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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个孩子来说，其杏仁核越活跃，心率就可能越高，瞳孔扩张得越大，声带收缩得越紧，唾液中皮质醇（一种压力荷尔蒙）的含量就会越高，也就是说，他在面临新事物或刺激时，所感受到的紧张感越多。高度应激婴儿在成长过程中会继续面临不同的未知情境，从第一次上游乐园到第一天去幼儿园认识新同学。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他们面对陌生人时的反应上，比如第一天入学，他会怎么做呢？当她在生日会上看到满是不认识的小朋友时，她会不知所措吗？但我们的观察是在普遍情况下，这些孩子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程度，而不单单是面对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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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应激和低度应激可能并不是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唯一的生物学表征。很多内向者并不是所谓的高度应激群体，而一小部分高度应激的孩子长大后却成为了外向者。尽管如此，卡根数十年的一系列研究发现标志着我们在解读性格类型方面有了巨大的突破——这其中包括了我们的某些价值判断。外向者有时被认为是“亲社会的”（pro-social）群体——这意味着他们关心他人；而内向者则往往被贬低为不合群。然而，在卡根的实验中，这些婴儿的反应跟与人之间的交往没有任何关系。那些让孩子们哭号（或者不做声）的只是一些物品而已。他们四肢的舞动（或者保持冷静）是对气球爆炸所作出的回应。那些高度应激的婴儿并没有厌世的情绪，他们只是对周围的环境更加敏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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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孩子神经系统的敏感性似乎不仅与能注意到可怕的事物有关，也与平常的事物有关。高度应激的孩子对于人和事物所持的态度被心理家们称为“警觉注意力”（alert attention）。他们在作决定之前一定会比其他人斟酌更久，在选择前，会来回打量对比很久。他们似乎觉得——有时是有意的，有时是无意的——观察越深入，他们从这个世界上获取的信息量就越大。在卡根一系列早期的研究中，他让一组一年级的孩子来玩一组视觉匹配游戏。他先给每个孩子看一张坐在椅子上的泰迪熊的照片，然后又给他们看了6张类似的照片，其中只有一张是完全匹配的。那些高度应激的孩子要比其他人花更多的时间在所有的备选图片上，而他们选择正确的概率也更高一些。之后，卡根又让这组孩子玩文字游戏，他发现这些高度应激的孩子同样比那些冲动的孩子读得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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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应激的孩子也会对他们注意到的事物思考和感受得很深切，并且总能在每天的经历中发现更深层次的差别。这一点表现在不同的方面。如果这个孩子是社交导向的，那么她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来思索她眼中的他人——为什么贾森今天不愿意同别人分享自己的玩具，为什么尼古拉斯不小心撞到了玛丽会让她如此生气。如果他有某种特定的爱好，例如猜谜、画画、建造沙堡，那么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通常精神会格外集中。研究同样表明，如果一个高度应激的孩子不小心弄坏了别人的玩具，她会比低度应激的孩子感受到更为强烈的内疚和懊悔。当然了，所有的孩子都会感知周围的环境和情绪，但是，那些高度应激的孩子似乎能够感知得更多一些。科学记者温妮弗雷德·加拉格尔在一篇报道中写道，如果你问一个7岁左右的高度应激孩子，应该如何同朋友分享一个令人垂涎的玩具，他通常会给出一个复杂的策略，比如“按照姓氏的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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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来说，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就难多了。”加拉格尔写道，“因为他们敏感的特质和精心的安排，对于严苛的校园生活来说并不适用。”在下一章里，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特质——警觉、细微之处的敏感、复杂的情绪等，这一切都可能成为被我们低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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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卡根的苦心记录中可以得出，高度应激性是内向性格的一种生物学基础（我们将在第7章探讨另外一种可能的模式），然而他的发现并不完全有效，因为这些只能对我们感觉到的事物进行证实。卡根的某些研究甚至掉进了境界文化（the realm of cultural ）的泥淖。例如，他认为，基于他的数据，高度应激性与部分身体属性也存在关联，比如蓝眼睛、过敏、花粉症等，高度应激群体通常也比其他人群在体形上要偏瘦，而且面部较窄。这样的结论未免失之投机，不禁让人想起了19世纪从人的头盖骨形状来占卜其灵魂的做法。但不管这究竟准确与否，它确实是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在虚构或安静、或内向、或智慧的人物形象时，都会在其身体特征上予以表现。似乎这些生理倾向都已经深埋在我们文化的潜意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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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迪士尼电影为例，卡根及其同事认为，迪士尼动画的制作人在创作动画人物时，不知不觉领悟到了高度应激性的真谛。他们所创造的敏感的人物形象，如灰姑娘、匹诺曹（Pinocchio）和迷糊鬼（Dopey）都是蓝眼睛，而那些傲慢的角色，像灰姑娘继母家的姐姐们、爱生气（Grumpy）以及彼得·潘则都是深色的眼睛。在很多图书、好莱坞电影里，甚至是电视节目中，那些人物角色往往在遭遇让人涕泪俱下的不幸后奋发图强，有点对社交应酬不知所措，却在内在思维方面比如吟诗作赋或天体物理学等方面天赋斐然（就像伊桑·霍克在《死亡诗社 》中的角色）。卡根甚至认为有些男人喜欢皮肤白皙和蓝眼睛的女人，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就把这种形象定义为了敏感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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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关于性格的研究同样认为外向性格和内向性格是有生理基础的，甚至是基因决定的。而最常见的一种来分析究竟是天生决定性格还是后天养成性格的方式，就是比较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性格特征。同卵双生是由同一受精卵分裂而来，因而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而异卵双生则是来自不同的卵细胞，因而平均只有50%的相同基因。因此，如果你通过双胞胎来测量内向或外向水平，并且发现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存在更多的相关性——这也正是科学家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研究中所证实的，即使这对双胞胎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你就有理由说明这种特征是受基因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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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中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可结果却始终表明，内向和外向就像其他主要的性格特征，如随和和自觉性，确实约有40%~50%由基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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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生理学对于内向的解释真的是充分的吗？当我第一次读到卡根的《盖伦的预言》时，我激动得难以入眠。从这部本中，我看到了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还有我——事实上，简直就是整个人类——通过静态神经系统反应这面镜子，整齐有序地划归了出来。这仿佛就是几个世纪以来对于人类性格之谜的哲学探究，引领了此刻如此清晰的科技之光的闪耀。最终，关于这个先天与后天的问题有了一个简单明了的解答——我们先天预设的性情，强有力地塑造了我们成年之后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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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事实真的就这么简单吗？我们真的可以将内向和外向性格简单归结到天生的神经系统上吗？我认为我是继承了高度应激神经系统的人，可我的母亲说我小时候却是一个很安静的小孩，不是那种会对一个爆破的气球哭号不止的类型。我是个会疯狂地自我怀疑的人，可我却有一股勇气深埋在我的信念之中。每当我初次走进一个陌生的城市，我都会感到莫名的恐惧和不安，可是，我却对旅游痴迷不已。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非常羞涩，可是如今我已经走出了那个困境。还有，我不认为这些矛盾是不寻常的；很多人在性格中都有着不和谐之处。而人们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是吗？再来看看自由意志，是的，我们不能控制我们是谁，可是我们能决定我们要成为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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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私下拜访卡根教授来搞清楚这些问题。我对卡根教授的尊敬不仅因为他的研究发现让人觉得信服不已，还因为他在先天–后天这个论题上所代表的分量。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1954年，那时他所持的观点是“后天养成性格”，这是当时随着科研机构建立所衍生出来的观点。当时，这种“性情天生”的观念是一颗政治炸弹，引发了纳粹优生学的恐怖和白人至上的种族观念。相比之下，孩子就像白纸一样，他们有无限的可能性，那么以他们为基础呼吁国家的民主就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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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研究的进行，卡根也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我曾经深陷于我所得出的数据。”他说，“性情这个东西，要比我想象中的、比我情愿相信的还要强大。”他早期对于高度应激儿童的研究发现发表于1988年的《科学》杂志上，并使“性情天生”这种观念得以广泛流传，部分原因就是他“后天养成家”的声誉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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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可以帮我解答“先天–后天”这个问题，我希望那个人会是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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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根带我去了他在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大厦的办公室，我刚坐下来，他就先问了我几个问题，态度虽不至于说是不友好，但绝对百般挑剔。我以前想象中的他应该是彬彬有礼的，像是从动画里走出来的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手里拿着装有化学试剂的试管，从一个试管里倒进另一个，直到发出“嘭”的一声。现在呢，苏珊，你该从你的梦境里醒来了。这个人可不是我脑海里温文尔雅的老教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书中充满了人文关怀，并自我描述为一个焦虑、容易受到惊吓的男孩，而事实上我发现他简直就是咄咄逼人嘛。我用一个他所反对的假说作为背景问题，拉开了我们访谈的序幕。“不是，绝对不是！”他暴跳如雷，好像我没坐在他对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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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我性格中高度应激的那一面被他激发了出来。我向来是轻声细语的，可此时此刻，我不得不提高我的分贝了（在我们谈话的录音中，卡根慷慨激昂，而我的气势明显就弱了很多）。我意识到我开始蜷缩了，这就是高度应激的一种表现。当我发现卡根也意识到这一点时，我觉得有些不安——他一边说，一边点头示意，他指出，很多高度应激的人都成了作家，或者从事一些知识分子相关的工作：“你的职责就是关上门，拉上窗帘，然后做你的事情就是了。你把自己包裹起来，就不会遇到那些无法预测的事情了。”（出于同样的原因，卡根说，那些文化背景较低的人，就成了档案管理员或者卡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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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又提到了一个我认识的性格慢热的小女孩。她遇到陌生人时并不会上前与他们攀谈，而是静静地观察他们；他们一家每个周末都会去海滩，可是她却用了几年的时间才敢把脚趾伸进大海里。我认为这个女孩就是个典型的高度应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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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错了！”卡根教授表示反对，“任何一种行为都不只有一个起因。这一点永远都不要忘记！对于那些慢热的孩子来说，不错，从数据上看，他们中间确实有更多的高度应激者，但同时，这种慢热也有可能是3岁半之前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对作家和记者来说，他们想看到的就是一对一的关系——一种行为，一个原因。可是，你要意识到有一点非常重要，对于行为来说，比方说慢热、害羞、冲动等等，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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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了很多由于环境单一或敏感的神经系统可能造成内向性格的例子，比如某个孩子可能喜欢对这个世界有些新的认识，那么她就有可能花很多时间来思考。健康问题也可能导致一个孩子的内向性格，他会去考虑自己的身体里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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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恐惧公开演讲的原因大概也是如此复杂。我的恐惧是因为我是一个高度应激的内向者吗？或许不是吧。很多高度应激者热衷于公开演讲和演出，又有很多外向者会怯场；公开演讲在美国的“可怕事物排行榜”上名列榜首，比起对死亡的恐惧更甚。造成公开演讲恐惧症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幼儿教育中所受的挫折，这跟我们的个人经历紧密相关，而与先天的性情毫无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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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种对于公开演讲的焦虑，可能是人性中最原始而典型的部分，并非仅限于我们这种与生俱来的高度应激神经系统。据社会生物学家E·威尔逊的论著所言，人们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当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大草原上的时候，凝视就只意味着一件事情：我们被某个野生动物盯上了。当我们想到自己要被吃掉了，我们还会自信地站在原地吗？不会，我们会逃跑。换句话说，千百万年的进化让我们本能地远离伤害，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错把观众的目光当成捕食者眼中明显的欲望。毕竟观众们所期待的可不只是让我们站在原地，而是希望我们能表现得更轻松自然一些。这种生物学和协议之间的冲突，也是演讲会变得如此困难的一个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把观众想象成一丝不挂也不能消解演讲者的紧张情绪——因为一头赤裸的狮子同样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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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所有人都可能把观众错当为捕食者，人和人之间触发战斗或逃跑反应的阈值也不尽相同。观众们眼中的威胁要到什么程度才会让你觉得像是要对你发起突袭了？这种感觉在你登台之前就有，还是刚好有些好事者的捣乱行为，触发了你肾上腺素的分泌？如果你是个高度应激者，那么在你讲话的时候，听众们无聊的叹息和玩手机的情境，就会很容易让你皱眉。而事实上，研究证明，内向者要比外向者更惧怕公开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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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根告诉我，他看过一位科学界的同行在会上作了一次很棒的演讲。事后，这位发言者邀请卡根一起用餐。卡根欣然接受了，这位科学家告诉卡根他每个月都有一次演讲，尽管他有能力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可他还是很紧张，正是因为读了卡根的文章才让他有了一个巨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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