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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内向的性格是遗传了父母的高度应激性，还是遗传了他们的行为，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之前对于双胞胎的遗传数据研究已经证明，内向–外向这一性状只有40%~50%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在人群中，平均有一半的内向–外向倾向是由基因控制的。说得再复杂一点，可能会有很多基因共同决定了这个性状，卡根的高度应激理论可能只是引发内向的多种生理方式之一。同样，“平均来说”这种说法也是不准确的。50%的遗传率并不意味着我内向的性格就是一半遗传了我的父母，或者我跟好朋友之间一半的外向差异就是基因决定的。我的内向可能完全来自于基因，或者与遗传没有任何关系——更有可能是一些深不可测的基因和经历组合的结果。卡根说，要问这种性状究竟来自先天还是后天，就如同问暴风雪究竟是温度引发的还是湿度引发的一样。正是这两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才有了如今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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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大概是我问了一个荒唐的问题。可能关于先天和后天在性格的形成中所占比例这个谜团远不及像“你先天的性情是如何同环境和你的个人意志相互作用的”这类问题来得重要。那么到底是不是性情决定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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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根据基因–环境作用理论，那些遗传了某些性状的人倾向于寻求生活经历来强化这些性状。举个例子，对于那些低度应激的孩子来说，当他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就不会对危险进行提防，那么在他们长大之后，他们会对更危险的事物掉以轻心。“他们爬几次围栏之后就会变得麻木，继而去爬屋顶。”心理学家戴维·吕肯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他们会经历各种各样其他孩子不会去做的事情。查克·耶格尔首名突破音障的飞行员）能从轰炸母机中走向火箭船，还要按下操控按钮，这不是因为他天生就跟我不一样，而是因为30年来，他的性情促成了他这种工作方式，从爬树到从事更危险、更刺激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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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那些高度应激的孩子则更有可能发展成为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和思想家。因为他们对于新事物的厌恶会让他们花更多时间在熟悉的或动脑子的事情上，而这些事情基本都是在大脑环境中进行的。“大学是内向者的天下。”密歇根大学儿童与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心理学家杰里·米勒说道，“对于这些生活在校园里的人来说，用大学教授的刻板印象来描述再合适不过了。他们喜欢读书，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想法来得更让人兴奋了，而且这些还跟他们对于时间的安排、何时起床等密切相关。如果你花太多时间在闲逛闲聊上，那么你读书和学习的时间就会变少了。你的一生只有那么多时间，不会多一点儿也不会少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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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任何一种性情都会有无限的发展可能。低度应激的婴儿、外向的孩子，如果在一个安全而细心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就很有可能成为伟大而卓有成就的人物，比如当今的理查德·布兰森和奥普拉。有的心理学家则称，如果这些孩子得不到很好的照顾，或者遇到了一个糟糕的邻居，他们最有可能变成恶霸、少年犯或罪犯。吕肯曾经提出过一个颇有争议的议题，他说精神病人同英雄“有着相同的基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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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让孩子们获取是非观的机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孩子们形成良知和教养的过程，其实就是在他们做一些不合适的事情时被监护人指责，久而久之形成了其价值观。责备会让他们感觉焦虑，而焦虑又是一种难受的心理状态，因而他们学会了去避开那些反社会的行为。这也就是所谓的规范父母行为的内部准则，其核心就是焦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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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一部分孩子，正如那些极低度应激的孩子，要比其他人不容易感到焦虑呢？通常情况下，让这类孩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们树立积极的榜样，将他们无畏的心理转化为积极的行动。一个低度应激的孩子在冰球比赛时作出了合理冲撞，那他就会获得队友的称赞。而如果他滑行距离太长，或者跳起来进行冲撞，那他就属于非法冲撞，并会被罚下场。久而久之，他就会学会明智地处理有风险的动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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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孩子在一个危险的邻里环境下成长，经常会参与到一些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或其他可以建构其莽撞性格的活动中，那他就很有可能堕入违法犯罪的泥淖中。有些生活不幸的儿童可能会遭遇问题来袭，究其原因，并不完全来自生活的贫穷或忽视，还有可能是由于其鲁莽而大胆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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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高度应激儿童的命运同样受制于其所处的环境，甚至可能比平常的儿童更易受环境影响，这个观点源自戴维·多布斯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精彩的文章，他提出了一个突破性的新理论——“兰花假说”（the orchid hypothesis）。这个理论认为，很多孩子就像蒲公英一样，可以在任何环境中生存。而有些孩子，包括卡根研究中所提到的那些高度应激类型，则更像是兰花：他们很容易枯萎，但是在适宜的条件下，就会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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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伊·贝尔斯基是这种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同时是伦敦大学心理学教授和儿童关怀专家，他认为这些孩子的神经系统的应激性，使他们迅速服膺于童年的逆境中，但反过来讲，这样的神经系统也会使他们在良好的成长环境中获益良多。换句话说，兰花儿童更容易被其经历所影响，而这种影响既包括积极方面的也包括消极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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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很早之前就发现，高度应激人群的性情中夹杂着危险因素。这部分孩子在面临生活中的挑战，比如婚姻问题、父母过世或遭受虐待时，表现得尤其脆弱。与同龄人相比，他们面对这些问题时，往往会表现出绝望、焦虑甚至越来越羞涩。事实上，在卡根定义的高度应激群体中，有1/4的儿童在经受不同程度的“社交焦虑症”，这是一种长期的内向自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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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科研成果表明，这种危险因素同样存在有益的一面。换言之，性格中的敏感与优势其实是不能分割开来的。那些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启蒙教育以及稳定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高度应激的儿童，与那些低度应激的孩子相比，出现情绪问题的概率要低，而社交技能方面则要强一些。他们总是善解人意，乐于助人，也长于合作。他们善良而勤奋，对冷漠、不公以及不负责任的事情感到不安。他们总能把自己重视的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贝尔斯基告诉我，这类人通常不会成为一班之长，也不会成为校际演出中的明星，却不乏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可能会成为班干部，而其他的人采取的形式则可能是做好自己的功课或者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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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应激性格中好的一面已经开始在科学家的专著中出现，虽然这些综合性的研究如今只是刚刚起步。其中，有一项有趣的发现同样也在多布斯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提及，这项发现的主角不是人类，而是有着与我们95%相似基因的猕猴，它们不仅从基因上讲是我们的近亲，在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方面也与我们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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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猕猴身上，也可以说是在我们身上，存在一种5–羟色胺转运蛋白基因，其作用是协助羟色胺的正常传导，作用于神经递质，并间接影响人的情绪。这种基因的特殊变体或者其等位基因，有时也会被称为“短”等位基因，被认为与高度应激和内向的性状相关，两者的关系就像那些生活艰难的人易患抑郁症一样。当具有类似等位基因的幼猴被放置在相同的压力情境下时——在某个实验中，有些幼猴被带离母猴然后当成孤儿饲养——它们传导羟色胺的能力比那些具有长等位基因的幼猴经历相同的处境时的传导能力要弱（由于存在抑郁和焦虑等危险因素）。而这类幼猴如果是在母亲的照料下成长，那么它们在主要的社交任务中，如寻找玩伴、建立联盟以及处理冲动等方面，与长等位基因的兄弟表现得基本相同，甚至会出现略优的情况——即使它们是在相似的安全环境中长大的。它们往往会成为队伍中的领导人，同样，其羟色胺的传导也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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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的执行者斯蒂芬·索米曾经预测，这些高度应激的猕猴获得成功的原因是它们将大量的时间用于观察而非参与到群体之中，从而吸收了更深层次的社会生存法则。（这个假设对于那些高度应激儿童的父母来说可能有道理，因为他们也看过自己的孩子徘徊在同伴周围默默观望，这种观望有时会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之后才会成功地融入群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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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人类的研究中，人们发现携带羟色胺基因的短等位基因的女孩，如果是生活在充满压力的家庭环境中，其患抑郁症的概率要比那些携带长等位基因的女孩高20%，而如果在稳定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这种概率则要比长等位基因携带者低25%。同样，那些携带短等位基因的成年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会比其他人表现出更明显的焦虑，而在平静的日子里，他们的焦虑情绪就要少很多。4岁左右的高度应激儿童会在道德困境中表现出比其他孩子更多的亲社会倾向，但是只有在母亲始终以温和的态度来教育孩子而不是以斥责为主的情况下，这种差异才可能会持续到5岁时。研究还发现，那些在支持性环境中成长的高度应激儿童要比其他的小孩抗感冒，也更抗其他呼吸道疾病，但如果他们成长的环境中充满了压力，那么生病的概率就会很高。5-羟色胺运转蛋白基因的短等位基因，同样也与各种认知方面的出色表现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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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发现如此激动人心，值得一提的是，这都是最近的成果。成果虽然显著，但也许并不意味着惊人。心理学家接受的训练是治愈系的，因而他们的研究自然就将焦点放在了问题和病理之上。“用比喻的手法来说，它仿佛水手们忙于寻找可能威胁到行船安全的水位线以下冰山的延伸，其实这也是明智的。”贝尔斯基如是说，“但他们却忽视了，只要登上冰山顶峰，也许就能沿着满载冰块的大海，绘制出冰山延伸的大致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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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高度应激儿童的父母真的是太幸运了。”贝尔斯基告诉我，“他们投资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和精力，确实会让情况变得不同。父母不要把孩子们当成在逆境中易碎的瓷娃娃，而应该把他们视为可塑之才——当然，可能是往坏的方面发展，同样也要向好的方面看。”他描述了这种高度应激儿童最理想的父母类型：可以读懂孩子的暗示并且尊重孩子的个性；对孩子的要求是温和而坚定的，绝对不会给孩子下苛刻或是敌对的要求；鼓励求知欲、提高学习成绩、延迟满足和自我控制；不苛刻，不忽视，也不会出尔反尔。能做到这些的家长自然是了不起的，但是这些对于培养一个高度应激的儿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可能就是个高度应激的人，那么你可能想问你还能在培养子女的过程中做些什么。第11章会给你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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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斯基说，即使我们说兰花儿童具有一定的承受挫折的能力，就以离婚为例，在通常情况下，也会给兰花儿童带来更大的伤害：“如果父母之间总是争吵，还把孩子夹在中间，看着吧，这个孩子慢慢就会形成屈服的性格。”但是，如果离婚后的父母依然可以融洽相处，能给孩子提供成长所需的其他心理营养，那么即使是兰花儿童，也能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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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如果大多数人都能明白这条信息的灵活性，那么孩子们就都能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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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解答我们是谁、我们要成为谁等问题上，我们同样希望另一种灵活性的存在。我想有规划自己人生蓝图的自由。我们对于自身的性格，也想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对于公开演讲的惧怕。除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性情，除了我们童年那些幸运的经历之外，我们同样想要相信，我们——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也可以重塑自我，获得我们想要的那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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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来了：我们能做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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