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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亢奋的基础似乎是大脑网络结构中的一种深度活动——通常被称为“奖赏系统”（reward system）——包括前额皮层、伏隔核以及杏仁核。奖赏系统的职能是对潜在的物品产生兴奋；功能磁共振成像实验显示该系统可以被任何可能的乐趣激发，如对于酷爱（Kool-Aid）饮料入口甘洌的期待，对金钱、对有魅力之人照片的渴望，都有可能引起奖赏系统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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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赏网络系统中神经元对信息的传导工作，部分是通过神经递质进行的。这种神经递质是存在于脑细胞之间携带信息的化学物质，人们称其为多巴胺（dopamine）。多巴胺是人们在对预期的快乐之事作出回应时，所释放的一种“奖赏化学物质”。很多科学家认为，你的大脑对多巴胺越敏感，或者你释放的多巴胺越多，你就越有可能喜欢性、巧克力、金钱以及地位。刺激小白鼠中脑的多巴胺活动，会让它们在笼子里兴奋地跑个不停，直到最终因饥饿死去。可卡因和海洛因正是由于刺激人类的神经元释放多巴胺，才会给人带来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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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者的多巴胺通路似乎要比内向者的活跃。虽然外向、多巴胺以及大脑奖赏系统之间的确切关系尚未最终确定，但这些早期发现颇为有趣。康奈尔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理查德·德普在一项实验中，给一组内向者和外向者服用安非他明（用来激发多巴胺系统），最终发现外向者的反应更强烈。另一项研究发现，在博彩游戏中获胜的外向者，其大脑奖赏系统区域要比那些获胜的内向者活跃。还有一些研究显示，外向者的内侧前额皮层——这个大脑的多巴胺驱动奖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比内向者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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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心理学家奈特尔在文章中写到，在奖赏系统中反应稍弱的内向者“就会在进一步的行动中有所收敛”。他们会“同其他人一样，忙于频繁的性事、宴会和挣扎于如何获得更高的地位，然而他们从这些事情上获得的快感并不多，所以他们不会为了这些事情大费周章”。简而言之，内向者不会轻易觉得亢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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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些方面来看，外向者是很幸运的。亢奋弥漫着一种香槟气泡似的快乐，它会让我们活力十足地去努力工作、尽情玩乐，它给予我们冒险的勇气。亢奋同样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看起来很困难的事情，比如公开演讲。想象一下如果你在很努力地准备一场你所关注的主题演讲。你成功地将你的信息传播了出去，在你演讲结束的时候，观众们都站起来，对你报以热烈而真诚的掌声。对于有的人来说，他离开会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很高兴我的信息得以传播，我同样很高兴它告一段落了，现在我要回归我的生活了。”而有的人、那些更容易亢奋的人，在离开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多棒的经历！你听到掌声了吗？你看到当我提出可以改变命运的观点时他们脸上的表情了吗？真是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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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亢奋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弊端。“人们觉得这会加剧积极情绪，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心理学教授理查德·霍华德以足球赛获胜却最终引发暴力事件造成财产损失为例解释道，“很多反社会的行为、弄巧成拙的行为，都源于那些放大了积极情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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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奋的另一个弊端想必是其与冒险之间的关联——有时还会是巨大的风险。亢奋还可能导致我们忽略应该注意的警示信号。当特德·特纳（从表面上看他应该是个极其外向的人）将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合并同自己的第一次性经历相比较时，他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他那时的亢奋状态，就像他是一个要同自己的新女友共度良宵而无暇考虑后果的年轻人一样。这种盲目所导致的危险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外向者会比内向者更容易在车祸中丧命，更容易因为意外或伤害而住院，更容易吸烟、进行危险性爱、参与高风险运动、惹官司以及再婚等。这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外向者比内向者更容易走向自负的境地——这里的“自负”可定义为与自身能力不符的过度自信。亢奋是肯尼迪的卡米洛特（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所在之地），同样也是肯尼迪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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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有关外向的理论尚显稚嫩，但是并不绝对化。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外向者都渴望回报，或者所有的内向者都会在挫折面前卡壳儿。尽管如此，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应该去反思一下，内向者和外向者在自己生活中及在集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同样也认为在小组作决定的时候，外向者应该听听内向者的意见——尤其是当他们提前意识到问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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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股市崩盘之后，一场部分由于失算的冒险和对于威胁的无视而造成的金融风暴袭来，坊间流行起对未来在华尔街多一些女性、少一些男性，或者说少一点睾酮会不会更好的猜测。然而，我们也许应该也问一下，如果华尔街有更多的内向者掌舵——少一点多巴胺——是不是也会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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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项研究含蓄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教授卡梅利亚·库恩发现，一种多巴胺调控基因的变异体（DRD4）与某种外向寻求快感的想法相结合，便是一个强有力的金融风险预言器。相比之下，人体中同内向以及敏感相关的羟色胺调节基因变异体的存在，会让这种金融投资风险降低28%。而这种基因也会使其携带者在赌博游戏中对于复杂性的决策制定优于其他人。（当获胜概率较低时，这种基因的携带者便会去规避风险；而获胜概率较高时，他们就愿意去冒险。）另一项针对64名投行投资人的研究发现，表现最优的往往是情绪稳定的内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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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向者似乎在延迟满足方面也优于外向者。延迟满足是一项重要的生活技能，跟生活中每一个方面都息息相关，从SAT高分、高收入到低身高–体重指数。在一项研究中，科学家给参与者两个选择：是选择一份立即就会得到的小奖赏（一份亚马逊的礼品券），还是选择一份两到四周后才能收到的价值更高的礼品券。客观上讲，那份不能立刻获得但是可以在不远的未来到手但价值较高的礼品券是较为理想的选择。但是很多人选择了那份“我想现在拿到”的礼物——当他们作出这个选择时，大脑扫描仪显示他们的奖赏系统此时处于被激活状态。那些选择两周后拿大礼的受试者，大脑扫描显示其活跃的部分是前额叶皮层，即新生代大脑中，告诉我们不要发考虑欠妥的邮件、不要吃太多巧克力蛋糕的部分。（一项类似的研究则表明，前者多为外向者，而后者则多为内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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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20世纪90年代，我还在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做初级助理时，我所在的团队正在代表一家银行考虑购买由其他贷款人提供的次级抵押贷款的投资组合。我的工作职责是进行尽职调查，就是审查文档以了解这些贷款是否都带有合适的文书。那些借款人有没有注意到他们要支付的利率呢？这些利率是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上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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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书中到处都是违规的东西。如果我站在银行家一方来想，这些会让我非常紧张，非常非常紧张。但是当我们的律师团队把所有的风险都在电话会议上总结出来时，那些银行家看起来非常平静。他们看到了折价购买这些贷款的潜在利益，所以他们一心只想去直接交易。然而正是这样失算的风险回报导致了2008年经济大萧条时，许多银行破产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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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我对这套投资组合进行评估的同时，我听说了一个在华尔街广为人知的故事，讲的是投资银行要竞争一桩久负盛名的买卖。各大银行都派出了他们最优秀的员工去攻克客户战场。每个团队都装备了最常用的工具：试算表、项目建议书以及演示文稿。最终获胜的团队在这些东西之外加了自己的戏码：他们戴着棒球帽，穿着写有“FUD”（恐惧、不确定和怀疑三个词的缩写）的T恤。而在这个案例里，他们在“FUD”三个字母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红色叉号；对他们而言，FUD便是最邪恶的组合。最终，这支FUD的征服者团队成了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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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FUD的忽视——对那些往往会进入FUD的困境之中的人的忽视——正是引发崩盘的原因，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投资公司鹰资本（Eagle Capital）总经理博伊金·柯里如是说。过多的权力集中到了爱冒险的人手中。“20年来，几乎每一个金融机构的基因都在朝同一个危险的方向演变。”他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讲到，“每次在谈判桌上迫切追求更高利益、冒更大风险的人，总会在未来的几年里证明他们的‘正确性’。这些人底气十足，很快就得到了晋升的机会，并且获得了控制更多资本的权力。同时，那些当权却对这种冒险的决定表现出犹豫的人、那些提醒大家谨慎的人，却被证明是‘错误’的。谨慎的人们在这种拉锯战中被他们所压倒，因而这种激进的决策最终被通过，他们也失去了手中所持有的资本。这种情况在金融机构里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循环往复，直到最终，掌权的人都变成了某一种特定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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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里是一名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而他的妻子塞莱里·肯布尔则是一名出生于棕榈海滩的设计师，他们俩便是纽约政治和社交界杰出的结合。换言之，他似乎就是一名标准的他称之为“积极进取型”群体中的一员，也不像是会倡导内向者重要性的人。他也绝对不会避讳谈到他的论文中所指出的，导致这场全球金融风暴来袭的正是那些强势的外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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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有着某种性格特征的人掌控了资金、金融机构以及权力，”柯里告诉我，“那些天生思想谨慎、内敛而富有统计思维的人，渐渐变得名誉扫地，也被挤出了这个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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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大学商学院教授文森特·卡明斯基曾经担任安然公司研究部主任，该公司于2001年申请破产，而造成破产的原因是鲁莽的商业实践，《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一则类似的关于商业文化的故事，其中讲述的也是部分激进的冒险主义者相对于那些谨慎内向者而言，在公司中占据了过高的地位。而卡明斯基则是一位言辞轻缓而细心的男士，也是安然丑闻中为数不多的英雄之一。他曾多次同公司的高管交涉并指出公司已经进入了商业交易的高风险区域，足以威胁公司生存。当公司的高管层对他的警示视而不见时，他拒绝签署这些带有危险性的交易，并且要求他的团队不再处理这些案件。之后，公司便剥夺了他审查公司交易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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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收到了一些投诉，说你不帮别人做交易，”揭露安然丑闻的《傻瓜的阴谋》（Conspiracy of Fools）一书中写到安然总裁曾经对卡明斯基这么说，“而你却把时间花在扮演警察的角色上。文斯，我们不需要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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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们真的需要这样的角色，在将来也同样需要。当2007年次贷危机威胁到了华尔街最大的几家银行的生存时，卡明斯基看出同样的故事再度上演。“安然内部的那些恶魔没有完全驱散。”他在同年11月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他解释说，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很多人不能理解银行所承担的风险，还有很多人明明意识到了这一点却始终无视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是他们的性格所造成的：“有很多次，我坐在一个精神焕发的投资者对面，我会告诉他：‘你的投资组合方案在某种情况下是会崩盘的。’而此时，这个投资者就会对我大吼大叫，说我是白痴，我提到的那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问题是，一方面，你公司里有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可以为公司谋取很多经济利益，所以大家都会把他当大明星一样去追捧；而另一方面，公司里还有个内向的书呆子。你觉得谁会被重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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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怎样的机制，让这些嘈杂浮躁的人毁掉了良好的判断力呢？贾尼丝·多恩的客户艾伦怎么会对那些可能会损失自己70%积蓄的强烈危险信号熟视无睹呢？又是什么让那些人侥幸地认为FUD不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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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来源于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家约瑟夫·纽曼所进行的一系列有趣的实验。设想你被邀请到纽曼的实验室参加一项研究，你要在那里进行一项游戏：你得的分数越高，你就会获得越多的奖赏。计算机屏幕上交替出现12个不同的数字，每次只有一个出现，但没有特定的次序。如果你是这个游戏的参与者，你手中就会有一个按钮，每当数字出现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是否按动。如果你在“好”的数字出现时选择按动按钮，那你就会得分；如果你按了“坏”的数字，那你就会被扣分；如果你不按按钮，就既不会得分也不会失分。通过反复尝试和试错，你会发现“4”是个会让你得分的数字，而“9”则是会扣分的数字。因而当“9”这个数字再在屏幕上闪现时，你就知道不该按动手中的按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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