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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中，基因无法解释这些世界一流的成就，因为这个清单上的人由共同的生活经历联系在一起，这些经历与染色体无关。但是，当我们把失去父母看作一个触发动机扳机的信号时，这种关联变得清晰起来。丧父或者丧母是一个原始信号：生活不再安全。你不必成为心理学家，也会欣赏由于缺乏安全感而激发出来的能量储备；你也不必是达尔文主义理论家，也会欣赏这种反应是如何进化而来的。这个信号可以改变孩子与世界的关系，重新给自己定位，激发和引导自己的大脑去解决危险，处理生命中的可能性。正如基思·西门顿（Keith Simonton）在《天才起源》（Origins of Genius）中提到的，对于父母死亡，“如此不利的事件造就了人格的健全发展，剽悍到使他们足以克服拦在成功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和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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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假设艾森斯塔德名单上的许多著名科学家、艺术家和作家都完成了必要的1万小时的精深练习，他们身上的激情生物机理就更加明显了。早年丧父或丧母并没有给他们才能；而是一个原始信号——生活不再安全，这开启了古老的自我保护的进化开关，从而让他们倾入时间和精力去耕耘事业，所以在数年时间里，他们一步又一步地养成了各自的才能，一层又一层地包裹上了绝缘体。这么看，艾森斯塔德名单上的超级名人并非天赋异禀，并非人类中的统计异常值，而是统治所有人的普遍原则的逻辑外延，（1）才能需要精深练习；（2）精深练习需要充分的能量；（3）某些信号会触发巨大能量的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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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朋友的孩子们中间做了一次非常不科学的调查。有个推论似乎成立：年纪最小的孩子往往走得最快。我稍微扩大了样本，结果更加有趣了。以下是百米短跑世界纪录保持者在家庭里的出生顺序，排在第一位的是最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随后是前世界纪录保持者，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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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尤塞恩·博尔特（3个孩子，排行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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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萨法·鲍威尔（6个孩子，排行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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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贾斯汀·加特林（4个孩子，排行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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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莫里斯·格林（4个孩子，排行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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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多诺万·贝利（3个孩子，排行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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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勒罗伊·伯勒尔（5个孩子，排行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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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卡尔·刘易斯（4个孩子，排行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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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伯勒尔（5个孩子，排行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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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易斯（4个孩子，排行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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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卡尔文·史密斯（8个孩子，排行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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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样本规模有点小，但规律是明晰的。名单上的8名男子，没有一个是家中的长子，只有一人排在中间。总之，历史上跑得最快的短跑选手在平均拥有4.6个孩子的家庭中平均排行老四。在美国职业橄榄球联赛里也发现了类似的数据，冲锋码数排在前十的全职跑峰②，他们在平均拥有4.4个孩子的家庭中一般是第3.2位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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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规律令我们感到奇怪，因为跑步速度看起来，听上去都像是一种天赋。然而规律表明，速度不是纯粹的天赋，而是一种技能，需要进行精深练习，通过特定的信号触发。这里的信号是——你落后了，跟上！我们有把握地猜想，在大多数家庭里，在童年时代这个信号被发送和接收的次数即使没有上千次，也有上百次。年长的大孩子发送给年幼的小孩子，于是后者投入一定强度的努力，而那些年长的孩子（几乎拥有相同的基因）却从没机会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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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说，在一个大家庭里出生较晚就必然跑得快，更不是说有位家长在孩子年幼时过世就必然使其能够当上英国首相。但这确实说明，跑得快如同其他才能，受到一堆主要因素的影响，超越基因这个因素，直接相关的是对激励信号强烈的潜意识反应，这种激励信号提供了精深练习所需的能量，从而促进髓鞘质生长。正如麦克赫森的音乐家、韩国的高尔夫球运动员、俄罗斯的网球选手以及这个清单上的其他人，他们的才能不仅仅因为出生环境，也因为在某个神秘的节点上，他们捕获了一种强大的思想，它起源于身边一连串的画面和信号，这些微弱的火花点亮了他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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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更新一下艾森斯塔徳的清单，这是演艺界明星在18岁前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的部分清单。喜剧界：史蒂夫·艾伦（1岁，父亲），蒂姆·艾伦（11岁，父亲），査理·卓别林（12岁，父亲），艾迪·墨菲（8岁，父亲），莫莉·香农（4岁，母亲）。音乐界：托尼·本内特，麦当娜，查理·帕克，披头士乐队（保罗·麦卡特尼，14岁，母亲；约翰·列农，17岁，母亲）和U2乐队（波诺，14岁，母亲；拉里·马伦，15岁，母亲）。电影界：凯特·布兰切特，奥兰多·布鲁姆，简·方达，朱莉娅·罗伯茨，芭芭拉·史翠珊，査理兹·塞隆。这份清单不包括那些父母中一方因为离婚、生病或其他因素而不再联系的人。如果包括，那么这份清单都能写成一本书了。关于失去父亲或母亲启动动机的说法，作曲兼制作人昆西·琼斯（Quincy Jones）给出了最明显的表达之一，他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母亲，”他说，“我过去常坐在壁橱里对自己说，‘如果我没有母亲，我就不需要母亲。我要让音乐和创造力成为我的母亲。’那从未让我失望。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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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跑峰在橄榄球中相当于前锋，需要快速突破防守队员达阵，进攻的成绩是以推进的码数体现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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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小时天才理论 好运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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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归属感与安全感是两个有力的原始信号。但它们并不是激发才能的全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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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期，年轻的小提琴老师罗伯塔·萨瓦拉斯（Roberta Tzavaras）决定在东哈林区的兰所公立小学引入古典音乐教学。问题是学生人数远比他们能提供的小提琴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为了加强她的信心——即每个孩子都有潜力拉小提琴。萨瓦拉斯决定抽签。抽中的孩子组成了第一个班级，他们取得的进步令人惊叹。随后第二个、第三个班级均如此。该项目得以蓬勃发展，最后被命名为“哈林中心的第118号弦乐作品”（Opus 118 Harlem Center for Strings）。萨瓦拉斯和她的学生们曾在卡内基音乐厅和林肯中心表演，还参加了《奥普拉脱口秀》（The Oprah Winfrey Show）的演出。他们的成功故事在1999年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弦动我心》（Music from the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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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公立学校随即跟风成立自己的“118号作品”。其中有两所公立学校，分别是东哈林区的沃德利表演和视觉艺术中学和布鲁克林区的弗拉特布什PS 233。这两个小提琴项目恰好成为了对比组，因为它们几乎同时开始，碰巧由同一位教练——哈林艺术学校的大卫·伯内特（David Burnett） 指导。更因为其中一个项目成功了，而另一个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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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德利较PS 233有众多优势，前者的课程以艺术为重点，在招收学生时，家长纷纷表示相信艺术教育的价值，学生大概确实对音乐感兴趣，学校有一座全新的礼堂，而且学校的经费预算允许为每位想学琴的学生购买一把小提琴。相反，PS 233是一所古旧的城市公立学校。总的来说，学生并没有明显地喜爱小提琴，对艺术不感兴趣。更糟的是，开创该项目的基金会只买得起50把小提琴，大部分还是小规格的小提琴，伯内特只好举行“118号作品”式的抽签，来决定谁可以参加该项目。随着项目的开始，结果似乎早已注定：沃德利将获胜，而PS 233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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