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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答案，那就是道德本能——促使我们做出有利于其他个体或有利于整体社会秩序的本能，道德本能之所以得到进化也是因为它们有利于表达出这种本能的人。简单来说，这些本能的原始形式，比如小心谨慎地对陌生人也表示慷慨，能使对这种好意做出回报的人被选择。相互利他对双方的益处（为别人做好事，这样他们也会为你做好事）被认为是这种自然选择背后的驱动力量，即自然选择了有助于道德的基因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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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认为，就像其他本能（如说话的本能）一样，互惠本能的进化源自大脑回路的改变，由于其他原因，这些回路已经存在。至于道德本能，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提出这些大脑回路可能起源于情绪感染回路。关于这种原始的共情形式，德·瓦尔举的一个例子是，感知到危险的鸟会立即将恐惧传播给整群鸟，它们会马上飞起来。而他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在新生儿保育室里，一个婴儿的哭泣会感染到房间里的其他婴儿。根据德·瓦尔的观点，这类情绪感染可能是另一种类型的共情基础，他称之为共情关心。当一群小猴子中的一只陷入痛苦时，它们会互相拥抱在一起。从这些简单的基础开始，新的情绪大脑回路似乎得到了进化，并立即将积极情绪给予利他行为的贡献者和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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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益的道德情感中最明显的是感恩。面对善行，这种情感在我们内心膨胀，促使我们报答对方。这种温暖的情感超越了任何有关给予报答的有意识的想法。我们对善行作出回应时并不会像设定好“你来我往”程序的机器人一样，而是进化出了一种倾向，给予报答会让我们感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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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也是如此，它为我们倾向于帮助有困难的人添加了情绪能量。我们并不只是通过理性的计算才得知某人需要帮助，以及我们坚持这样做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我们对其遭受的痛苦还感同身受，当我们带给他们安慰时，内心也会感受到道德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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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确的无私是被称为崇高的情绪，也就是当看到或听到特别友善和充满同情的行为时，我们所感受到的温暖与充实感。如果你对道德情感根深蒂固的本质怀有任何疑惑，那么请想一想，当看到好事发生在完全陌生的人身上时，从你眼中迸发出幸福的泪花。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情景，电影中逼真的情景也会让你感动落泪。因为其具备的这些性质，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将崇高称为“所有道德情感中最典型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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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特里弗斯（Trivers）也承认，尽管这些积极的道德情感为道德行为提供了有吸引力的内在回报，但其还不足以战胜自私。为了抵御欺骗者，维护合作的利益，我们还进化出了与消极情绪（义愤、轻蔑、厌恶）相关的道德回路。当不公正或道德上令人厌恶的行为引发了这些消极情绪时，它们常常伴随着人所做出的面部和身体反应，并且立即传递出对违规者的指责，警告他们小心反击。这些消极情绪还会引发我们内心的愤慨，让我们的积极道德情感发生短路，使我们排斥那些不守规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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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消极的道德情感很容易就被引发。例如，我们看到某人插队，无论自己是否在排队，都会激起道德上的愤慨。我们看到裁判不公正地处罚自己最喜欢的橄榄球队，会让我们想疯狂地与其打一架。我们得知公众人物参与了不道德的性关系，会引发我们对其强烈的厌恶和轻蔑。甚至我们读到描述品质缺陷（如表5—1中的那些词语）中的词语时，也会引发我们消极的道德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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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道德谴责非常有效，因为它反过来也会激发冒犯者的消极情感，让其感觉很糟糕，而仅仅是蔑视的或轻蔑的一瞥就会立即引起其羞愧、尴尬和内疚。随着我们逐渐被社会化，避免产生这类心理痛苦的意愿会使我们不去想那些会招致别人批评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在派对上衣着不得体、从事丑恶可耻的不正当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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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这些积极的和消极的道德情感，从而更突显了其产生的力量。但就像其他行为机制一样，人们在这方面的个体差异很大。有些人很容易感受到感恩、同情和崇高等情感，但另一些人更容易感受到厌恶、愤怒和轻蔑等情感；有些人（反社会者）总是在欺骗别人，而另一些人（偏执狂）专门发现骗子；有些人（回避型的人）特别容易感到尴尬，而另一些人（精神分裂者）对指责的眼光不太敏感。然而，尽管人们对情感体验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但大多数人更容易体验、识别出积极的和消极的道德情感，并对其作出反应。所有这些都符合达尔文的观点，即人类已经进化出了先天的心理工具，并为道德行为提供了生物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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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文化，共同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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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本能和情感只是为我们的道德提供了原始材料，而文化则为我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细节。正如达尔文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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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语言的力量并且表达出社群的愿望之后，每个成员为了公共利益应该如何做所达成的共识很自然就成为其首要的行为指南。就像其他本能一样，习惯会大大加强社会本能，因此社会本能要服从社群的意愿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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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的意愿和判断会随文化的不同而发生很大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奥尔波特觉得不得不消除人格科学研究中的“品质”概念的原因。然而，克里斯多夫·彼得森（Christipher Peterson）和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所领导的一批心理学家却对此提出了挑战。在研究了东西方主要的宗教与哲学传统后，他们发现，有大量品质普遍受到赞誉。在所有文化中被高度评价的优秀品质可以被归纳为六大类，他们称其为6种核心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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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制——如自我控制、节俭和避免无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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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气——如在面对内部或外部的反对时，有助于实现目标的勇气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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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慈——如涉及照顾他人、帮助他人的善良和有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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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如有利于社群生活的公平和公民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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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如思想开放和热爱学习，有利于获取和运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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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然——如敬畏与灵性，与更广阔的世界形成联系，提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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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者也认可了品质的普遍优势，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克洛宁格（Robert Cloninger）发展出了自己对品质的分类方法。在他看来，品质有三个主要构成，他将其称为自我指导、合作和自我超越。自我指导指的是通过保持有意义的、责任感和随机应变，实现自我控制，它与节制、勇气重叠；合作指的是通过感同身受、同情和有原则，形成对彼此有利的关系，它与仁慈、公正重叠；自我超越指的是通过保持精神崇高、明智和理想主义，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参与其中，它与智慧、超越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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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认识对核心美德的普遍推崇，也并不排除不同文化所强调的重点。事实上，各种文化对不同美德的重视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在思考某人具备的品质时，重点既要关注某人表达普适价值观的方式，又要关注其表达基于文化的价值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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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的价值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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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基于文化的价值观的差异，人类学家理查德·史威德（Richard Shweder）将每种文化的道德秩序分为三类，它们类似于克洛宁格用来描述个体类别所用的分类。史威德将他的类别称为自治的道德（类似于自我指导）、社群的道德（类似于合作）和神性的道德（类似于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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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自治的道德将每个人都看成是自由的代理人。其主要目的是使个人权利最大化，以实现个人卓越。但是自治的道德也将自我实现的个人权利与所有人拥有的平等自主权所作的承诺进行了平衡。在当代许多非宗教文化中，这是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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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社群的道德则正好相反，个体通过牺牲一些自主权，从而在有组织的群体中获得一席之地。其将家庭和社群看成是最重要的实体，每个成员都必须保护家庭和社群的诚信和声誉。其主要是从社会角色和职责的角度而不是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个人。其主要道德主题——责任、等级和相互依赖，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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