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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维克在纽约的400名五年级学生中做了一系列的实验，我们可以在这一系列实验中生动地看到“嘣”这一反应发生的前后过程。实验的目的是验证一个细微的信号，比如一句赞美，能对学生的努力和成绩产生多大的影响，以及什么样的信号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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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德维克给每个孩子一组相当简单的试题。随后，研究人员告诉所有孩子他们的得分，并附上一句六个字的表扬。一半的孩子收到的表扬是赞美他们的智力（“你肯定很聪明”），另一半收到的是赞美他们的勤奋（“你肯定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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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接受了第二次测试。但是这次，他们可以挑选一份较难的试题或者较容易的试题。那些曾经被赞扬勤奋的孩子中，90%选择了难一点的试题。而曾经被赞扬很聪明的孩子，大多数选了简单的试题。为什么？“当我们赞美孩子的智力时，”德维克写道，“我们是在说，这个游戏的名字是：聪明的，别冒险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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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的试题都增加了难度；所有的孩子都失败了。然而，两组孩子——勤奋组和智力组——面对这种情况的反应截然不同。“（勤奋组）钻研学习与试题有关的知识，尝试解决方案，试验解决策略，”德维克说，“后来他们说，他们喜欢这么干。但智力组讨厌难的试题。他们觉得这是他们不够聪明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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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进行了一轮，又回到跟第一次试题同样难度的测试。勤奋组的成绩提高了30%，而智力组的评分下降了20%。这样的结果都源自六个字。德维克对此惊讶万分，于是又做了五次同样的实验。每次的结果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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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敏锐地适应被告知的价值观，”德维克说，“我想，我们一直在寻找，寻找，试图理解‘我在这环境里是谁？我在这个框架内是谁？’所以当一个明确的信号出现时，就迸出了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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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拜访的每一处人才温床，他们使用的语言都与德维克的研究发现相符，都是在肯定努力的价值，以及缓慢的进步，而不是天生的才华和智慧。例如在斯巴达，他们不“打”网球——而更喜欢用动词borotsya，类似于“战斗”或“拼搏”。韩国高尔夫球员被告诫yun sup’he，翻译过来就是“Just Do It”（深得耐克公司的欢心）。库拉索岛小蚂蚁联盟的队伍中，那些九、十岁的孩子们学习棒球时的口号是progress，即“一次一小步”。巴西足球运动员的年龄层次分为奶瓶（五六岁），尿布（七八岁），以及奶嘴（九、十岁），不到20岁的国家队运动员被称为Aspirantes——希望之星。我拜访的所有地方，赞美之词并不能时常听到，那是在他们拼搏努力之后才可以得到的——这一发现与德维克的研究相吻合，她发现，多表扬并没有加强他们的动力，相反倒常常是降低了。“我们的研究展现了短短六个字所产生的作用。”德维克说，“关键是要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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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性的语言通常是指这类鼓舞人们争取不断进步的语言：希望、梦想、以及泛泛的肯定（“你是最棒的！”）。这种语言——我们称之为高动机语言——有其作用。但是从德维克和人才温床那里得到的信息很明显：高动机语言并不能激励人。它的作用正好相反：不是去争取进步，而是倒退，提醒人们无需努力，逃避痛苦挣扎。德维克的研究表明，像“哇，你真用功”或“干得不错，兄弟”这类话产生的激励要有效的多，而另一类则被她称之为“无效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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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深练习需要深入认真的工作以及热情的劲头。当你开始练习，你不是“打”网球；你在挣扎、在反抗，你需要集中精力，然后慢慢地好起来。我们的学习像婴儿的蹒跚学步。赞其勤奋的语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直达学习的核心，而想要点燃激情，没有比这更强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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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一所大学，我培养的学生成功率将相当不错，懂我意思吧？”安格布隆说，“我是说，80%或85%的学生最终会是成功的商人、运动员、百万富翁。哈佛都做不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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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小时天才理论 第7章 点燃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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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所中学，那里的学生几乎没有任何自由。怎么走路，怎么坐，走路的时候怎么拿东西，怎么回答问题，甚至上厕所之后怎么洗手，都有严格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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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校的学生一般早上五六点钟就起床，在七点之前已经开始集体的学习。放学也比别的学校晚，一般要在下午六点以后，然后回家还要做两个小时的家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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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刻苦学习之外，学校还要求所有学生必须有礼貌——非同一般地有礼貌。老师甚至有意在校园里放置垃圾，让学生们自觉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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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既不研究体育明星，也不常去博物馆，他们学习的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定要考上大学。这所学校就存在于当今的美国，它就是美国的KIPP学校系统——美国为贫困儿童办学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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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小时天才理论 教育不是在填坑，而是点燃照明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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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W.B.Y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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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一代的荒谬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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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拉索岛、俄罗斯和韩国那样的人才温床是由某个意外事件导致的：突破性的明星，奇迹般的胜利。无从预料，也无从规划。如果没有意外事件发生，就会出现另一类激情开关。而且这种激情开关最常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我在一个意料不到的地方——几所内地学校——看到这一幕的生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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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冬天，麦克·芬博格（Mike Feinberg）和戴夫·莱文（Dave Levin）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他们都20出头，两人是室友，同在休斯顿公立学校里担任二年级老师。他俩都是“为美国而教”的会员，那是一个新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招募刚毕业的大学生去低收入地区的学校任教两年。范伯格和莱文的第一年教书生涯困难重重（车胎被学生捅破、班级秩序混乱），第二年更为糟糕。他们曾力图革新，却发现自己的努力处处受阻：无能的官僚、放任的父母、调皮捣蛋的学生、迂腐守旧的规章，以及这架堪称所有发明中最能令人沮丧的机器——美国内陆公立学校系统。莱文被告知无需再返校教书；芬博格则逃得更远，正热切地计划着法学院的生活。因此他们窝在脏乱的休斯顿公寓里打发一个个漫漫长夜，忙于一项历史久远的活动，也是所有20出头的年轻人的最爱：抱怨自己的工作，喝啤酒，看《星际迷航》。后来，芬博格总结他们当时的精神状态为：“生命不息，烦恼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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