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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道德观点通常是对人的某些特征作出的本能反应，它使我们喜欢或讨厌某人。但为了了解某人，我们需要通过系统地评价这个人的优秀品质和不良品质，从而认真思考应对其作出的本能反应。一个好的开始就是考虑如何从品质的三个方面来衡量这个人：自我指导、合作和自我超越。通过查看这个人在6种核心美德上的表现，我们可以充实对他的评价。这6种核心美德分别是节制、勇气、仁慈、公正、智慧和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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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有意识的道德评价时，我认为同样有必要留意相对于基于文化的标准以及对普适标准的依赖程度。我发现这些标准在评价克林顿和奥巴马品质上的优点与缺陷时很有用。现在，我邀请你在头脑中对他们进行道德评价。我意识到，自己持有的文化偏见会让我把注意力转向他们的人生故事时的思想变得更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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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讨人生故事的过程就像打开了细节的水闸，在对相对抽象的倾向、模式和美德的考察中，这些细节会被忽视。正是在这些故事的背景中，我们能够吸收很多造成这些人具有独特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涉及生理特点，比如性别和外表；涉及社会经济因素、种族因素、宗教因素和文化因素；涉及家庭结构和教育机会；涉及好运或噩运。如果我们没有形成关于某人人格的暂时评价，接收如此大量的信息会让我们无从招架。用我描述的方式形成对某人人格的暂时评价后，我们就可以试着理解其他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某人的身份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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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和克林顿再一次成为很好的例子，因为他们在自传中讲述了很多自己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他们解释了自己在应对一系列挑战、机会和好运时所采取的思考方式。因此，我们通过读他们的自传可以获得有关他们个人传奇经历的很多线索。如果通过建立倾向、模式和道德品质的概况，你已经形成了对他们的暂时评价，那么阅读他们的自传会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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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和克林顿的故事有很多共同点。两人都是雄心勃勃、勇于冒险的妈妈的第一个孩子。两人和生父都没有什么来往：克林顿的生父在其出生前死于车祸；奥巴马的生父在其两岁时出走，后来也死于车祸。两人小时候都和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们都有继父，两个人都是在40岁中期当选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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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形成的身份和所走的道路非常不同。克林顿在高中上到一半时就选择了政治生涯。他在自传中写道：“在16岁的某个时刻，我决定要成为选举官员，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我知道自己在公共服务领域中会非常棒。”他17岁时作为阿肯色州（Arkansas）的代表来到白宫，参加一个向高中生介绍联邦政府的会议。他冲到队伍最前面，和肯尼迪总统合影。在乔治城上大学时，他在阿肯色州参议员富布赖特（Fulbright）的身边做实习生，从而在公共服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从耶鲁法学院（Yale Law School）毕业一年后，28岁的克林顿参加了国会竞选。他在32岁时当上了阿肯色州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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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用了更长的时间搞清“自己是谁”。他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自己是黑白混血儿，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他是来自肯尼亚“黑得像沥青一样”的父亲和来自美国堪萨斯州“白得像牛奶一样”的母亲的儿子。奥巴马由白人外祖父母抚养长大，在夏威夷享有盛誉的普纳荷学校读书时，他认为自己明显的非洲出身跟班上的同学非常不一样。他花费很多青春时光用在“试图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美国黑人”上。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并在纽约体验生活之后，他来到了芝加哥南部，将自己浸渍在非裔美国文化中，作为一名社区组织者努力实现社会公正，并建立起了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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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树立起明确的目标后，奥巴马准备通过就读哈佛大学法学院来实现这些目标。他甚至准备实现更高的目标，成功地被选为《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的主编。这些使其赢得了全国性的关注，并带来一本《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的书的合约。这为他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奥巴马身上发生的其他一些事件已众所周知了。因为他具备的才智、教育程度、激励黑人和白人选民的能力，以及莉莎·芒迪（Liza Mundy）为其总结的“一系列幸运事件”，奥巴马跃居最高职位，在47岁时当选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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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和克林顿的故事的差异体现在其目标和所形成的身份上。克林顿的主要目标是利用他的好口才成为政治领袖，这个目标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下来。他对被赞美比对具体的政治主张更感兴趣，他很容易在重要的问题上改变立场，这既给他带来了成功，也带来了谴责。逃过重大丑闻这一劫后，他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享受着他渴求的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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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奥巴马对改变世界而不是众人的热情赞美更感兴趣。他提倡的引导性主题是把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这显然与他个人具有相关性。正如他在《无畏的希望》（The Audacity of Hope）一书中告诉我们的：“我们正在变得更加相像，而不是更加不像。我们的身份不断发生着混杂，然后再以新的方式凝聚。人们所持的信仰不断经过那些可预测的困境。肤浅的期望与简单的解释不断被颠覆。”奥巴马真正致力于这个愿景，他把自己2008年的当选看成是社会和谐和友爱团结进一步发展的证据。虽然他的努力受到了政治反对派的抑制，但他坚持自己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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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像克林顿和奥巴马这样经历丰富的故事，但每个人故事中的基本要素都是相同的。特质、天赋、价值、环境和运气构成了我们的故事，我们可以在每个人的人格整体评价中发现其作用。为了汇总出整体的评价，我认为遵循本章讨论的步骤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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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记住我们共同的人性以及人格发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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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大五人格的简要描述，注意其突显出来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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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寻找可能导致问题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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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普适的和基于文化的标准进行道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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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倾听这个人的故事，将其与你的观察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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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将突出的部分整合成一种人格描述，其强调了你认为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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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遵循这些步骤，我的观察变得有序了。建立了总体看法后，接下来我会留意这个人在哪些情境会偏离其通常采取的方式。通过接收这个人不一致的信息，我可以丰富对他的评价和描述。我最终会得到对这个人的生动写照，它合并了我在一步步过程中添加的各个部分。一旦完成，我便会把它看成一个整体。虽然我总是解构这些评价和描述并为其加入一些重要的新信息，但可以在头脑中把它作为修订后的直觉来使用。它依然触手可及，可以随时被调用，并且现在还被加入了经系统化的、有意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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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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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化地构建人格评价和描述不仅能帮助你了解一个人，而且有助于你更清晰地思考可能会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人能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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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所关注的特征。大五人格倾向在人的成年早期便趋于稳定，到中年时则会变得更加稳定。在你形成了对某人倾向和模式的清晰看法后，最好假定你的这些看法会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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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受到文化强烈影响的价值观有时会发生很大改变。在稳定的传统文化中，这种改变不会像在开放的文化中发生得那么频繁，比如在鼓励个人尝试的当代美国。尽管人的很多尝试都发生在其青春期和成年早期，但一些在强调自主的亚文化中长大的人，后来会被强调社群和神性的亚文化所吸引，甚至可能“获得重生”。在宗教亚文化中长大的人可能会放弃宗教，而选择世俗的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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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以及故事所表达的身份认同感也是可以改变的。发生的重要生活事件非常具有影响力，如结婚与离婚对人都具有重要影响。孩子出生或离开家独立生活都可能是其重要的转折点。找到一份好工作或失业都可能具有改变一个人的作用。在每种情况中，重大事件都会改变使人格保持稳定的环境因素，这让我们有机会再次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打算何去何从”。心理治疗同样能够促使我们对个人叙述进行修改，治疗成功与否似乎也取决于它。因此，如果你长期关注某个人，你会发现其个人神话发生了一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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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最感兴趣的改变可能更为直接、更加个人化。你希望这些改变在与你关系亲密的人身上发生，并且会以你满意的方式来改变其日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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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希望发生这样的改变，那么根据你从本书中学到的知识来重新思考它可能会有所帮助。你认为这个人现在令你讨厌的方面是什么？它是否符合你对其形成的整体人格描述？它是否与环境有关？它是否与文化有关？它是对特定环境因素的反映吗？你的行为是否引发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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