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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60年间，随着大学教练们地位的水涨船高，一个有趣的现象也随之出现——球队在篮球场上的表现越来越差！在2012年的一场乔治敦对抗田纳西的篮球比赛的终场哨音响起时，两个队伍的得分都没有到40分。在2013年的一场中部分区的比赛中，一支球队在半场总共只得了4分。最后的统计显示：2013年，男子大学生篮球队平均每场的总得分少于1953年，比历年任何一个赛季的数据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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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怎么可能？如果你给教练的酬劳越多，如果你将他们的工作一直暴露在电视的闪光灯下，如果你将篮球场或体育馆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他们一定会在工作上表现得越好，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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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们主要看到的是自己多么优秀和重要。而优秀和重要的人必须在正发生的事情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商学院的人会将之称为“领导的浪漫”。我们觉得领袖是积极而忙碌的。所以当我们拥有了重要的领导地位时，我们做得越多，我们给自己的评价就越高，我们就越信任自己。就像戴安·拉维奇对自己是如此信任，以至她想靠一己之力改变我们的学校；大学篮球队教练对自己的工作是如此擅长，以至他们必须在比赛中全程掌控他们的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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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有的一切对如今的大学生篮球比赛有着显著的影响。1999年NCAA的明星球员，著名篮球评论员沃利·斯泽比亚克审视了现今的大学生篮球联赛后表示：“教练谋杀了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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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们并没有为自己的队伍预先准备好战术，然后观看队员们执行战术；相反，现在的教练们比赛一开始就积极地投身于比赛中。斯泽比亚克抱怨道：“他们指导着每一次的运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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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发生的事情就完全可预料了。当你在比赛中被人指导时，你的行为会很自然地变慢。聆听、解读和反应都需要时间和努力。执行你正在被告知的事情比执行你早已被告知的事情要困难得多。克莱姆森大学的主教练布拉德·布劳内尔承认：“不可否认，我们教练确实导致队员的速度变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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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当你在聆听和解读教练的话语时，你也阻碍了自己的本能与直觉，甚至压抑了你的执行能力，无法正常发挥那些教练让你练习了数月的技能。随后你会犹豫不决，因为你知道每一个错误都将立即引起教练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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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指导贯穿了整场比赛，而它在比赛末尾的时候显得尤为明显。斯泽比亚克说：“在比赛尾声的所有暂停，都是谈话而非行动，这一切对于制定战术是很好的，但是对于比赛而言却是灾难。如果你希望我能投篮得分，那么我最不希望你做的就是暂停比赛让我坐在板凳上，然后让我思考如何投篮得分。篮球是一项需要节奏和感觉的运动，你坐在椅子上时是得不到节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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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越多的球队——篮球打得越好——往往他们的教练并不那么大牌。戴安·拉维奇相信，如果她曾经不那么信任自己，现在美国的教育可能会更好。强烈的自信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利器，但同时它也能猛烈地攻击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使得人们没有机会去思考自己是否使情况变得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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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斯泽比亚克可以叫一个暂停并召集现在的教练让他们围成一圈，他想对他们说的内容很简单：“在篮球比赛的历史上，教练员们的总得分是零。请牢记下场比赛的40分钟你要坐在教练席上，试着赢取比赛。你希望自己的队伍得分？下次请你坐下，让你的队员们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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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手上的信息永远比你可能会用到的要多。你想要知道一种快速赚钱的方法吗？或者你是否想要查看地点、时间、速度和对手的信息？或许你只需了解一下专家的意见，他们预测了什么？或者你直接下注碰运气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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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马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但基本的交易流程是相同的。你做出自己的选择，然后走到投注窗口前下注，接着观看比赛。在长达两分钟的比赛里，马匹之间会在内外道争夺有利位置，领先者会不断更替。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你的心脏怦怦怦剧烈跳动，极力关注的只有一个问题：你的马赢了还是输了？你赢了还是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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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坐在看台上，正研究着第六场比赛的赛马。现在你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你知道自己的赌注会下在哪匹赛马上。在通往投注窗口的道路上散落着成堆的废弃的赌注单。如果你忘记大部分的赌注单的主人都是输家，你也可以快速瞥一眼楼梯口或每走一步就听听那些纸片的摩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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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走到投注窗口前时，有一个人礼貌地询问你是否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你说可以。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在比赛前投放自己的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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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你能看下这张卡片并告诉我，你觉得自己准备下赌注的赛马有多大的获胜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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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上标记了一组数字的代表意义。上面写着“1”，则意味着你认为自己的赛马获胜的概率是“极小”，“7”则代表着你的赛马获胜的概率是“极大”。他表示你无须考虑赔率或其他的因素，只需要告诉他你觉得自己的赛马获胜的可能性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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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还有另一个人站在队伍的另一端，与那些刚刚投放好自己赌注的人聊天。他询问的是相同的问题，只是询问对象换成了另一组下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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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下注后被询问的人群的信心指数比下注前被询问的人群高出了38%。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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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马匹并没有跑得更快，赔率也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改变，除了一组是正准备做出自己的决定，而另一组则已经做好了自己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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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这称为决策后不协调因素减少现象。简而言之，当我们做决定时——任何决定，我们通常会有许多冲突的信息。我们知道有许多理由——好的理由——本应该让我们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在我们做出判断之前，我们会包容所有的冲突。但当我们做出决定后，我们开始抛弃这些冲突，我们开始贬低那些与我们所做的决定相冲突的信息，我们开始提升那些支持我们决定的信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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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马——同任何一个决定一样——有数不尽的数据暗示我们本应该做出不同的选择。许多理由建议我们投注在其他的赛马上，或干脆不要赌马。投注前，我们承认这些冲突的意见。投注后，我们会抛弃这些意见。我的选择是对的，我很自信我做了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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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信来得如此之快——仅仅只需几秒钟——以至我们甚至无须去思考该如何获得它。我们无须深思熟虑，也不用理性地判断，唯一重要的信息就是支持我们觉得正确的信息。一切都源自我们的直觉。既然决定已经做出，那么我很确定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否则我是不会做出这个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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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注前被采访的人群中有一人无意中碰到了采访投注后人群的研究人员。他走到研究人员面前对他说：“你和站在前面的那个家伙是同事吗？好吧，我刚刚告诉他我的马获胜的可能性是50%。你能告诉他把我的回答改成很有可能获胜吗？哦，上帝，改成极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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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决策后不协调因素减少现象。一分钟过去了，与这匹马、场地、赛道等各种条件相关的因素都没有任何改变，但是赌徒在这一分钟内发生了变化。他们从一个准备行动的人变为完成了行动的人，现在是时候掉转车头开始支持自己的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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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的行为方式。我们会放大已做行为的吸引力，缩减我们未做行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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