世界所面临的巨大问题，她是否仍然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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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答说：“如果我们坚持现在的理论，不，如果我们可以缓慢但坚定地改变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就能更好地进行多层次思考，理解其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不是拒绝它。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但如果我们仍然坚持现在看待世界的狭隘思维方式，那我就很难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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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于2012年去世，她的最后一篇文章在她去世的那天发表。在《环保从基层做起》（Green from the Grassroots）这篇文章中，她重申自己对合作计划的信仰，但坚称“国家、州、城市、组织、公司和各地的人们，每个人都必定与它们的建设利害攸关。要想成功，必须改变很多政策”。作为一位终生研究资源分配的学者，她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洞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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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最紧缺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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