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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们再来看一个已经被裁决的杀人犯的例子。他杀死了两个人，并且在犯罪之前，他将自己的目的原原本本地写了下来。这些日记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他的犯罪过程和动机是什么。任何犯罪分子在作案前都不是没有任何计划性的，并且在他们的作案缘由中一定有着某些合理的成分。当犯罪分子在录制口供时，没有一个人不为自己的犯罪做辩解，他们对罪行的本身也会解释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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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看到了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即使罪犯，也不可逃离这一事实。但是，他们却极力想逃离这种责任感，让自己不再受此束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曾这样描述：拉斯柯尔尼科夫已经在床上思索了足足有两个月的时间，考虑自己是不是应该去犯罪。他不断地问自己：“我是拿破仑，还是胆小鬼？”罪犯就常常用这种方法去蒙骗自己，从而达到犯罪的目的。其实，罪犯很明白什么样的人生没有意义、什么样的人生有意义。但是，因为他们的软弱和胆怯，没有勇气去接受有意义的人生。正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奉献社会的能力，所以变得胆小怕事，以至于不敢尝试有意义的人生，因为要达成这一目标必须与人合作，而他们偏偏缺乏这种基本的合作精神。当罪犯想减轻自己身上的压力时，就会为自己找一些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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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是在杀人犯的日记中摘抄下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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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嫌弃我、轻视我，甚至连家人都不认我，我几乎痛不欲生了。我现在什么都不管了，我实在无法再忍受。我可以受别人的鄙视和冷漠，可是吃饭问题呢？肚子总是不听我的指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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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他为自己找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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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会死在绞刑架上，但是饿死和绞死又有什么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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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预言和挑战有着相同的作用。因为还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母亲告诉她的孩子：“我知道你早晚会将我勒死的。”果然，在孩子长到17岁的时候，将自己的母亲勒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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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杀人犯的日记中还这样写道：“既然怎样我都免不了一死，那么我还需顾及什么后果呢？连我喜欢的女孩都不理我了，现在我什么都没有，别人也对我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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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想得到所喜欢女孩的欣赏，可是他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更别提钱了。他认为女孩就是一笔财富，有了她恋爱婚姻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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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已经到了这一地步，结果我不是被别人解救，就是独自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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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再次解释一下，这样的人一般都想走极端或与人为敌。他们就像一个孩子，要么将所有的东西都给我，否则我就什么都不要。这两个极端总要选择其一的：挨饿还是绞死，解救还是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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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事都准备好了，就等这周四来临。我已经选好了谋杀对象，现在只等待机会。只要机会一到，我就可以作出惊天动地的大事，这种事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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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自己是不可一世的英雄，“这是很恐怖的事，并非人人可为”。他手持一把刀子，袭击了第一个男人，那人死在当场。这的确并非人人可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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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像赶着羊群的牧羊人，饥饿难耐之时也会让人异常痛苦。也许我再也无缘面对明天的太阳，可是我已经顾不得这些了。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就是饥饿，我已经无路可退。当我坐上了审判席的那一天，我的痛苦也就结束了。人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事付出代价，但这总好于被饿死。如果饿死了，我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关注。而我在行刑的时候，将会引来众多人的围观，他们也许会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也许有人会称我是一名敢作敢当的英雄。没人可以像我现在这样备受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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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他实际上并不是自己心中的英雄！在接受审问的时候，他这样说：“虽然我没有穿刺他的心脏，但是他死了。我知道我要被处以绞刑的，但是很遗憾，他穿着如此高贵的衣服，这是我这辈子都穿不起的。”如今他的作案动机已不再是因为饥饿，反而成了那人的衣服。他辩解道：“我当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这样的辩解我们常有耳闻。有时，罪犯为了推卸责任，常常先喝醉了再去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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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要想打破社会关注的束缚，需要有多大的决心。我想，在这些案例中，我已经将所有重点问题都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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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与超越 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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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前面所讲的问题，其实，罪犯和普通人一样，都想取得一种成功，为自己争得一个有利的地位。但是，他们的目标却是不同的。罪犯的目的总是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对别人没有任何益处，他们还时时逃避与人合作。然而社会却需要所有人共同合作、帮助、奋斗、支持。罪犯的目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社会没有任何益处，他们形成这种思想的原因我们在以后会详细论述。如今我们想说的是：要想真正了解一个罪犯，就要看其在合作中的失败程度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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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们的合作能力也是不尽相同的，有的这种能力较强，有的则较弱。比如，有人仅限于小偷小摸，有人则非大案不做；有人是主谋，有人则只是从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些犯罪经历，我们必须了解他们对人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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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生活方式和三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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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在四五岁时就已基本形成，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并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人生态度对其性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一个人认识到了自己性格的错误，才会去试图改变。在此，我们就明白了有些人犯了多次错误，受了多次挫折和侮辱，失去了生活的各种权利，却依然不去改变，继续犯同样的错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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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罪犯作案的主要原因并非经济问题，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生活艰辛、困苦时，犯罪率会上升。据统计，犯罪的数量有时和粮食的价格成正相关。但是，我们并不能说是经济形势影响了犯罪的增加。其实，这是在告诉我们人们的行为也是受到各种限制的。他们的合作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他们是无法充分与人合作的。如果那些仅存的合作精神被磨灭了，他们自然会想到犯罪。我们从一些事例中会发现，在环境很好的时候他们不会犯罪，可是一旦环境变换，他们就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时，他们的人生态度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将成为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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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体心理学的经验中，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罪犯不会关心人。他们虽然有着一定的合作精神，但是如果超出了他们接受的范围，就会犯罪。如果有些困难他们无法解决，他们就不再本本分分地生活。如果我们对人生中所面临的问题和罪犯遇到的困难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与人交往好像是人生中最大的问题，其余的都处于附属地位，并且要想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去关心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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