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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珍妮。她今年24岁，在达拉斯一间狭窄的录音棚里录制流行歌曲《来不及》（Running Out of Time）的副歌部分。她唱到最后的高潮部分时，这一句里的“时间”一词需要转音技巧。她尝试了一次，跑调了，于是停下思考。然后拖长节奏又唱了一遍。一旦错过一个音调，她就会停下来从头开始，或者从唱错的地方重新开始。珍妮唱唱停停，停停唱唱。突然之间，她成功了，一个个音调串成一段流畅的旋律。六遍之后，珍妮已经能够准确自如地唱完这一小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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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用意志坚强或者聚精会神这样的词语来描述练习得法的人，但是这些词语不是十分贴切，人才温床的人们正像克拉丽莎那样，有意识地挑战自己的极限，所以会失败。可不知何故，失败却带他们走向了成功。这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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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巴西足球队那种人才扎堆的现象，就像解释万有引力——同样可以用数字衡量：5次赢得世界杯，每年有900来位年轻运动员签约欧洲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也可以一一列举出类拔萃的足球明星，诸如贝利（Pele）、济科（Zico）、苏格拉底（Socrates）、罗马里奥（Romario）、罗纳尔多（Ronaldo）、儒尼尼奥（Juninho）、罗比尼奥（Robinho）、罗纳尔迪尼奥（Ronaldinho）、卡卡（Kaka）等名符其实的“世界最佳球员”。可是归根到底，你无法用数字和名字来表现巴西足球才能的力量。每天，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在欣赏这样一个典型的场景：一群对方球员包围了一位巴西球员，狭路相逢，插翅难飞，希望渺茫。紧接着这位巴西球员做了一个舞蹈般模糊的动作——或佯攻、或轻挑、或瞬间飞奔而去，显然他已经脱离重围，留下对手兀自困惑，他却如闲庭信步。在这项全世界为之狂热的竞技活动上，巴西每天都在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持续地输出最好的球员，这个比例高得异乎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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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人才扎堆现象，传统的解释是将之归功于基因和环境的结合，即先天和后天的联袂。根据这个思路，巴西的成功来自其得天独厚的地利人和：气候温和，当地人对足球的狂热，以及1.9亿基因各异的人口中，40%的人饱受贫穷的折磨，渴望利用这项“美丽的游戏”逃离现实。就这样，加总所有这些因素，一家生产足球健将的完美工厂就建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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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解释有个小问题：巴西并非一直以来都盛产足球运动员。20世纪四五十年代，气候、狂热、贫穷早已存在，但这家完美工厂的产品却普普通通——从未染指世界杯，四次败于“无冕之王”匈牙利，看不到一点令人眩目的即兴球技，而那正是巴西球员后来赖以成名的绝技。直到1958年，瑞典世界杯上以17岁的贝利为核心的强大阵容所向披靡，现在人们眼中的巴西队才真正诞生。①假如往后的20年里，巴西队丧失了它在体育场上高不可攀的地位（正如匈牙利同样滑下了“无冕之王”的宝座），世人会为之震惊，而“巴西是独一无二的”这个论调也就再无可辩之词。我们只能耸耸肩，为新冠军欢呼。毋庸置疑，他们也将拥有一套自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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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巴西是如何培养出如此众多的优秀球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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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出人意料。巴西之所以培养出了如此优秀的球员，是因为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们采用了一套独特的训练方法和一件独特的训练工具，这使他们的控球能力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球员。他们发现了一套提高学习速度的方法，而且他们自己同样也没有意识到，这种训练方法叫做精深练习。我们会发现，其应用并不局限于足球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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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参加一次舞会，你努力想记住某个人的名字。假如这个名字是别人告诉你的，那么忘记的几率很高。但如果是想方设法打听到的，那么它将铭刻在脑海中。并非后者更重要，也不是记忆力提高了，仅仅因为练习更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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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你登上一架飞机，第无数次观看机舱服务人员花一分钟时间清晰简明地演示救生衣的使用方法（播音员讲解道，“把救生衣穿过头部套到身上，然后将两根黑带子系到前面。拉下红色搭襻后，救生衣会自动充气”）。一小时后，飞机开始晃动。对讲机中传来机长急促的声音，告诉乘客穿上救生衣。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穿好救生衣呢？这些黑带子要如何绕过来呢？这红色搭襻又有什么用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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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另外一个场景：同一架飞机，但是这次不只观看穿救生衣的演示，你还要试穿救生衣。把那件黄色塑料衣服穿过头部套到身上，然后摆弄那些个搭襻和带子。一小时以后，飞机开始晃动，对讲机中传来机长的声音。这次穿好救生衣的速度会快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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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深练习是建立在一个悖论之上的：朝着既定目标挣扎前进，挑战自己的能力极限，不断犯错，这让你更聪明。类似的说法是，做那些不得不放慢节奏的事情，犯错并加以改正——就像爬冰山，刚开始的时候会滑倒，会跌跌撞撞，最后不知不觉中就变得敏捷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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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寻找可以不劳而获的捷径，这绝对是一种糟糕透顶的学习方式。”罗伯特·比约克（Robert Bjork）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系主任，毕生致力于记忆和学习问题的研究。他是一位乐观的博学者，既擅长谈论记忆遗忘曲线，又会津津乐道地评论NBA球星奥尼尔。他认为奥尼尔应该在非常规的距离上练习投射，比如14码和16码，而不是在标准距离15码上练习。众所周知，奥尼尔的罚球命中率极低。（罗伯特的诊断意见是，“奥尼尔需要学习调整基本动作，不然将一直这么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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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看上去像是障碍的东西，长期来看，其实是有价值的，”罗伯特说，“亲自接触一次，哪怕只有几秒钟，也比旁观几百次远远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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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解释道，其中的原因与我们的大脑构造有关。“我们总认为记忆系统就像一台录音机，但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活体结构，一个几乎永远装不满的箱子。我们面对困难且克服困难的机会越多，脚手架就会变得更多。脚手架越多，我们学习新东西的速度就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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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精深练习时，世界的寻常规则暂时不再适用。时间利用效率提高，事半功倍。把自己置于杠杆的一边，遭遇的失败越多，你就翘得越高。窍门是设定一个稍稍超过自己现有能力的目标：设定努力的目标靶。盲目受挫毫无帮助，实现目标才能突破原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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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说，“这就在于如何找到一个最佳位置，存在于现有能力与期望目标之间的最佳距离。一旦找到那个最佳位置，学习之旅就启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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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深练习是一个奇怪的概念，理由有二。第一，它违反了人们对“人才”的第一印象。人们常会认为，练习与人才的关系就如磨刀石与刀具：前者固然重要，但是没有瓷实的刀片——即与生倶来的才能，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精深练习提出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它可能是一个锤炼刀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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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理由是，精深练习需要犯错，才可以转化为技能。而人们往往极力避免错误。所以，要理解精深练习是如何工作的，首先应该思考错误这个关键的“讨厌鬼”在学习过程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假设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件事情，一旦出错就很有可能性命难保，那么你又怎么掌握做这件事所需的技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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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足球史学家把这个时刻追溯至1958年世界杯的半决赛，巴西队大败众望所归的前苏联队那场比赛的前3分钟，人称现代技术顶峰的前苏联队被贝利、加林査和瓦瓦的控球技巧打败。正如讲解员路易斯·门德斯（Luis Mendes）所说，前苏联队的科学系统在那一刻死去，他们派最好的球员上场，但是却没法测算加林査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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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小时天才理论 美国空军的飞行训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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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的冬天，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碰到了一个难题。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频频死于坠机，这些空中战士是军队中公认的技术尖子。而这些伤亡都不是战争所导致的，他们仅仅是冒着冬日的暴风雪天气为美国邮政送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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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坠机事件起源于一桩公司丑闻。此前不久，一项参议院调查曝出，美国邮政将数百万美元的航空邮件运送业务外包给了几家商业航空公司，而这几家商业航空公司之间制定了价格垄断方案。罗斯福总统迅速做出反应，取消那些外包合同。而同时，航空队的上将们正急切盼望表现一下飞行员高涨的激情和大无畏的勇气（他们也想向罗斯福证明，航空队有资格独立成为一个军事分支，与陆军和海军平起平坐）。这些上将对航空队飞行员的认知大部分是正确的：他们充满激情，而且非常勇敢。但是在1934年那个暴风雪肆虐的冬天，航空队飞行员们纷纷坠机。3月10日一早，20天内第9位飞行员丧生，罗斯福把空军总指挥本杰明·弗罗伊斯（Benjamin Foulois）上将召至白宫。“将军，”总统严厉地问道，“这些航空信导致的坠机事件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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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好问题，可能正是罗斯福的这个问题让飞行员整体训练项目得以发展。早期的飞行员培训建立在这样的基本理念之上：优秀的飞行员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培养的。大部分的培训项目套用相同的程序：指导员带着有潜质的学生上飞机，在空中完成一系列的翻筋斗和横滚特技。要是这个学生没有不适的感觉，就认为他拥有成为飞行员的能力。经过几周的地面学习，就可以逐步上机操控。受训人员的学习内容就是滑行；或者开着那种机翼又粗又短的飞机做“企鹅跳”；或者直接飞上天空，边横冲直撞边暗自祈祷（“好运林迪”①这个绰号可非浪得虚名）。整套培训系统就像是一个玩笑。早期，一些陆军航空学校的死亡率接近25%；1912年，14名美国陆军飞行员中8名死于坠机。直到1934年，航空技术和飞行技巧均有所改善，但是培训方式仍然非常原始。罗斯福提出质问之后，“航空信丑闻”事件迅速在坊间传开，引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是否存在更好的飞行培训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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