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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从这个新的视角进行了一番思索，之后便开始了对这个称为“敏感”的性格特征的研究。起初她对这个领域毫不熟悉，于是她翻阅了大量关于内向的文献，因为内向似乎是与“敏感”这一话题密切相关的，比如卡根对于那些高度应激儿童的研究，以及长久以来对于内向者在社交和感官刺激上表现出更为敏感的倾向的诸多实验。这些研究为阿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框架，不过阿伦认为在新兴的内向者特征中，有一部分内容是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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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在于，科学家一直在试图观察人们的行为，而这些东西是你无法观察到的。”阿伦解释道。科学家很容易做到对外向者行为的分析，因为外向者很容易会表现出大笑、讲话或者手势等行为语言。可“如果一个人站在房间的角落里，你大概可以猜到他有15个动机，却完全无法了解他的内心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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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认为，内心行为也是行为的一种，即使很难对它进行分类。内向者所能表现出的最明显的行为就是，当你带他去晚宴时他脸上写着“不悦”二字。那么他们的内心行为又是怎样的呢？阿伦决定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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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阿伦采访了39名我形容为内向或者容易被刺激压倒的人。阿伦问他们喜欢什么电影、早期的记忆、与父母的关系、与朋友的关系、爱情经历、创造性的活动，以及哲学与宗教观念等问题。基于这些访谈，阿伦设计了一份冗长的问卷，并分发给了数个规模较大的团体。然后，她从这些回收的问卷中整理出了27个属性，并将体现出这些属性的人称为“高度敏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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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27个属性中，有些属性与卡根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不乏相似之处。比如说，高度敏感的人往往是敏锐的观察家，秉持“三思而后行”的原则。他们尽量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比较平淡，通常对视觉、听觉、嗅觉、疼痛和咖啡都非常敏感。他们在别人的视线下做事情时（比如工作、讲话或是在音乐会上演奏）就会局促不安，也会在一些对价值观带有评判性质的场合（如约会、工作面试等）觉得备受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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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阿伦提出的这些属性之中也有新的观点。这些高度敏感群体往往会在他们的人生方向上偏向于哲学或精神价值，而不会向物质主义或享乐主义靠拢。他们不喜欢闲聊，往往会认为自己具有创造力而且直觉很准（就像阿伦丈夫眼中的她一样）。他们的梦境生动而鲜活，一般在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会回忆起梦境中的场景。他们热爱音乐、自然、艺术和形体美。他们的情绪来得格外强烈——有时会迎来突如其来的喜悦，也会突发强烈的伤感、忧郁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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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敏感人群也会处理来自环境（包括身体上和情绪上）的信息，而这种影响是深刻的。他们通常会发现一些别人疏漏的微妙细节，比如他人情绪或语气上的微妙转变，或者灯泡太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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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石溪大学（Stony Brook University）的一组科学家测试了这项发现，他们向18名躺在功能磁共振成像仪上的受试者展示了两组、共4张照片（栅栏和一些干草包）。第一组的两张照片有明显的差别，另一组的照片上差别则比较小。研究人员询问受试者，在每一组照片中，第二张同第一张是不是相同的。他们发现那些敏感的人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寻找照片中微小的差别。他们的大脑也显示出区域性的活跃，而这些活跃区是帮助关联当前出现的影像与记忆中的影像信息的。换句话说，敏感的人群在处理这些照片信息的过程中要比其他人更细致，他们在这些栅栏和干草上停留了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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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还太新，因而其结论还需要在其他情况下作进一步印证和探讨。然而，这项研究却与杰尔姆·卡根对于高度应激的一年级孩子所做的实验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在玩关联游戏和朗读不熟悉的单词时，会花费比同龄人更多的时间来进行选择。石溪大学的首席科学家扎德兹·扎杰洛克茨称，这也说明了，这些敏感类型的人通常会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复杂方式进行思考。也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对于闲谈如此不感兴趣。“如果你用一种复杂的方式来思考，”阿伦告诉我，“那么谈论天气或者你去哪里度假这样的问题就远不及谈论价值观或道德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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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发现高度敏感人群的另外一个特质是，有时他们会高度移情。这似乎是因为分隔他们与他人的情绪，以及世界上的悲剧和残酷现实的界限更小一些。他们往往有着更加强烈的良知，他们从来不看暴力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会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在一段时间之后带来的影响。在社交场合，他们所聚焦的问题往往是别人认为“太过沉重”的话题，如个人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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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发现，她在研究一个庞大的课题。敏感人群的许多特征她都要加以区分——例如对于美的移情和快速反应——这些都是心理学家认为要加以区分的特征，就像区分其他性格特征一样，比如“亲和性”和“经验开放性”等。但在阿伦看来，它们也都是敏感的基本组成部分。她的研究结果同样也挑战了人格心理学中公认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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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在学术期刊和书籍中讲述自己的研究结果，并且就她的研究成果进行公开演讲。起初，这一切都显得很困难。观众们纷纷表示，她的想法虽然很有意思，但她模棱两可的讲话风格却完全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然而，阿伦热切想要把她的信息传递出去。她坚持下来了，并且学会了像个权威学者一样去发言。当我在沃克溪牧场见到她的时候，她对于演讲已经能驾轻就熟了，语气干脆而坚定。她与那些典型意义上的发言者的唯一不同是，她非常认真地回答每一个观众的每一个问题。她演讲之后留下来同大家交流，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极端内向的人，她心里一定巴不得赶紧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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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对于高度敏感人群的描述听起来就是在讲埃莉诺·罗斯福本人。事实上，在阿伦首次发表她的研究成果以来的几年间，科学家们发现，当让那些初步以基因图谱确定的敏感或内向的人（那些带有从猕猴身上分离出的5–羟色胺转运蛋白变异基因的人，详见第5章）进入功能磁共振成像仪，然后给他们看一些惊恐的面孔、事故现场、残缺的尸体以及污染的风景照片时，他们的杏仁核——大脑中扮演处理情绪这一重要角色的部分——会变得异常活跃。阿伦和其他科学家们还发现，当敏感人群看到正在经历强烈情绪的人的脸时，他们大脑中掌管移情与控制强烈情绪的部位会比其他人更容易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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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像埃莉诺·罗斯福这样的人，会情不自禁地去体会他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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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罗斯福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考虑退出政坛，回归平凡的生活。而在他康复期间，埃莉诺一直代他延续着同民主党之间的联系，甚至同意在一项党内筹款会议上致辞。她很害怕公开演讲，在这方面做得也不好——她的声音很尖利，而且在错误的时间发出了紧张的笑声。但她为这个项目专门进行了培训，最终演讲顺利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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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埃莉诺依然对自己很不自信，但她也着手去处理她身边的社交问题。她化身成妇女问题的领袖，并且与志同道合的人组建了联盟。到1928年罗斯福当选纽约州州长的时候，埃莉诺也成了民主党妇女运动办公室的负责人，是美国政界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此时此刻，她同富兰克林真的成了合作伙伴，他的才干加上她的良知。“我对社会情况的了解程度，可能比他还要多一点。”埃莉诺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带着特有的谦逊，“但是他对政府了如指掌，也知道如何利用政府来改善社会环境，而且我觉得我们开始对这个团队合作有了一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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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那时正值美国“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埃莉诺开始了环美之旅——3个月的时间，她走了40 000英里——听普罗大众诉说他们的疾苦。人们向她敞开心扉，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对当权者的中肯态度倾诉着。对富兰克林来说，她成了穷苦民众的代言人。她结束旅行回家，总是会告诉富兰克林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并且督促他做实事。她帮助政府协调阿巴拉契亚救助饥饿矿工的计划实施，她催促罗斯福将妇女和黑人都纳入计划之列，让人们能尽快返回工作，她还帮助玛丽安·安德森在林肯纪念堂举办了演唱会。“她一直提醒他那些可能会在繁忙的工作中忽略的问题，”历史学家杰夫·沃德说，“她一直以高标准来要求他。任何一个见过她紧锁双眉对他说‘现在，富兰克林，你应该……’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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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曾经腼腆的姑娘，从一个对公开演说充满了恐惧的人，变成了一个爱民如子的伟大女性。埃莉诺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召开记者招待会的第一夫人，她还在国际会议上致辞、写报纸专栏并在电台谈话节目上出现。之后的职业生涯中，她作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用她那不同寻常的政治技巧和来之不易的坚韧，赢得了《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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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并没有因为成熟而克服自己的弱点；终其一生，她都饱受着她所谓的黑暗“格丽塞尔达情绪”的折磨（格丽塞尔达是中世纪的一位公主，她是个沉默的人），并且痛苦地想要“让脸皮变得像牛皮一样厚”。“我觉得那些腼腆的人永远都是会害羞的，但是他们会学着如何去克服这种情绪。”埃莉诺说。但也正是这种敏感性，让她很容易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也正是这种敏感，让她如此认真地成为劳苦大众的代表。罗斯福当选总统时，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初期，后来人们永远缅怀他的怜悯之心。然而事实上，是埃莉诺让他知道了美国人当时有多少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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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与良知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来看一下这个由发展心理学家格拉日娜·科汉斯加所做的实验。一个女人递给孩子一个玩具，告诉他要好好保管不要弄坏，因为这个玩具是她的最爱。这个孩子郑重地点点头表示同意之后就开始玩玩具，没过多久，玩具就变成了两半——这当然都是设计好的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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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女人看起来很沮丧，并且大哭了起来，她伤心地喊着：“哦，天哪！”然后，她等着看这个孩子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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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证明，有一部分孩子会因为他们（应该）的过失而感觉到比其他人更为内疚。他们会移开自己的目光，抱着双臂，结结巴巴地忏悔，还会把自己的脸埋起来。我们不妨把这些孩子视为最敏感、最高度应激的类型，那些感觉最内疚的孩子最有可能是内向者。他们对所有的经历都表现得异常敏感，既有积极的经历也有消极的经历，似乎既对女人的伤心感到悲伤，也因为自己做了错事而感觉焦虑。（如果你对此还有疑惑，实验中的那个女人很快带着修好的玩具回到房间，让孩子知道他没做错什么，但他依然表现出了悲伤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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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文化中，“内疚”通常是一个肮脏的词，但也可能是搭建良知的一块积木。这些高度敏感的孩子因弄坏了玩具而引发的焦虑，会为他们构建下一次避免弄坏别人玩具的意识。科汉斯加说，这些孩子在4岁时，不太会像同龄人那样撒谎或者破坏纪律，即使是在他们明知道不会被抓到的情况下。等到他们六七岁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更有可能会觉得他们有较高的道德特征，比如移情等。一般情况来说，他们也不太会出现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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