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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她做到了。“我想要结束这场婚姻。”她重复道，她的声音哽咽着，悲伤满溢，然后她开始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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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莉亚的问题并不是缺乏感情色彩，而是怎样能在不失控的情况下表现出她的情感。她拿了一张面巾纸擦了擦眼泪，很快就恢复了状态，重新回到清晰、冷静的律师模式。她已经达到了那两种状态——压倒性的情绪或超然的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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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会讲述西莉亚的故事，是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说，她很像埃米莉，很像我采访过的很多内向者。虽然埃米莉同格雷格聊的不是离婚，而是那些烦人的聚会，但是她的交流风格却和西莉亚如出一辙。当她同格雷格有所争执时，她的声音会变得又轻又平淡，她的态度似乎稍稍带着距离感。其实她这样做是为了将挑衅的情绪降到最低——埃米莉面对别人发火时会感到非常不安——表面上看起来她的情绪的确低了。与此同时，格里格则正好相反，他会提高嗓门，用声音来作战，这意味着他更想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埃米莉越让步，就越孤独，然后觉得受伤，继而格雷格会更加愤怒；他越生气，埃米莉就越觉得受伤，越觉得反感，继而进一步退让。很快，他们就被禁锢在一个无法逃脱的恶性循环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原因是夫妻双方都觉得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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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熟悉性格和冲突解决方式之间关联的人而言，这个动态博弈过程恐怕都不陌生。正如男人和女人解决纠纷的方式大不相同一样，内向者和外向者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大相径庭；研究显示，前者往往是冲突逃避者，后者则是“对抗者”，他们对于面前的分歧，甚至是争论都会泰然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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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做法截然相反，因此他们之间必然会产生摩擦。如果埃米莉不那么介意冲突，她可能就不会对格雷格那种劈头盖脸的方式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如果格雷格的性情稍微温和一点，也许他就会欣赏埃米莉的这种“救火”的方式。如果人们面对冲突问题时能用兼容性方式的话，分歧就很有可能成为彼此确认对方观点的机会。然而，格雷格和埃米莉似乎在每次争吵的时候，对彼此的方式都了解得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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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的爱会不会因此而缩水，或者说至少在争吵的时候会不再喜欢对方？心理学家威廉·格拉齐亚诺进行了一项启发性实验，结果说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肯定的。格拉齐亚诺将61名男生分成几支球队，模拟一场足球赛。一半的参与者被分配到一个合作性质的友谊赛中，并被灌输“足球对我们来说是很有用的，因为要想赢得一场足球赛，球队成员就要相互配合”的观念。另一半学生则被分配到一场强调球队之间竞争的比赛中。每个学生都会看到一组幻灯片和制作好的队友和对手的履历，然后他们要对其他的队员进行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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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向者和外向者之间的差异在这期间就非常明显了。被分配在合作友谊赛中的内向者为所有队员的打分——不只是他们的对手，还包括他们的队友——要比那些分配在竞争赛中的内向者所打的分数要高一些。外向者则恰恰相反，他们在被分配到竞争组时的打分更高。这些结果显示了一些很重要的规律：内向者喜欢在友好的情境下认识的朋友，外向者则喜欢在竞争中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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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项针对中风病人在康复训练中与机器人互动的研究，也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果。内向患者在与那些讲话舒缓而温柔的机器人的互动中表现得更好，而且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互动，这些机器人会说“我知道这个对你来说很难，但是请记住，这是为了你好”，还会说“做得很好，继续加油”。而对于外向者来说，情况也刚好相反，他们会在那些支持性和积极的语言督促下更加努力，比如“你能比这做得更好，我知道你可以！”或者是用那种严苛的口气说“专心做你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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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成果表明，格雷格和埃米莉必须面对一个有趣的挑战。如果格雷格更喜欢那种强悍或带有竞争性行为的人，埃米莉喜欢那种温柔而和悦的人，那么他们之间对于聚会这一僵局要如何以一种相爱的方式达成一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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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大学商学院在一项研究中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答案，这项研究不是针对性格截然相反的夫妻，而是针对来自不同文化之间的协商者——例如，亚洲人和以色列人。76名来自香港和以色列的MBA学生参加了这项实验，他们想象自己会在几个月内结婚，因此要同一家餐饮公司协商安排好婚宴。这个协商是通过视频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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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生在视频中见到的经理非常友好，他们面带笑容；其他的学生在视频中见到的经理却易怒而充满敌意。但是餐饮服务商的信息在这两个案例中是相同的。因为还有一对新人也会在同一天完婚，所以价格有所上涨。你会接受，还是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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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来自香港和来自以色列的学生对此事的反应完全不同。亚洲人接受来自一个友善的经理的提案的可能性更高；仅有14%的人愿意同那些难相处的经理合作，而71%的人愿意接受服务态度好一些的餐厅提案。但是，以色列人接受这两种情况的可能性基本相同。换言之，同亚洲人之间的协商，态度同物质一样重要，而以色列人更关注传递的信息，不会因为对方表现出的态度是否和善而有所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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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鲜明差异的解释，与这两种文化如何定义“尊重”有关。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提到的，很多亚洲人通过冲突最小化来表现自尊。研究人员称，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不会把‘分歧’视为无礼的标志，反而把它当成对方对此是关心的，并且是热情投入其中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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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对格雷格和埃米莉来说，这种情况是相似的。当埃米莉在同格雷格的争吵中压低自己的声音并让自己变得平静时，她认为她在作出让步，不让自己的负面情绪表现出来，是对格雷格尊重的表现。但格雷格却觉得埃米莉不在乎他，更糟糕的是，她都不屑于跟他争吵了。类似的情况是，当格雷格宣泄完自己的愤怒时，他是假定埃米莉像他一样，认为这种方式是对他们之间承诺关系的一种健康而诚实的表现。但是对她而言，这仿佛是格雷格对她厌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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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塔夫里斯在《愤怒：被误解的情绪》（Anger: The Misunderstood Emotion）一书中，讲述了一个有关一条孟加拉眼镜蛇喜欢咬过往村民的故事。一天，一位哲人——一个可以达到自我控制的人——说服这条眼镜蛇，咬人是不对的。眼镜蛇发誓说它再也不会咬人了，而事实上它也做到了。不久之后，村里的男孩子就不再惧怕这条眼镜蛇了，甚至开始虐待它，把它打得鲜血淋漓。眼镜蛇对哲人抱怨说：“难道这就是我遵守承诺所应得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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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告诉它：“我是告诉你不要咬人，但我没有不让你吐芯子吓唬他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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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夫里斯写道：“很多人，就像那条哲人的眼镜蛇一样，把咬人和吐芯子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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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像格雷格和埃米莉一样的人都应该从这个哲人的故事中有所领悟：格雷格不应该总是咬人，但“吐芯子”却是可以的。不仅他可以吐芯子，埃米莉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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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格应该从他对愤怒的假设开始改变。他认为，正如我们大多数人那样，发怒会宣泄被压制的过剩精力。这种“宣泄假说”指的是攻击性会在我们的内心滋长，直到我们能找到正确的方式发泄为止。这种假设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弗洛伊德复兴了这个假设，并且于20世纪60年代找到了宣泄的方式——沙包和近乎原始的嘶喊。宣泄假说依然是个谜，虽然它似乎合情合理又很文雅，但正确与否却还是个谜。研究显示，发泄并不能排遣愤懑，反而会让它更为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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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不能随意发脾气的时候，我们最好能关上自己的“闸门”。令人惊讶的是，神经病学家甚至发现有人注射肉毒杆菌来防止脸上出现生气的表情，这种方法似乎是有效的，因为皱眉的表情会引发杏仁核产生消极的情绪。生气不仅会破坏这种情绪产生的那一刻，数天之后，那个发泄情绪的人还要想办法来弥补自己的另一半。尽管在争吵之后通过做爱这种神奇的方式来补救是种很流行的方式，但对很多夫妻来说，重新共浴爱河是需要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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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格雷格在感觉自己十分愤怒的时候，要怎样才能平静下来呢？他可以做一个深呼吸，可以让自己放空10分钟，也可以问问自己让他这么生气的事情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如果不是，那他就可以让这件事情烟消云散了。如果他仍然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他就应该用一种客观的立场来表达他的需要，而不是用带有人身攻击的方式。“你太不合群了”其实可以变成“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来安排一下我们的周末，好让你我都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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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埃米莉不是个敏感的内向者，格雷格也应该接受这条建议（没有人喜欢被控制，或者觉得自己不被尊重），但是恰好格雷格娶了一个害怕对方生气的女人。所以他应该对他冲突逃避型的妻子有所回应，而不是顺着自己的意思采取强硬的对抗政策，至少从他结婚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应该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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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这段对等关系中埃米莉这一边。她能作些什么改变呢？在格雷格咬人的时候，她可以反抗，当然前提是对方的攻击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没有咬人只是吐芯子呢？埃米莉可能会有很多对于气愤的自然而然的反应，在这些反应中，她可能会倾向于陷入自责和防御的圈子中而不能自拔。我们从第6章的内容可以得知，很多内向者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容易陷入强烈的内疚感之中；我们也知道，人们往往会把自己的某些反应投射到别人身上。因为冲突逃避型的埃米莉是不会咬人的，她或许连吐芯子都不会，除非格雷格真的做了什么令她伤心欲绝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讲她对格雷格咬人的反应只是满腹的内疚感——可能是某些时候在某些事情上，也可能是在所有的事情上，谁知道呢？当她的内疚感聚集到她无法容忍的时候，她甚至会拒绝格雷格的所有要求，包括那些被愤怒放大了的所谓法律上的规定，即夫妻之间的陪伴。自然而然，这就会引发一个恶性循环，而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中，她关上了同情的心门，格雷格也感觉不到任何来自她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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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埃米莉需要接受的教训是，有时犯错误也没有关系。她可能对自己什么时候是对的、什么时候是错的本来就颇感疑惑；格雷格总是以那么强烈的情绪来表达他的不满，就让埃米莉更加难以分辨了。但是，埃米莉必须尽量不被拖进这个泥淖之中。当格雷格指出一些合情合理的问题时，她应该勇于承认，不仅要做丈夫的好妻子，也应该教会自己“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这样会让她变得不那么容易受伤，而且可以在格雷格不讲理的时候进行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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