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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马桶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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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由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设计的马桶刷。格雷夫斯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建筑学教授，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师和产品设计师之一。该马桶刷的价格是5.99美元。只有在物质财富极为充裕的条件下，人们才能拥有这么美观的垃圾桶和马桶刷，从而把实用却单调的产品转变为人们想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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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财富极大充裕的时代，理性、逻辑和实用需求已远远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设计师必须探寻满足人们需求的各种方式。如果设计出来的东西不能吸引眼球或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就不会有人买。当今，拥有设计感、共情力、娱乐感和其他看似比较“柔和”的能力，是保证个人和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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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财富的充裕还从另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右脑思维的重要性。我的临终遗言不可能是：“我这一生犯过很多错误，但令人欣慰的是，至少在2004年曾用过迈克尔·格雷夫斯设计的马桶刷。”物质让生活更加美好，却未必让我们更加快乐。社会繁荣的矛盾之处在于，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是人们对个人、家庭和生活的满意度却没有相应增加。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所说：“当代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对完美的无限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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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国家，无论你来到哪一个繁荣的社区，体验到购物的便捷和物品的丰富，都会注意到人们对完美的追求。有些曾经十分怪异的运动，如瑜伽，现在已被普遍接受，还有工作场所对精神追求的日益重视以及书籍和电影中的福音主题，这一切都表明对目标和人生意义的追求已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不再只是关注日常生活琐事，现在他们的视野更加广阔。当然，即便在发达国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充裕的物质财富，就更不必说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了。“但是物质财富的丰富的确解放了亿万人群，使之不必再为生计而奔波，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不再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权利，而是越来越普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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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你还有所怀疑，再来看看最后一组极富启发性的数据。一个世纪以前，电灯还十分罕见，但现在已相当普遍。灯泡很便宜，电也无处不在。可是蜡烛呢？谁需要蜡烛？显然，很多人都需要蜡烛。在美国，蜡烛企业的年销售额达24亿美元，因为除了对照明的实用需求之外，经济发达国家对美丽和完美有着更为根本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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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思维：决胜未来的6大能力 [:170135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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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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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英语国家的工作都可以在印度完成，唯一的限制就是你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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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本书的写作搜集资料时，我遇到了图2—2中的4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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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正是知识工作者的典型代表。同很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聪慧孩子一样，他们也是严格遵循父母的意见，在高中成绩优异，念一所好的大学，学的是工程学或计算机科学，现在在一家大型软件公司工作，负责给北美的银行和航空公司编写计算机代码，但是他们4人的年薪都没有超过15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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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来自印度的4位知识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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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北美的知识工作者们，他们就是你们的新对手：来自印度孟买的史利维迪亚、拉利特、卡维塔和卡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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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带来最多争论或引起最大恐慌的莫过于外包业务。这4个计算机程序员以及来自印度、菲律宾和中国的其他计算机程序员，吓坏了北美和欧洲的软件工程师和其他青睐左脑的专业人员，引发了他们的抵制和抗议，并带来了大量政治问题。他们所从事的电脑编程工作虽不是跨国公司所需要的最尖端技术，但在不久前还是一项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几乎都无法胜任的工作。所以，从事相关工作的白领年薪高达70000美元。但是现在，一个25岁的印度年轻人就可以完成同样的任务，或许还做得更好，而且速度也一样快，甚至更快，但是他的薪水却只相当于塔克钟（Taco Bell）快餐店收银员的收入。虽然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薪水微不足道，但这大致相当于普通印度人收入的25倍，这份工资能让他们过上上层中产阶级式的生活，可以享受假期并拥有自己的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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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孟买遇到的这4个程序员，只不过是全球外包浪潮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员的缩影而已。每一年，印度各大院校的工科毕业生达350000人，这也是超过半数的《财富》500强公司将软件业务外包给印度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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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电气公司的软件有48%是在印度开发的。该公司在印度的员工多达24000人，这里的办公室甚至张贴了这样的告示：“非请莫入，违者雇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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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公司的印度软件工程师有几千人；西门子公司的计算机程序员有3000人，还要再增加15000人；甲骨文公司的印度员工多达5000名；印度大型IT咨询公司威普罗（Wipro）雇用了大约17000名设计师，主要为家得宝、诺基亚和索尼提供设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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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还不止这些。通用电气印度分公司CEO在接受伦敦《金融时报》采访时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任何英语国家的工作都可以在印度完成，唯一的限制就是你的想象力。”事实上，外包业务已经使印度的职业不仅局限于程序员的范围。像雷曼兄弟、贝尔斯登、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等金融服务公司，已把数字运算和财务分析业务承包给了印度的MBA；路透社也已将初级编辑工作转移到海外。在印度，你看到的将会是制作美国纳税申报表的特许会计师、研究美国诉讼的律师以及研究美国医院CAT扫描结果的放射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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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印度。各种注重左脑思维的白领工作都在向世界其他地方扩展。摩托罗拉、北电网络（Nortel）和英特尔公司都在俄罗斯设立了软件开发中心，而波音公司大量的航空航天工程也是在俄罗斯完成的；大型计算机公司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的软件开发人员遍及埃及、巴西和波兰；同时，匈牙利建筑师正在为加利福尼亚设计公司制订初步方案；菲律宾会计员正在为欧洲著名管理咨询公司凯捷安永[1]做审计；荷兰的菲利普公司在中国雇用了大约700名设计师。现在，中国每年的工科毕业生人数已基本与美国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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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薪酬。美国普通芯片设计师的月薪大约是7000美元，而印度只有1000美元；美国一般航空航天工程师的月薪大约是6000美元，而俄罗斯还不到650美元；美国会计师的月薪可达5000美元，而菲律宾会计师只有300美元，但这个数目在菲律宾已经不小了，因为这里的人均年收入也只有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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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包知识工作者来说，概念时代是一个美梦。但对欧洲和北美的白领和左脑工作者来说，这更像是一场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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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两年，美国IT行业1/10的工作将被外包。到2010年，这一比例将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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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弗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调查，到2015年，“至少有330万的白领工作和1 360亿的薪酬将从美国转移到印度、中国和俄罗斯等低成本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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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国家也将面临类似的工作损失。未来几年，仅英国就将损失大约25000个IT工作岗位和30000个金融类，岗位，这些岗位职责将被外包给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到2015年，欧洲将有120万份工作转移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