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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本能和情感只是为我们的道德提供了原始材料，而文化则为我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细节。正如达尔文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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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语言的力量并且表达出社群的愿望之后，每个成员为了公共利益应该如何做所达成的共识很自然就成为其首要的行为指南。就像其他本能一样，习惯会大大加强社会本能，因此社会本能要服从社群的意愿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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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的意愿和判断会随文化的不同而发生很大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奥尔波特觉得不得不消除人格科学研究中的“品质”概念的原因。然而，克里斯多夫·彼得森（Christipher Peterson）和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所领导的一批心理学家却对此提出了挑战。在研究了东西方主要的宗教与哲学传统后，他们发现，有大量品质普遍受到赞誉。在所有文化中被高度评价的优秀品质可以被归纳为六大类，他们称其为6种核心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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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制——如自我控制、节俭和避免无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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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气——如在面对内部或外部的反对时，有助于实现目标的勇气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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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慈——如涉及照顾他人、帮助他人的善良和有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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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如有利于社群生活的公平和公民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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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如思想开放和热爱学习，有利于获取和运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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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然——如敬畏与灵性，与更广阔的世界形成联系，提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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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者也认可了品质的普遍优势，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克洛宁格（Robert Cloninger）发展出了自己对品质的分类方法。在他看来，品质有三个主要构成，他将其称为自我指导、合作和自我超越。自我指导指的是通过保持有意义的、责任感和随机应变，实现自我控制，它与节制、勇气重叠；合作指的是通过感同身受、同情和有原则，形成对彼此有利的关系，它与仁慈、公正重叠；自我超越指的是通过保持精神崇高、明智和理想主义，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参与其中，它与智慧、超越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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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认识对核心美德的普遍推崇，也并不排除不同文化所强调的重点。事实上，各种文化对不同美德的重视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在思考某人具备的品质时，重点既要关注某人表达普适价值观的方式，又要关注其表达基于文化的价值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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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的价值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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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基于文化的价值观的差异，人类学家理查德·史威德（Richard Shweder）将每种文化的道德秩序分为三类，它们类似于克洛宁格用来描述个体类别所用的分类。史威德将他的类别称为自治的道德（类似于自我指导）、社群的道德（类似于合作）和神性的道德（类似于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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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自治的道德将每个人都看成是自由的代理人。其主要目的是使个人权利最大化，以实现个人卓越。但是自治的道德也将自我实现的个人权利与所有人拥有的平等自主权所作的承诺进行了平衡。在当代许多非宗教文化中，这是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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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社群的道德则正好相反，个体通过牺牲一些自主权，从而在有组织的群体中获得一席之地。其将家庭和社群看成是最重要的实体，每个成员都必须保护家庭和社群的诚信和声誉。其主要是从社会角色和职责的角度而不是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个人。其主要道德主题——责任、等级和相互依赖，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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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神性的道德渗透在传统文化中，宗教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把每个人视为超越个体并为道德行为提供精神基础的广泛的普适设计。在有些版本中，每个人被看成是对神圣传统负责的承载者和代表，而不是世俗的互利主义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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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将道德体系分解成这三类不只是完成一个抽象的任务，它还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文化如何塑造个人的道德判断。例如，思考一下你对爸爸的称呼，这种称呼似乎微不足道。现代大多数美国人主要受自治道德支配，因此其直呼爸爸名字的行为可以被接受。但在史威德所研究的传统印度社会中，这种行为会被认为是极其不恭敬，其违反了家庭层序（社群）和神圣的自然秩序（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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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同样的方法也有助于理解美国人对堕胎行为是否道德产生的两种激烈的观点，两种观点的支持者都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这个例子中，支持可以选择堕胎的群体属于强调自治道德的亚文化，其优先考虑女性保护自己免受有害结果的权利，并且不太重视未出生的胎儿的生命权。与其相比，支持胎儿生命权的群体属于强调神性道德的亚文化，其优先考虑所有人类灵魂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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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其所属文化的价值观来看，我们很容易看出被赋予了道德本能和道德情感的两群人是如何强烈地反对不同的立场。在评判个体的品质时，应该将具有文化特异性的价值观与其受到普遍赞誉的价值观上的等级区分开。其受文化所支配的宗教、政治和哲学世界观，与其在节制、勇气、公正、仁慈、智慧和超然上的评分等级之间几乎不存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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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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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将具有文化特异性的价值观与评判某人品质的普适价值观区分开的重要性，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杰明·富兰克林。他非常适合作为探讨对象的原因之一在于，人们对其人格方面存在着强烈的争议。尽管每个人都承认，富兰克林作为开国者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有许多批评者质疑其道德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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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争议的重心在于富兰克林将哪些美德纳入了13种美德中，以及他遗漏了哪些美德。如果你仔细查看这个清单，你会看到几乎所有的美德都出自自律和自我组织的策略，即自治的道德。对富兰克林的推崇者来说，这些实用的成功策略是值得效仿的。最近对其策略进行阐述的实例来自史蒂芬·柯维（Stephen Covey）所著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People）一书，这本书描述了为实现富兰克林所鼓励的成功而需分步进行的计划。但批评者对富兰克林重点关注道德的实用性方面感到失望，谴责其忽视了道德更崇高、更鼓舞人心的方面。他甚至被指责代表了“新世界居民最不值得被称赞的品性——吝啬，过分热衷实用性，对灵性方面的事物缺乏兴趣。他的灵魂卑贱而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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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sacson）总结了几百年来有关富兰克林观点的这类极端评价，他认为这些有分歧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文化的，反映了美国人在富兰克林有生之年便已经形成对好品质的不同看法。正如艾萨克森所说：“富兰克林代表的立场是相对于浪漫主义的实用主义，以及相对于道德圣战的实际仁爱；其代表了宗教宽容，而非福音教派的信仰；其代表了社会流动行，而非更加空灵的崇高愿望；其代表了中产阶级的美德，而非优雅贵族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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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可能会赞同这种文化分裂的观点。但他接下来会试图说服你，表明自己选择的是正确的立场。首先他会指出，强调自我发展并非纯粹的自私，而是为了帮助其他人。他会争辩自己的灵魂并非卑贱而低劣，而是致力于很多崇高的理想，比如人权，并且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来实现它们。至于灵性，他会告诉你，他自己也很重视它，但他已经把童年时崇拜的清教徒般的上帝替换成仁慈的上帝：“他很高兴看到自己所创造的人获得幸福，他很高兴看到我具有道德感。”为了表达对这位仁慈的上帝的信仰，富兰克林在他13种美德的表格中添加了包含以下内容的每日祈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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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强有力的上帝！慷慨的天父！仁慈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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