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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内向者的创造优势，有一个并不明显却有着强大影响力的解释，而且是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的解释：内向者喜欢独立工作，而孤独则是创新的催化剂。心理学大师汉斯·艾森克曾指出，内向者“会全神贯注于手头的任务，防止一切与工作无关的社交和两性问题的干扰”。换句话说，如果你在后院的一棵树下坐着，而其他人则在院子里举杯畅饮，那你就更有可能成为被苹果砸中的人。（牛顿是世界上伟大的内向者之一，威廉·华兹华斯曾称他为“一个永恒的精神／在思想的海洋里独自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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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孤独是创造力的关键所在，那么我们所有人可能都想要尝尝孤独的滋味。我们会教自己的孩子独立工作，我们会给员工们更多的隐私和自主权。但事实上，我们正朝着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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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概总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创造型个人主义的伟大时代。回顾起20世纪中叶，那个伯克利分校的研究者们开展创造性研究的时代，我们会感觉到优越感。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那个墨守成规的年代，现在我们在墙上挂着爱因斯坦的海报，海报上的他伸出舌头，一副打破旧习的样子。我们听着独立音乐，看着独立电影，在网络上发布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与众不同”（即使我们的想法是从苹果电脑著名的广告战中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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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在建构那些最重要的机构（如学校、单位）的方式上，就完全不同了。这是一个关于当代现象的故事，我姑且称之为“新集体思维”。该现象有可能扼杀工作中的生产力，并剥夺学童的某些技能，而这些技能是他们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里成就卓越的必备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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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集体思维将团队工作视为重中之重，它所坚持的观念是，创造力和智力成果来源于群居之地。这种观念有着众多强大的支持者。“创新——知识经济的心脏——从根本上说是带有社会性的。”杰出的记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如是说。组织顾问沃伦·本尼斯则宣称“个人的智慧永远不及集体的才能”，在他的著作《组织天才》（Organizing Genius）的第一章里，开篇就预示了“大集团”以及“伟人时代的终结”。克莱·舍基在《未来是湿的》（Here Comes Everybody）一书中写道：“许多我们所认为的个人思维领域的工作，实际上也需要团队来完成”，即使是“米开朗琪罗也有助理来帮忙粉刷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他没有考虑到的是这些助理的工作可能会互换，而米开朗琪罗却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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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集体思维为众多企业所青睐，在这些公司里，把劳动力整编成工作小组的做法越来越流行，并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广泛普及。据管理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摩根森统计，到2000年，美国企业中约有一半在运用团队管理体系，而今天，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使用这种方式。一项最近的调查显示，90%的高管人员都认为团队是成功的关键。顾问斯蒂芬·哈维尔告诉我，在2010年同他合作过的30家主要机构中，包括彭尼公司、富国银行（Wells Fargo）、戴尔电脑以及保诚集团（Prudential），他甚至找不出一家没有使用团队管理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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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团队中，有一部分是虚拟的，他们在相距甚远的地方共事，而其他团队则需要大量的面对面的互动，包括团队建构练习和务虚会等形式，在线分享日程安排以确定能否参加会议，其工作场所为员工提供的隐私空间也非常有限。如今，员工们都在开放式环境中办公，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没有自己的房间，唯一的墙壁就是那些起着支撑整个大厦作用的主墙，以及高管在每个人之间设计的那些隔断。事实上，如今超过70%的雇员都在开放式工作环境中办公，使用这种办公环境的公司包括宝洁公司、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美国铝业公司（Alcoa）和亨氏公司（H.J. Hei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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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员工的工作空间，由20世纪70年代的人均500平方英尺，减少到了2010年的200平方英尺。这个数据来自彼得·米斯科维奇，他是房地产经纪公司仲量联行（Jones Lang LaSalle）的总经理。斯蒂尔凯斯（Steelcase）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哈克特对《快公司》杂志的记者说：“如今，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个从‘我’到‘我们’的转变。过去，员工们通常是在‘我’的话语环境下独立工作的。现在，小组协作或者团队合作被大家广泛认可并提倡。我们的产品就是为了方便小组作业而设计的。”而斯蒂尔凯斯的竞争对手，同为制造商的赫曼米勒公司（Herman Miller，Inc.）不仅引进了为了顺应“走向合作和工作区域的团队化”发展的新家具设计，还将公司的高管人员也由私密的办公室外移到开放式的办公空间。2006年，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拆除了一座教学楼，部分原因就是这座教学楼没有为大群体互动而设置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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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集体思维同样也在我们的学校里有所体现，方式就是“协作”或“小组学习”教学模式的日益普及。在很多小学里，传统的面对老师的排座方式已经被豆荚形的排座方式所取代，这种排座方式是由四张或者更多的课桌摆在一起，以促进各种各样的小组学习活动。就连数学、写作这样本应独立完成、独自思考的科目，也被当成小组学习来教授。有一次我参观了一个四年级的教室，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标语写着“小组作业规定”，其中包括“你只能向老师询问小组内所有成员都有疑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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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一次对1 200多名四年级和八年级老师的全国性调查显示，55%的四年级老师更倾向于小组学习，只有26%的老师认为教师主导的方式更好。仅有35%的四年级老师和29%的八年级老师会在一半以上的课堂时间上进行传统的授课，而42%的四年级老师和41%的八年级老师会分配1/4的上课时间给小组学习。在较年轻的老师中间，小组学习的模式更普遍，这就意味着这种趋势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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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合作方式有着进步的政治根源——理论上讲，学生们在从别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但是，从我在纽约、密歇根和佐治亚采访的公立小学和私立小学的老师来看，这种模式也会训练孩子们在美国企业团队文化中进行有效的自我表达。“这种教学风格反映了商界所带来的影响。”一位曼哈顿公立学校的一年级老师告诉我，“在商界，人们对其他人的尊重不是基于他们的创造力和洞察力，而是源于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你要做一个会讲话的人，还要能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是一个以其他标准而非功绩来衡量的精英主义。”一位佐治亚州迪凯特的三年级老师解释说：“如今，商业成为团队作业的世界，在学校的孩子们也是如此。”教育顾问布鲁斯·威廉斯则称：“合作学习可以提升团队工作的技能，这种技能在工作领域是必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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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同样认为领导力训练是合作学习中的一个主要收获。事实上，我所遇到的老师似乎都更关注培养学生们的管理技能。我参观位于亚特兰大市中心的一所公立学校时，一位三年级的老师指出，安静的学生喜欢“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我们让他在某个早晨负责学校的安全巡逻，这样他也有了做领导者的机会。”她这样向我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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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这位老师是和蔼而善意的，但我不知道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渴望成为传统意义上的领导者，那么对于那些像这个要负责安全巡逻的学生而言，他们的状态会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善——要知道，有的人希望和谐地融入到小组之中，也有一部分人希望独立于小组之外。通常情况下，那些创造力非凡的人都是后者。正如珍妮·法拉尔和莱奥妮·克龙堡在《领导力发展的资优与才干》中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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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外向者通常会在公共领域获得领导权，但内向者则会在理论和美学领域获得话语权。那些出色的内向型领导者，比如查尔斯·达尔文、玛丽·居里、帕特里克·怀特以及亚瑟·博伊德，都曾在思想界开拓了新的领域或者重塑了已有的知识架构，他们生命中很长的一段岁月都是在孤独中度过的。因而，领导力并不只诞生于社交情境下，同样会产生于更多的孤独情境，比如在艺术中发展新技术、创造新哲学、撰写深刻的书籍以及在科学领域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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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集体思维的出现时间，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合作学习、企业团队作业以及开放办公环境计划在不同的时间出现，而且出现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但是，推动这些趋势整合的强大力量是互联网，它为“协作”这个概念增添了冷静和庄严的气息。在互联网上，那些令人震惊的创作是通过智慧的碰撞而诞生的：Linux，资源开放式操作系统；维基百科，在线百科全书；MoveOn.org，草根政治运动。这些集体的大制作所产生的效果呈指数增长，远远大于各个部分相加的总和，它们是如此让人心生敬畏。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开始崇拜这种蜂群意识、集体的智慧，以及集思广益的奇迹。“协作”从此变成了一个神圣的概念，是成功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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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后我们便更进一步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开始重视透明度的价值，并且推翻了那些挡住视线的墙——不仅仅是在网络上，也在个人生活上。我们没有意识到，那些在网络条件下对异步性和相对匿名性的互动起作用的因素，可能在面对面的、政治味十足、有噪声限制的开放办公空间里起不到任何作用。我们没有区分网络互动和面对面互动，因为我们总是用其中某一种经验断言另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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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人们谈论新集体思维的某些方面，比如开放办公空间时，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提到网络。Mr.Youth社会营销公司的总裁丹·拉方丹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采访时说：“员工们会把他们一辈子的时间都用在Facebook、Twitter以及其他的一些地方。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在上班时间把自己藏在一堵墙后面。”另外一名经理顾问也对我讲了类似的话：“办公室的墙，真的正如它听起来的那样——屏障。你的思维方式越新鲜，你就越不想要有界限。那些设置开放办公空间的公司都是些年轻的公司，就像互联网一样，只是一个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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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促进面对面的小组工作上的作用，简直就是讽刺。因为早期的互联网充当的是中介的角色，用以联系那些内向的个体——同法拉尔和克龙堡所描述的那种享受孤独的领导者基本相似——让他们聚集在一起颠覆和超越那些寻常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据一项1982~1984年间的研究显示，绝大部分最早的计算机爱好者都很内向，1 229名研究对象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计算机专业从业者。“开放的资源会吸引内向者，这是一个从科学上讲得通的真理。”一位硅谷的顾问及软件开发商戴夫·史密斯说。他所指的是通过向网络公众开放源代码，并允许他人复制、改进和传播的方式来生产软件。许多人的动力源于渴望投身于开拓应用更广泛的产品，并希望他们的成就能够在看重的领域里获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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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早的开放式源代码的创作者并不在共享式的办公区域工作，他们甚至都不在同一个国家生活。他们的合作都发生在互联网中，这一点值得注意。如果你把那些创建了Linux的人聚集到一起，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巨大的会议室里待上一年，并且要他们开发一个新的操作系统，那就要怀疑会不会有像Linux这样具有革命性的系统产生了——至于原因，我们将会在本章的以下部分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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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从15岁起学习国际象棋。在这个方面他比较在行，于是他觉得在午餐时间的象棋比赛中，他可以完胜其他同学。直到有一天，班里棋艺最差的一个男孩开始场场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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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森对此感到很疑惑。“我是真的想了很多，”他在同《一万小时天才理论》的作者丹尼尔·科伊尔的一次访谈中回忆道，“为什么那个我曾经轻易击败的男孩，如今会如此轻松地战胜我？我知道他在学习，他还会去国际象棋俱乐部，但是究竟发生了什么？真相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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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问题推动了埃里克森的整个职业生涯：那些卓越的精英如何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中变得如此伟大？埃里克森为了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多个领域都进行了研究，包括国际象棋、网球和古典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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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埃里克森及其同事比较了三组西柏林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的精英。研究者让教授将学生分成三组：“最棒的小提琴家”的A组，这一组学生最有可能成为国际独奏演员；“优秀的小提琴家”的B组以及意在将其培养成小提琴老师而非表演家的C组。然后，他们采访了这些学生并要求他们详细记录其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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