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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许多孩子果然如卡根所料，表现出了或内向或外向的性格特征。那些高度应激的婴儿，也就是那20%会对手机铃声作出反感表现的婴儿，更有可能发展为严肃、谨慎性格的人。而那些低度反应的婴儿，即那些相对安静的孩子，则可能成为自信而悠闲的类型。换句话说，高度应激群体和低度应激群体所对应的性格类型便是内向型群体和外向型群体。正如卡根在1998年出版的作品《盖伦的预言》（Galen’s Prophecy）中所写：“75年前荣格对内向者和外向者进行了描述，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分类恰恰准确对应了高度应激和低度应激的青少年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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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根对其中的两名青少年进行了描述：保守型的汤姆和外向型的拉尔夫，这两人的性格可谓大相径庭。汤姆从孩提时代就表现出了腼腆的性格特征，在学校里表现优秀，善于观察而安静，一门心思都在自己女朋友和父母身上，容易忧虑，喜欢独立学习和思考问题，他希望成为一名科学家。卡根写道：“他同其他著名的内向者一样，在孩提时代很腼腆。”这里，卡根将汤姆同T·S·艾略特以及数学家、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相比，指出汤姆所选择的人生是思维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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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拉尔夫则恰恰相反，他放松而自信。他同卡根的研究小组之间的交流就像与同龄人一样，丝毫不把对方当成年长自己25岁有余的权威人士。虽然拉尔夫非常聪明，但是最近却在英语和科学科目上挂了科，原因是他一直吊儿郎当地上着课。可这丝毫没有困扰到拉尔夫，他欣然承认了自己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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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temperament）和个性（personality）之间的区别是心理学家们一直关注的问题。性情通常指与生俱来的，从生物学角度讲是基于行为和情绪的，而这些是可以从婴幼儿时期就能观察出来的；而个性的形成则是一个复杂的酝酿过程，是文化熏陶和个人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人将性情比喻为地基，个性则是建筑。卡根的工作就是把某些婴儿的性情同青少年时期的个性特征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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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卡根又是怎么知道那些挥舞手臂的婴儿可能会长成像汤姆那样谨慎、敏感的人呢？或者那些安静的孩子为什么会成为像拉尔夫那样性格豪爽，对学校不屑一顾的少年呢？这个答案其实就存在于他们的生物学本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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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观察孩子们在陌生情境下的行为反应，卡根的研究小组还测量了他们的心率、血压、手指温度，以及一些其他的神经系统指标。卡根之所以测量这些数据，是因为他认为这些都由大脑内一个重要的器官所控制，这个器官就是杏仁核。杏仁核位于大脑边缘系统中较深的部位，这是一个古老的脑部网络系统，即使在那些较为原始的动物，如小白鼠体内也存在着。这个网络有时也会被称为“情绪脑”，我们很多同动物相似的基本欲望都是受其控制的，如食欲、性欲、恐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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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核是大脑的情绪交换机，接收感官信息，然后将信号传递到大脑的其他部分以及神经系统，从而作出反应。而其职能之一，就是即时检测环境中出现的新的或带有威胁性的事物——从飞盘摩擦空气的声音到蛇吐芯子的嘶嘶声——并且将这些信号迅速传递给人体，以作出应对或逃离的反应。当飞盘直冲你的鼻子飞来时，杏仁核就会告诉你闪避。当响尾蛇蓄势待发准备要咬你时，杏仁核就会通知你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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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根假设这些婴儿中，杏仁核天生就异常兴奋的婴儿在面对陌生对象时，会摆动身体并号啕大哭，这类人长大后，在遇到陌生人时更有可能会产生警惕情绪。而这个假设也恰好在卡根的实验中得以证实。换言之，那些婴儿像摇滚明星一样挥舞自己的手臂，并不能说那是外向性情所致，只是因为他们小小的身体在面对新的视觉、听觉和嗅觉冲击时反应过激，他们就是“高度应激群体”。而那些安静的婴儿之所以表现出安静，也不是说他们将来会成为内向者——事实恰恰相反——只是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面对新鲜事物时会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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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个孩子来说，其杏仁核越活跃，心率就可能越高，瞳孔扩张得越大，声带收缩得越紧，唾液中皮质醇（一种压力荷尔蒙）的含量就会越高，也就是说，他在面临新事物或刺激时，所感受到的紧张感越多。高度应激婴儿在成长过程中会继续面临不同的未知情境，从第一次上游乐园到第一天去幼儿园认识新同学。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他们面对陌生人时的反应上，比如第一天入学，他会怎么做呢？当她在生日会上看到满是不认识的小朋友时，她会不知所措吗？但我们的观察是在普遍情况下，这些孩子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程度，而不单单是面对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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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应激和低度应激可能并不是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唯一的生物学表征。很多内向者并不是所谓的高度应激群体，而一小部分高度应激的孩子长大后却成为了外向者。尽管如此，卡根数十年的一系列研究发现标志着我们在解读性格类型方面有了巨大的突破——这其中包括了我们的某些价值判断。外向者有时被认为是“亲社会的”（pro-social）群体——这意味着他们关心他人；而内向者则往往被贬低为不合群。然而，在卡根的实验中，这些婴儿的反应跟与人之间的交往没有任何关系。那些让孩子们哭号（或者不做声）的只是一些物品而已。他们四肢的舞动（或者保持冷静）是对气球爆炸所作出的回应。那些高度应激的婴儿并没有厌世的情绪，他们只是对周围的环境更加敏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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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孩子神经系统的敏感性似乎不仅与能注意到可怕的事物有关，也与平常的事物有关。高度应激的孩子对于人和事物所持的态度被心理家们称为“警觉注意力”（alert attention）。他们在作决定之前一定会比其他人斟酌更久，在选择前，会来回打量对比很久。他们似乎觉得——有时是有意的，有时是无意的——观察越深入，他们从这个世界上获取的信息量就越大。在卡根一系列早期的研究中，他让一组一年级的孩子来玩一组视觉匹配游戏。他先给每个孩子看一张坐在椅子上的泰迪熊的照片，然后又给他们看了6张类似的照片，其中只有一张是完全匹配的。那些高度应激的孩子要比其他人花更多的时间在所有的备选图片上，而他们选择正确的概率也更高一些。之后，卡根又让这组孩子玩文字游戏，他发现这些高度应激的孩子同样比那些冲动的孩子读得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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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应激的孩子也会对他们注意到的事物思考和感受得很深切，并且总能在每天的经历中发现更深层次的差别。这一点表现在不同的方面。如果这个孩子是社交导向的，那么她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来思索她眼中的他人——为什么贾森今天不愿意同别人分享自己的玩具，为什么尼古拉斯不小心撞到了玛丽会让她如此生气。如果他有某种特定的爱好，例如猜谜、画画、建造沙堡，那么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通常精神会格外集中。研究同样表明，如果一个高度应激的孩子不小心弄坏了别人的玩具，她会比低度应激的孩子感受到更为强烈的内疚和懊悔。当然了，所有的孩子都会感知周围的环境和情绪，但是，那些高度应激的孩子似乎能够感知得更多一些。科学记者温妮弗雷德·加拉格尔在一篇报道中写道，如果你问一个7岁左右的高度应激孩子，应该如何同朋友分享一个令人垂涎的玩具，他通常会给出一个复杂的策略，比如“按照姓氏的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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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来说，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就难多了。”加拉格尔写道，“因为他们敏感的特质和精心的安排，对于严苛的校园生活来说并不适用。”在下一章里，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特质——警觉、细微之处的敏感、复杂的情绪等，这一切都可能成为被我们低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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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卡根的苦心记录中可以得出，高度应激性是内向性格的一种生物学基础（我们将在第7章探讨另外一种可能的模式），然而他的发现并不完全有效，因为这些只能对我们感觉到的事物进行证实。卡根的某些研究甚至掉进了境界文化（the realm of cultural ）的泥淖。例如，他认为，基于他的数据，高度应激性与部分身体属性也存在关联，比如蓝眼睛、过敏、花粉症等，高度应激群体通常也比其他人群在体形上要偏瘦，而且面部较窄。这样的结论未免失之投机，不禁让人想起了19世纪从人的头盖骨形状来占卜其灵魂的做法。但不管这究竟准确与否，它确实是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在虚构或安静、或内向、或智慧的人物形象时，都会在其身体特征上予以表现。似乎这些生理倾向都已经深埋在我们文化的潜意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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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迪士尼电影为例，卡根及其同事认为，迪士尼动画的制作人在创作动画人物时，不知不觉领悟到了高度应激性的真谛。他们所创造的敏感的人物形象，如灰姑娘、匹诺曹（Pinocchio）和迷糊鬼（Dopey）都是蓝眼睛，而那些傲慢的角色，像灰姑娘继母家的姐姐们、爱生气（Grumpy）以及彼得·潘则都是深色的眼睛。在很多图书、好莱坞电影里，甚至是电视节目中，那些人物角色往往在遭遇让人涕泪俱下的不幸后奋发图强，有点对社交应酬不知所措，却在内在思维方面比如吟诗作赋或天体物理学等方面天赋斐然（就像伊桑·霍克在《死亡诗社 》中的角色）。卡根甚至认为有些男人喜欢皮肤白皙和蓝眼睛的女人，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就把这种形象定义为了敏感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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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关于性格的研究同样认为外向性格和内向性格是有生理基础的，甚至是基因决定的。而最常见的一种来分析究竟是天生决定性格还是后天养成性格的方式，就是比较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性格特征。同卵双生是由同一受精卵分裂而来，因而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而异卵双生则是来自不同的卵细胞，因而平均只有50%的相同基因。因此，如果你通过双胞胎来测量内向或外向水平，并且发现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存在更多的相关性——这也正是科学家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研究中所证实的，即使这对双胞胎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你就有理由说明这种特征是受基因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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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中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可结果却始终表明，内向和外向就像其他主要的性格特征，如随和和自觉性，确实约有40%~50%由基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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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生理学对于内向的解释真的是充分的吗？当我第一次读到卡根的《盖伦的预言》时，我激动得难以入眠。从这部本中，我看到了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还有我——事实上，简直就是整个人类——通过静态神经系统反应这面镜子，整齐有序地划归了出来。这仿佛就是几个世纪以来对于人类性格之谜的哲学探究，引领了此刻如此清晰的科技之光的闪耀。最终，关于这个先天与后天的问题有了一个简单明了的解答——我们先天预设的性情，强有力地塑造了我们成年之后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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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事实真的就这么简单吗？我们真的可以将内向和外向性格简单归结到天生的神经系统上吗？我认为我是继承了高度应激神经系统的人，可我的母亲说我小时候却是一个很安静的小孩，不是那种会对一个爆破的气球哭号不止的类型。我是个会疯狂地自我怀疑的人，可我却有一股勇气深埋在我的信念之中。每当我初次走进一个陌生的城市，我都会感到莫名的恐惧和不安，可是，我却对旅游痴迷不已。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非常羞涩，可是如今我已经走出了那个困境。还有，我不认为这些矛盾是不寻常的；很多人在性格中都有着不和谐之处。而人们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是吗？再来看看自由意志，是的，我们不能控制我们是谁，可是我们能决定我们要成为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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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私下拜访卡根教授来搞清楚这些问题。我对卡根教授的尊敬不仅因为他的研究发现让人觉得信服不已，还因为他在先天–后天这个论题上所代表的分量。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1954年，那时他所持的观点是“后天养成性格”，这是当时随着科研机构建立所衍生出来的观点。当时，这种“性情天生”的观念是一颗政治炸弹，引发了纳粹优生学的恐怖和白人至上的种族观念。相比之下，孩子就像白纸一样，他们有无限的可能性，那么以他们为基础呼吁国家的民主就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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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研究的进行，卡根也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我曾经深陷于我所得出的数据。”他说，“性情这个东西，要比我想象中的、比我情愿相信的还要强大。”他早期对于高度应激儿童的研究发现发表于1988年的《科学》杂志上，并使“性情天生”这种观念得以广泛流传，部分原因就是他“后天养成家”的声誉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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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可以帮我解答“先天–后天”这个问题，我希望那个人会是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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