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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脑使我们富裕起来。受众多德鲁克所称的“知识工作者”的推动，信息经济提高了许多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这是我们的曾祖父母所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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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现在，三分之二以上的美国人都有了自己的居所。事实上，大约有13%的房子都是第二套住房。对于汽车，现在美国汽车的数量比拥有驾照的人数还多，平均来看，每个有驾照的人都有自己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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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仓储，是一项为人们提供场所以存储额外物品的业务。在美国，该行业的年营业额已达170亿美元，超过影视业。而且，该行业的发展速度在其他国家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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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量物品无处储存时，我们就会扔掉。商业作家波利·拉巴尔（Polly LaBarre）指出：“美国在垃圾袋上的花费比其他90个国家的所有花费还要高。也就是说，美国垃圾袋的花费比世界上近半数国家的商品消费总额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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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物质财富的充裕也带来了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后果：左脑思维在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也削弱了自身的重要性。左脑思维带来了繁荣，也使人们更加重视非理性的右脑感知，如美观、精神性和情感。对各个企业而言，只生产价格合理、功能齐全的产品已远远不够，还要求产品外表美观、款式独特、意义深远，同时还要符合作家弗吉尼亚·帕斯楚（Virginia Postrel）所谓的“审美需要”。正如我们一家到塔吉特的购物经历所揭示的，也许最能生动体现这一变化的是中产阶级对设计的痴迷。现在，世界著名设计师，如先前提到的那些以及设计巨星凯瑞姆·瑞席（Karim Rashid）和菲利普·斯塔克（Philippe Starck），正致力于为典型的面向中产阶级的商店设计各种商品。塔吉特及其他零售商售出的由瑞席设计的废纸篓已达300万个。这可是名牌废纸篓啊！请尝试向左脑解释这一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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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在塔吉特买的这个物品（见图2—1），又说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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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马桶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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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由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设计的马桶刷。格雷夫斯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建筑学教授，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师和产品设计师之一。该马桶刷的价格是5.99美元。只有在物质财富极为充裕的条件下，人们才能拥有这么美观的垃圾桶和马桶刷，从而把实用却单调的产品转变为人们想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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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财富极大充裕的时代，理性、逻辑和实用需求已远远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设计师必须探寻满足人们需求的各种方式。如果设计出来的东西不能吸引眼球或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就不会有人买。当今，拥有设计感、共情力、娱乐感和其他看似比较“柔和”的能力，是保证个人和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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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财富的充裕还从另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右脑思维的重要性。我的临终遗言不可能是：“我这一生犯过很多错误，但令人欣慰的是，至少在2004年曾用过迈克尔·格雷夫斯设计的马桶刷。”物质让生活更加美好，却未必让我们更加快乐。社会繁荣的矛盾之处在于，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是人们对个人、家庭和生活的满意度却没有相应增加。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所说：“当代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对完美的无限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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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国家，无论你来到哪一个繁荣的社区，体验到购物的便捷和物品的丰富，都会注意到人们对完美的追求。有些曾经十分怪异的运动，如瑜伽，现在已被普遍接受，还有工作场所对精神追求的日益重视以及书籍和电影中的福音主题，这一切都表明对目标和人生意义的追求已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不再只是关注日常生活琐事，现在他们的视野更加广阔。当然，即便在发达国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充裕的物质财富，就更不必说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了。“但是物质财富的丰富的确解放了亿万人群，使之不必再为生计而奔波，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不再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权利，而是越来越普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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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你还有所怀疑，再来看看最后一组极富启发性的数据。一个世纪以前，电灯还十分罕见，但现在已相当普遍。灯泡很便宜，电也无处不在。可是蜡烛呢？谁需要蜡烛？显然，很多人都需要蜡烛。在美国，蜡烛企业的年销售额达24亿美元，因为除了对照明的实用需求之外，经济发达国家对美丽和完美有着更为根本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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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思维：决胜未来的6大能力 [:170135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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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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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英语国家的工作都可以在印度完成，唯一的限制就是你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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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本书的写作搜集资料时，我遇到了图2—2中的4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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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正是知识工作者的典型代表。同很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聪慧孩子一样，他们也是严格遵循父母的意见，在高中成绩优异，念一所好的大学，学的是工程学或计算机科学，现在在一家大型软件公司工作，负责给北美的银行和航空公司编写计算机代码，但是他们4人的年薪都没有超过15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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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来自印度的4位知识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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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北美的知识工作者们，他们就是你们的新对手：来自印度孟买的史利维迪亚、拉利特、卡维塔和卡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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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带来最多争论或引起最大恐慌的莫过于外包业务。这4个计算机程序员以及来自印度、菲律宾和中国的其他计算机程序员，吓坏了北美和欧洲的软件工程师和其他青睐左脑的专业人员，引发了他们的抵制和抗议，并带来了大量政治问题。他们所从事的电脑编程工作虽不是跨国公司所需要的最尖端技术，但在不久前还是一项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几乎都无法胜任的工作。所以，从事相关工作的白领年薪高达70000美元。但是现在，一个25岁的印度年轻人就可以完成同样的任务，或许还做得更好，而且速度也一样快，甚至更快，但是他的薪水却只相当于塔克钟（Taco Bell）快餐店收银员的收入。虽然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薪水微不足道，但这大致相当于普通印度人收入的25倍，这份工资能让他们过上上层中产阶级式的生活，可以享受假期并拥有自己的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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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孟买遇到的这4个程序员，只不过是全球外包浪潮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员的缩影而已。每一年，印度各大院校的工科毕业生达350000人，这也是超过半数的《财富》500强公司将软件业务外包给印度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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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电气公司的软件有48%是在印度开发的。该公司在印度的员工多达24000人，这里的办公室甚至张贴了这样的告示：“非请莫入，违者雇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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