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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告诉我，很多学生刻意地想要变得比自己的父辈更外向一些。“他们觉得自己的父母都太内向了，于是他们试图用带有夸耀性的外向倾向来弥补这种性格传统。”有一部分父母也开始去调整自己的价值观了。“亚裔孩子的父母发现太沉默并不是件好事，于是他们鼓励自己的孩子去参加各类演讲和辩论活动。”迈克解释说，“我们的演讲和辩论组织是加利福尼亚第二大的，为的就是让孩子们多多锻炼自己能有底气地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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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在库珀蒂诺遇到迈克的时候，他的价值观和自我认知保留着最初的模样。他知道他不是那些所谓的亚裔大明星——他认为如果10分是满分，那么他的受欢迎程度在４分的水平上——但是，他却对自己这种生活在本性中的日子颇感安逸。“我更喜欢跟那些真实的人一起玩，”那时他是这么告诉我的，“这可能会让我变得更加沉默。事实上，当我想表现得很聪明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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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迈克能在库珀蒂诺这个蚕茧中生活这么多年，已经是十分幸运了。很多亚裔美国孩子是在那些更为典型的美式社区中长大的，他们在更小的时候就面临了很多类似迈克进入斯坦福大学之后才遇到的问题。一项研究对比了５年间欧裔美国人和留美的第二代华人青少年之间的不同，结果发现，那些中国人在青春期里明显要比同龄的美国人内向，而且自尊心也更强。这些内向的美籍华人青少年在12岁时还会自我感觉良好——大概是因为此时他们还在继续依照父母的传统价值系统来衡量自我，而一旦他们长到17岁左右，开始接触到美国的外向理想型这一价值观念，他们的自我评价就开始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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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亚裔美国孩子来说，不能适应这一社会的代价便是社交焦虑。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可以弥补这一点。记者尼古拉斯·勒曼曾经就他的《大测试》（The Big Test）一书中所涉及的精英主题采访了一组亚裔美国人。他写道：“结果呈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那些亚裔精英的时代从毕业那天开始就宣告结束了，亚裔开始落后了，这是因为他们缺乏那种可以领先的文化风格：他们太过被动，也不够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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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过很多来自库珀蒂诺的人，他们都在这个问题上苦苦挣扎。一位家境富裕的家庭主妇提到，在她的社交圈子里，基本上所有的男人最近都选择了回中国工作，他们现在就往返于库珀蒂诺和上海之间，部分原因就是安静的性格阻碍了他们的文化融入和同化。美国的公司“认为他们不能胜任当地的工作”，她说道：“那是因为演示能力不够。在生意场上，你得把一堆废话组织起来，表达出来。我的丈夫总是言简意赅地表达出自己的重点就结束了演说。如果你仔细看一下那些大公司，领导层中很少会有亚洲人。他们可能会雇用一些完全不懂商业知识的人，但是这个人却很会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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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软件工程师告诉我他在工作中被忽略的感受时提到，“尤其是那些欧洲人，他们讲话真是不经过大脑”。在中国，他说：“如果你话不多，别人就会觉得你是个肚子里有墨水的人。而在美国，情况却全然不同。这里的人，喜欢有什么说什么。他们有一个想法之后，哪怕一点儿都不成熟，他们都敢讲出来。如果我能在交流方面表现得好一点，那么我的工作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认可。否则，即使我的老板很欣赏我，他也不知道我的工作到底做得有多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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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工程师随后透露，他正在接受一名来自台湾的名为普雷斯顿·倪的传播学教授关于向美式外向性格转变的训练。就在库珀蒂诺不远的山麓学院（Foothill College），倪教授开设了为期一天的“做个成功沟通的非本土专业人士”的学习班。课程广告在网络上通过一个当地的群张贴了出来，这个群名为硅谷演讲协会，其使命是“帮助那些非本土的专业人士通过提升软技能来获得成功”。（群的主页上写着：“讲出你的想法，同大家一起在硅谷演讲协会实现你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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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亚洲人的角度说出你内心的想法，这令我深感好奇。于是，我就报名参加了这个项目，数周以后的一个周六上午，我坐在了一间相当现代化的教室里，北加州山区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倾泻下来。教室里一共有15人，其中大部分来自亚洲国家，也有几个来自东欧和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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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教授看起来很友善，那天他穿了一套西装，打着一条金色的领带，领带上绣着中国画风的瀑布，他腼腆地笑了笑，用美国商业文化的整体概况作为课程的开场白。他强调说，在美国，如果你想成功，那么你的个性和你的本领同等重要。这可能有点不公平，也可能并不是判断一个人的贡献究竟有多大的最佳方式，“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魅力，即便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你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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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教授说，这一点与其他文化传统不同。比如，中国的官员发言的时候只要读就可以了，甚至不是看提词板上的提词，而是看着手中的稿子在读。“如果他是领导，那么大家都得听他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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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教授这时要找一名志愿者上前，一名叫拉吉的20多岁的印度小伙子走上前，他现在在一家财富500强的公司做软件设计师。拉吉身着硅谷的制服：一件休闲的开衫衬衣，斜纹棉布制服，但是他的肢体语言却处处写满了防御。他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穿着登山靴的脚在地面上画来画去。那天上午早些时候，我们在这个房间里轮流作自我介绍，他坐在教室的后排，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们，他想学着“怎样能找到更多的话题”，以及怎样能“变得不再那么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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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教授要拉吉告诉我们他这个周末有什么其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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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和一个朋友共进晚餐。”拉吉说，“然后，嗯……我要去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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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你的印象是，”倪教授绅士地对拉吉说道，“我可以给你很多工作去做，但是你不会引起我太多的注意。记住，在硅谷，你可能是最聪明、最有能力的人，但是如果你不能清楚地表达你自己，不能向别人表现你做了多少工作，别人就会低估你的能力。很多外国的专业技术人员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顶多是个劳动者，而不是一个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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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同情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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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种办法是可以让你保持自己本色的，”倪教授说，“也可以让你通过声音表达出更多的信息。很多亚洲人在讲话的时候，只调动很少的一部分肌肉。那么，我们就从训练呼吸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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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他开始指导拉吉躺下，练习英文中的5个原音发音：“A……E……U……O……I……”然后拉吉的声音从教室的地板上传来：“A……E……U……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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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倪教授让拉吉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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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课后你有什么打算呢？”他一边问拉吉，一边鼓励性地跟拉吉击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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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晚要去一个朋友家里吃晚饭，明天要跟另外一个朋友去爬山。”拉吉的声音明显比之前大了很多，全班同学都由衷地为他的表现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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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榜样，让你看到努力可以获得的结果。课后，我去他的办公室采访了他，他告诉我，他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有多么腼腆——如果将他置于那样的情境之中，比如夏令营或商业学校，他可以把自己锻炼得像个外向者，他就一直这样训练自己，直到这一切变得自然。在那段时间里，他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咨询实践，那时他的客户包括雅虎、雪佛龙以及微软，他还同时学习一些类似的技能，努力改变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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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起亚洲的“软实力”这一概念时——倪教授认为，处于领导位置要能做到“四两拨千斤”——我开始发现了他身上未被西方的沟通模式浸染的地方。“在亚洲文化中，”他说，“总有一种微妙的方式让你获得你想要的东西，这种方式并不是积极的，但意图明确而且颇有技巧。最终，你会因此而获得很多。带有进攻性的力量会挫败你，而软实力会胜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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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倪教授用现实中的例子来解释所谓的软实力，他给我讲了一些学生的故事，这些学生都是把能量积聚于头脑和内心的人，一边讲着，他的眼睛闪烁出了光芒。很多这样的人是雇佣团体的组织者——妇女团体、多样性团体——他们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工作，凭借的是大家具有相同的信念而非活力。他还讲到了“拒绝酒驾的母亲”等团体——这些人通过他们的爱心改变了其他人的人生，而不是凭借所谓的个人魅力。他们的传播技巧足以传达他们的信息，但是他们真正的力量却是通过实践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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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倪教授说，“如果这个观念是好的，人们就会朝这个方向转变。如果这种目标是公平的，而你也愿意为之全心全意努力，它就可能会变成一项准则：你会吸引很多与你有共同目标的人。软实力是默默的坚持。我想到的这些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都是很有耐性的，最后他们会建立起一个个团队。”倪教授认为，历史上那些拥有软实力的人，都是为人们所敬佩的，比如特里莎修女、佛陀和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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