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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的态度背后隐藏了什么呢？有一种解释认为这背后是亚洲人普遍对教育的崇敬，尤其是那些来自“儒家”传统国度的人，比如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越南。追溯到明代，有些中国的乡村会给那些通过了科举考试的人做塑像。其实想要取得这方面的成就并不难——就像那些来自库珀蒂诺的孩子一样——你把整个暑假都花在学习上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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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解释认为这背后是集体认同。许多亚洲文化都以集体为向导，但完全不是西方文化中所认同的集体。亚洲文化的个体把自己视为整体的一部分——不论是在家庭、公司还是社团中——他们都会把集体的和谐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在他们的价值观中，个人利益完全服从集体利益，他们在集体中欣然处于从属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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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西方文化中则是组织围绕个人的。西方人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体；命运赋予他们的使命是自我表达，追随内心的幸福感，从那些禁锢自由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最终完成那些应该完成的任务。西方人可能是群居动物，但是并不会服从集体的意愿，至少他们并不想那么做。他们深爱并尊重父母，只是某些观念诸如“孝顺”的缰绳带着其与生俱来的隶属性与限制性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当西方人同其他人在一起时，其所作所为就如同大家都是独立个体一样，嬉戏、竞争、出位、挑战，当然他们也爱着其他那些独立个体。即使是西方的上帝，也是自信、善言辞和控制欲的化身；上帝之子耶稣则善良而温和，但不得不承认他也魅力十足，有着万人空巷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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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西方对于胆略和口头技能的重视以及提升自我技能特征的嘉奖，就都可以讲得通了，而亚洲人看重的安静、谦逊和敏感则促进了集体内部的凝聚力。如果你过着集体的生活，只要你能够严格控制自己的行为，甚至妥协，那么你的一切都会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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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项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生动地解释了这种偏好。研究人员向我们展示了70名美国男子和70名日本男子的照片，他们或处于主导地位（双臂交叉，肌肉丰满，双腿笔直地站立着），或处于从属地位（双臂弯曲，双手交叠放在腹股沟的位置，双腿并拢站立）。结果发现，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男子大脑中的快感中枢被激活，而对于日本男子来说，该中枢被激活的是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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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的观念认为，从他们身上发现服从他人的意志很难有吸引力。然而，西方人眼中的从属，在亚洲人看来却是一种基本的礼貌。在第２章里我提到过的美籍华人，即就读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陈唐告诉我，当他同几个亚裔朋友以及一个绅士而随和的白人朋友同租一间公寓时，他觉得那种相处模式非常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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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他的白人朋友看到水池里堆成山的盘子，并要求他的亚洲室友共同清洗时，矛盾就爆发了。陈唐说，这个抱怨合情合理，他的白人朋友认为他的措辞既表现出了对对方的尊重又彬彬有礼。而他的亚洲室友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他那时既愤怒又严厉。陈唐解释说，如果在亚洲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会对自己的语调和口气更加注意。他应该用一种询问的语气，而不是一种要求或命令的口吻。或者，他压根儿就不该把这个问题摆到台面上来说。为了几个脏盘子而失了这个集体的和气，实在是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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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的这种尊重对西方人来说，其实就是一种对于他人感受的深切顾虑。正如心理学家迈克尔·邦德所观察到的那样：“这是只有从明确的给‘自谦’贴上美德的文化传统中走出来的人才能做到的，而间接接触到这种传统的人则可能会给它贴上‘尊重关系’的标签。”这种尊重会导致社会的动态变化，这一点从西方人的观点中很容易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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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尊重关系，社交焦虑障碍在日本被称为对人恐惧症（Taijin kyofusho），它以一种不会让患者尴尬的形式出现，而在美国人看来，这种称呼会让别人觉得很尴尬。也正是由于尊重关系，藏传佛教僧人会带着同情之心进入沉思状态以寻求内心的平静（这种平静就像大脑扫描所测量的那种线下幸福水平一样）。也正是由于尊重关系，广岛事件的受害者会因自己的生还而要向其他人致歉。散文家莉迪娅·米利特写道：“他们的文明已然被详细记录在册了，却依然留驻在他们的心底。‘对不起，’其中一人一边鞠躬一边道歉，他手臂上的皮肤已经溃烂脱落，‘我很遗憾您的孩子去世了而我还能活下来。’‘对不起，’另外一名生还者真诚地对一个抱着死去的母亲啜泣的孩子说道，他的嘴唇肿得像橘子瓣一样，‘我真的很遗憾离开的人是她而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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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东方的这种尊重关系为人称颂，如同一件华美的袍子，而西方人对于个体自由、自我表达和个人命运的尊重亦可圈可点。重点不在于究竟是哪一种文化传统更好，而是这种文化价值间更为深远的不同之处有一种魔力，影响到了每种文化中对于理想性格类型的评判。在西方，我们欣赏外向理想型，而在亚洲（至少在数十年前的“西学东渐”之前），则信奉沉默是金。正是这种对立的观念影响了我们的反应——比如，面对室友堆在水池中的盘子时，面对大学课堂上不愿发言的情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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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们还说这种外向理想型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正如我们当初所想的一样。因此如果在你的内心深处，认定了这些大胆而善于社交的人注定要主宰那些保守派和敏感派，而外向理想型对于人类来说就是与生俱来的标准，那罗伯特·麦克雷的性格地图就会为你揭露一个不同的真相：无论是哪种方式——安静或是健谈，仔细还是大胆，克己抑或奔放——都是我们的文明所赋予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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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对于这个真相保持怀疑的人，大部分都是来自库珀蒂诺的亚裔美国孩子。他们进入青春期后，开始脱离故乡的局限性，并发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声讲话和积极发言才是讨喜和财富的通行证。他们生活在一个双重的意识世界中——一半是亚洲，一半美国——两种意识形态相互质疑，一半海水一半火焰。迈克告诉我，比起社交他更愿意学习，这就是这种矛盾中一个极佳的例子。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高中生，依然蜗居在库珀蒂诺。那时迈克告诉我“因为我们在教育上强调得太多太多”，一如亚洲的传统，“社交在我们的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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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再次偶遇迈克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秋天了，他也成了斯坦福大学的新生，那里离库珀蒂诺只有20分钟的车程，而从居住的人口来说却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了，迈克看起来还很不习惯。我们在一家露天咖啡厅见面，坐在我们旁边的是几名运动员，时不时会发出爽朗的笑声。迈克对他们点点头，这几个人都是白人。迈克说：“似乎白人并不在意别人是不是会觉得他们讲话声音太大，或者话题很愚蠢。”他对餐厅里那些肤浅的交谈颇感无趣，对那些新生研讨会上满是“胡言乱语”的课堂参与活动也深感沮丧。他的空闲时间几乎都跟其他的亚裔学生人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有着“相同的外向程度”。那些非亚裔学生常常会让他觉得必须假装很激动或者很兴奋，即使那根本就不是最真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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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宿舍现在住着４个亚裔学生，这个比例是12.5%，”他告诉我，“所以我觉得跟他们相处起来要舒服多了。其中有个男孩名叫布赖恩，他就是个很安静的人。可以说，他带着那种有点内向的亚洲人特质，因此我才觉得跟他相处很融洽。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是真实的我。我不用为了看起来酷一点而去做些我不喜欢的事情，去融入一群非亚洲人或者喧闹的集体中，那根本就是在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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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显然对西方的这种沟通方式不屑一顾，但是他必须承认，有时他也希望自己可以咋咋呼呼，可以不用那么克制自己。当他谈到白人同学时，他说道：“他们活在自己的性格之下也是很快活的。亚洲人对自己的世界并不会觉得不舒服，我们只是对表达自我这件事颇感不适。在一个集体之中，我们总是会觉得表现得外向了就会很有压力。当这种压力出现的时候，它就会明明白白地写在我们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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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还提到了他参加的一次迎新活动，那是一次在旧金山举办的寻宝游戏，旨在鼓励学生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迈克是那个疯狂小组中唯一的亚裔学生，小组中的成员在这次活动中有的在身上画了彩绘，赤裸身体走过旧金山的一条大道，有的干脆身着异性服装走进当地的一家商店里。有一个女生走进了“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展示台上，竟然脱掉了她的内衣。当迈克给我讲这些细节的时候，我以为他要跟我抱怨即便他们组获胜了，这种方式也不合适。但是他却没有批评其他人，而是自责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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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做这些疯狂的事情时，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非常难受。这恰恰反映了我的劣势。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们比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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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从他的教授那里得到了类似的信息。这场迎新活动结束后几周，他的新生辅导员——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教授——邀请了一组学生到她家里。迈克非常希望自己能给她留下一个好印象，但是他完全无话可说。其他的学生似乎都毫不拘谨地互相调侃，问一些有水平的问题。“迈克，你今天太嚣张了，你直接把我无视了。”他离开的时候，教授对他开玩笑说。离开之后，迈克觉得自己糟透了，他沮丧地总结说：“在他们看来，那些不爱说话的人不是能力不济，就是心不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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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些感觉是迈克从未有过的。他在高中的时候一直都是光彩熠熠的。库珀蒂诺几乎就是个儒家传统之地，那里的人安静、乐学、互相尊重，但那里同样也以外向理想型为目标。周中的一天下午，在当地的购物中心，那些自信的、留着参差不齐发型的亚裔美国年轻人用眼神示意外出邀请，穿着吊带背心的姑娘们也心领神会。周六早晨的图书馆里，有些年轻人在角落里专心致志地学习，其余的则聚在一起热闹地谈天说地。我在库珀蒂诺采访过很多亚裔孩子，他们当中很少会有人真心愿意用内向者沉默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即使他们可以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虽然他们始终坚定不移地接受来自父母的价值观，但他们似乎已经将自己的世界分成了“传统亚洲人”和“亚裔的大明星”。那些传统的力量让他们颔首，让他们发奋图强。而那些大明星则既会学有所成，又能在学校里跟同学们开玩笑，挑战老师的权威，让自己成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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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告诉我，很多学生刻意地想要变得比自己的父辈更外向一些。“他们觉得自己的父母都太内向了，于是他们试图用带有夸耀性的外向倾向来弥补这种性格传统。”有一部分父母也开始去调整自己的价值观了。“亚裔孩子的父母发现太沉默并不是件好事，于是他们鼓励自己的孩子去参加各类演讲和辩论活动。”迈克解释说，“我们的演讲和辩论组织是加利福尼亚第二大的，为的就是让孩子们多多锻炼自己能有底气地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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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在库珀蒂诺遇到迈克的时候，他的价值观和自我认知保留着最初的模样。他知道他不是那些所谓的亚裔大明星——他认为如果10分是满分，那么他的受欢迎程度在４分的水平上——但是，他却对自己这种生活在本性中的日子颇感安逸。“我更喜欢跟那些真实的人一起玩，”那时他是这么告诉我的，“这可能会让我变得更加沉默。事实上，当我想表现得很聪明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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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迈克能在库珀蒂诺这个蚕茧中生活这么多年，已经是十分幸运了。很多亚裔美国孩子是在那些更为典型的美式社区中长大的，他们在更小的时候就面临了很多类似迈克进入斯坦福大学之后才遇到的问题。一项研究对比了５年间欧裔美国人和留美的第二代华人青少年之间的不同，结果发现，那些中国人在青春期里明显要比同龄的美国人内向，而且自尊心也更强。这些内向的美籍华人青少年在12岁时还会自我感觉良好——大概是因为此时他们还在继续依照父母的传统价值系统来衡量自我，而一旦他们长到17岁左右，开始接触到美国的外向理想型这一价值观念，他们的自我评价就开始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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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亚裔美国孩子来说，不能适应这一社会的代价便是社交焦虑。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可以弥补这一点。记者尼古拉斯·勒曼曾经就他的《大测试》（The Big Test）一书中所涉及的精英主题采访了一组亚裔美国人。他写道：“结果呈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那些亚裔精英的时代从毕业那天开始就宣告结束了，亚裔开始落后了，这是因为他们缺乏那种可以领先的文化风格：他们太过被动，也不够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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