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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称这个机遇是“多中心主义”，她的意思是说：创造性地管理有限资源的难题最好从一开始就用符合社会规范的方式来解决。事实证明，社区非常善于自我组织，但要有适用的原则。讨论必须是面对面的，因为它依赖信任，也会加深信任。小单元比大单元效果更好。我们面临着巨大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它不能依靠一份协议来解决，而必须由城市、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无数个人的创造性来解决。多管齐下更能持续，也更稳健。奥斯特罗姆指出：“即使其中一项或几项政策失败，这种渐进式决策法也会提供一个基本的安全网。”在各个层面，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某个人开始主宰团队，或者参与者开始构建精英阶层，即便是最出色的合作也会土崩瓦解。社区必须自我监控，它也必须有惩罚措施。毕竟，奥斯特罗姆描述的是现实，而不是理论，冲突必定会发生，但低成本的冲突解决机制可以让这些冲突消失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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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从世界各地的有效合作中总结了很多原则，其主要原则适用于许多组织。强调人际关系和自主管理，绝对需要信任，资源共享，拒绝操控，这些原则实乃所有成功合作的核心。坚持这些原则的合作取得了成功，是因为它们从根本上明确和促成了社会目标。它们拒绝在企业服务社会或社会服务企业之间做出选择，相反，他们坚持让这两个目标保持一致。反社会的企业是不会成功的，没有工作机会的社会也是不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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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奥斯特罗姆坚持认为答案没有这么简单。按照她研究过的成功社会计划的做法，她创建了研习班和研究机构，来自多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可以分享他们的知识，寻找共同的解决办法。她的口头禅是“没有万能药”，她坚持认为合作是艰难的，但它比其他方法更能解决问题。她坚持认为“信任”位居所有有效工作的核心，这意味着我们都需要避免相互竞争。她坚持认为：因为一起工作，团体会取得最理想的结果，既没有成功者，也没有失败者。她发现，当我们承认相互依赖时，我们就会成长，但是，我们都必须做好分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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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有人问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鉴于世界所面临的巨大问题，她是否仍然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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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答说：“如果我们坚持现在的理论，不，如果我们可以缓慢但坚定地改变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就能更好地进行多层次思考，理解其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不是拒绝它。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但如果我们仍然坚持现在看待世界的狭隘思维方式，那我就很难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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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于2012年去世，她的最后一篇文章在她去世的那天发表。在《环保从基层做起》（Green from the Grassroots）这篇文章中，她重申自己对合作计划的信仰，但坚称“国家、州、城市、组织、公司和各地的人们，每个人都必定与它们的建设利害攸关。要想成功，必须改变很多政策”。作为一位终生研究资源分配的学者，她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洞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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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最紧缺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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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贾雅·拉克什米·潘迪特（1900-1990），即潘迪特夫人，印度政治领袖和外交家，莫蒂拉尔·尼赫鲁（Motilal Nehru）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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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66年，查尔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枪杀了16人，致伤32人；理查德·斯佩克（Richard Speck）在芝加哥强奸并杀害了8名护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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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国创造机会有意促进技术、教育和科学法案》的英文全称为America Creating Opportunities to Meaningfully Promote Excellence in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Science Act，其首字母缩写词为America COMPETES Act，恰好意为《美国竞争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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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临时工合同指雇主雇佣员工，却不保证给其安排工作的情形。签订这种合同的员工只在有工作需求时才有机会干活，需随叫随到，做多少工作拿多少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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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故事出自《圣经》，歌利亚（Goliath）是一位非利士人勇士，被年轻的大卫（David）杀死，大卫是后来的以色列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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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会资本指交通、卫生、通信等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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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竞争心理学：如何在巨头拼杀中生存 第十一章 更大的奖励：这个世界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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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基本的幻想都枯竭了，可以说这个时代也就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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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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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之后，肯尼思·范伯格（Kenneth Feinberg）被任命为受害者赔偿基金的特别专家。该基金和以前所有基金会的规则都不同，它向被害人家属或受伤者提供免税赔偿。整个国家和政府都表示希望能够帮助、抚慰和支持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实际上，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赔偿，航空公司会被随之而来的诉讼拖垮。法庭里满是遇难者家属和伤残的受害者，他们一次次咀嚼曾经的伤害，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这样的局面都是无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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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袭击事件历历在目，在公开法庭上讨论生命的价格让人感到憎恶。调解的方案实施后，工作量达到了几十年的顶点。多年来，范伯格支持将“调解”作为一种有效、快速和人性化的方法来替代法庭你争我夺的扯皮。他裁决的案件涉及越战退伍军人、枯叶剂、石棉、欺诈和各种各样的工伤事故，他的实践证明调解速度更快，也更人性化。他将“调解”定位为在真正意义上替代“法律竞争”的做法，而他受命管理受害者赔偿基金则是对他这一成就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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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员要从建立信任关系开始。他们必须有耐心，并把自我抛到一边。调解不可能不出现冲突，因此，调解人必须提出其他人能够认可和接受的想法。调解员要谨慎，不要把冲突弄成了有输有赢的比赛，因为，那样一来，交流也就没有任何质量可言。沟通交流就成了定位，而对话变成了得分。没有人会听得进去，但只有当人们能倾听时，他们才能学习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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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竞争就会抛弃调解，在“政治竞技场”最常见到它的后果。弃权、停工和阻挠议事，这些政治僵局成了令人尴尬的公共仪式，它们已经糟透了，并且阻碍了我们在关键问题上的创造性思维，这是更大的代价。我们的政治学止步不前，是因为问题复杂，而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却很原始和生硬。在企业、政府和社会之间隐现的对峙中，竞争的心态决定了比赛的态势，但这样做不利于引导我们找到解决方案。我们其实可以赢得比获胜更大的奖励，而这个更大的奖励就是共同取得成就和实现真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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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竞争令人非常失望，部分原因是它看上去很好：过程简单，结果清晰，这迷惑了我们，让我们认为生活真的如此美妙。在某些情况下它是有效的，这也诱使我们认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在1912年的一次演讲中，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指出：“事实表明，竞争是有用的，但它在达到某个点之后就不再有用。”把重点放在短期问题上，并让单调重复性的工作活跃起来，这是一个好办法。竞争给平庸和沉闷增添了少量的佐料。风险低时，它可能是激励人们行动以及激发参与和想象力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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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风险很高，竞争成为主要的驱动力时，它就会适得其反，反而破坏它希望建立的东西。竞争思维会受到标杆、记分卡和对比的约束，无法涉足和探索新的领域，只会受到老观念和旧模式的束缚。当社会迷恋于竞争心态和获胜的短暂快乐时，作弊、腐败、颠覆、沉默、醒悟和社会结构的松散就不是反常的，而是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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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竞争不是激励的唯一来源。倘若给予支持和鼓励，孩子们会尊重和欣赏兄弟姐妹的差异，并从这些差异中学到东西。教师可以启迪和培养对学习的热爱，这种爱不会因为毕业而消亡，而是会随着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地适应和增长。朋友和配偶寻求对彼此的理解，从而丰富、连接和重建社会联系。为了乐趣而玩的游戏和运动可以教会人们公平、诚信、毅力、自律和共享。这些都是更大的奖励。罗斯福还说过：“合作是我们今天必须努力争取的，它始于竞争停止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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