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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达尔文就是这样一位高尔顿希望了解的成功人士。作为大家公认的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达尔文是第一位用自然选择的结果来解释动植物种类多样性的科学家。同时，达尔文也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他不仅观察动植物群，也观察人类。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职业就是去观察那些导致成功生存的微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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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达尔文对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的见解值得我们深思。他相信，一个人的热情与勤奋比智力上的能力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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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为达尔文撰写传记的作家都没有渲染过达尔文拥有超自然的智慧。达尔文当然很聪明，但洞察力并不会像闪电那样让他灵光乍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达尔文的自传也证实了这个观点：“我并不像某些聪明的人那样，有非常快的领悟力。”他承认，“我对冗长且纯抽象思维的理解能力比较有限。”他自认为不能成为一位很好的数学家或哲学家，而且他的记忆力也欠佳：“我对某个日期或者某行诗词的记忆从来不会超过几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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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达尔文太过谦虚了，但他也会夸奖自己的观察能力，以及运用这些能力来理解自然法则的勤勉程度：“我认为我比普通人强的地方在于，我能注意到一些容易被他人忽略的细节，在观察方面很细致。我的勤劳程度就如我对事情的观察，以及对事实的收集能力一样强。更重要的是，我对自然科学的热爱一直都很坚定而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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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传记作家把达尔文描述成一个对问题不断思考的人，当其他人早已转向新的、更容易解决的问题时，他还在持续地思考同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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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对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的反应是：“我稍后再考虑。”然后，人们就会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但对达尔文来说，他会下意识地使自己不去做这种半主动式的遗忘，他会将所有的这些问题放在大脑的后台运行，随时等待着新的相应信息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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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后，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一位名叫威廉·詹姆斯的哈佛心理学家开始对人们在追求目标时的差异展开研究。在其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末期，詹姆斯就该论题写了一篇论文，并发表在了《科学》（Science）杂志上，这篇论文的标题为“人类的活力”（The Energies of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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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身边朋友与同事的成败，以及他自己努力水平的变化，詹姆斯写道：“与我们应该成为的样子相比，我们只是处于半苏醒的状态。我们内在的火焰被淋湿，我们的心流被阻遏。我们只用了全部潜在脑力及体力资源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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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声称，潜力与实现之间存在一道鸿沟。人们的天赋存在差异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人也许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优于体育方面，或在商业方面的天赋胜过艺术方面。但詹姆斯坚持认为：“人类个体往往深陷在自己的局限当中；每一个人都拥有多类不同的能力，却习惯性地不去加以发挥，活力没有充分调动，而且行动也低于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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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类的局限性也是存在的。”詹姆斯承认，“就如大树不能长到天空中去一样。”确实有一些边界，我们的能力到了那里便无法再超越了，但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那个边界还很遥远。“事实上，人们拥有大量的潜力，但仅有极少一部分人把这些潜力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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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写于1907年的观点如今也同样适用。那么，我们为什么还如此强调天赋呢? 为什么在大多数人仍处于旅途的开端、离能力的边界还极其遥远时，就把眼光锁定在能用能力极限做些什么的问题上呢？为什么我们要假定，是天赋而不是努力，决定了我们在未来漫长的旅途中能够到达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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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来，多项在全美范国进行的问卷调查都提出了“究竟是天赋还是努力对成功更重要”的问题。美国人对努力的重视程度是天赋的两倍。在问及关于体育能力的问题时，你也会得到同样的答案。当被问及“如果让你雇用一名新职员，以下哪些素质是你觉得最重要的”这个问题时，美国人对“努力工作”的认可度比对“智力”的认可度高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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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调查结果与心理学家蔡佳蓉对音乐专家所做调查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些音乐家对努力训练的推崇超过了对天赋的推崇。但当蔡佳蓉间接地试探他们的态度时，却发现他们的偏好倾斜到了另一个方向：“我们喜欢有天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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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佳蓉的实验中，职业音乐家阅读了两位有着同样成就的钢琴家的传记，其中一位钢琴家被描述成从小就被发现有钢琴天赋的“天才”，而另一位则被描述为从小就极富目标感与毅力的“奋斗者。”他们随后听了一小段这两位钢琴家弹奏的钢琴曲（他们不知道的是，实际上是同一位钢琴家弹奏了这首曲子的不同片段）。与音乐家之前所说的努力比天赋更重要的观点相矛盾的是，他们断定，具有天赋的钢琴家更有可能成功，也更容易被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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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续研究中，蔡佳蓉测试了一个颂扬努力工作与奋斗的领域——创业圈，以了解这种矛盾的现象是否普遍存在。她招募了数百名有着不同程度商业经验的成年人，把他们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受试者阅读了一位“奋斗型”企业家的故事，这位企业家被描述为因为刻苦、努力以及丰富的经验而最终获得了成功的人；另一组受试者则阅读了一位“天才型”企业家的故事，他因为自身的天赋而获得成功。所有的受试者都听了同一段商业计划书的录音，并且被告知这段录音是由他们所阅读到的那位企业家录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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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蓉发现，有天赋的企业家被认为是更有可能成功，并更值得雇用的人，他的商业计划书的质量也被认为更加优秀。当人们只能在两位企业家中二选一的时候，人们更愿意选择那位有天赋的企业家。实际上，只有当奋斗型企业家比天才型企业家多具备4年的领导经验，并且多出4万美元的启动资金时，这两个人的差别才会被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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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蓉的研究揭示了我们对天赋和努力的矛盾态度。我们嘴上表示在手的也许和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价值观并不相同。就像我们往往声称自己一点儿也不在乎恋爱对象的相貌，但在真正选择交往对象时，我们还是会选择“更好看”的而不是“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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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天分的偏袒”是对那些因努力而有所成就的人的隐性歧视，也是对那些我们认为其成功是源于天赋的人的隐性偏爱。我们也许不会向他人承认自己对天才的偏袒，甚至都不会向自己承认，但是这种偏袒在我们所做的选择中却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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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蓉本人便是一个有关天才与努力现象的有趣的例子。蔡佳蓉现任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并在最具权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著作。少儿时期，她就读于茱莉亚音乐学校，这所学校大学预科项目的录取标准是：“能展现出天赋、潜力与成就，追求以音乐为职业的学生”，并以为他们提供“让其艺术天分与技能蓬勃发展的环境”为办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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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蓉在哈佛大学取得了多个学位。她的第一个学位是心理学学士，并且以优等生的最高荣誉毕业。她还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一个是科学史，另一个是社会心理学。之后，她在哈佛大学攻读组织行为与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同时，还拿下了一个音乐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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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感到震惊了吗？我再做些补充：蔡佳蓉还获得了皮博迪音乐学院钢琴演奏和教学法的学位，并且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过，更不用说在林肯中心、肯尼迪艺术中心，以及庆祝欧盟常任主席执政的活动上举办独奏音乐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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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看到她的简历，你也许会得出“她比其他人更有天赋”的结论—— “老天，这是一个有着多么超凡天赋的女孩啊！”如果蔡佳蓉的研究属实，这种说法将比“老天，这是一个多么勤奋刻苦的女孩啊”更能为她的成就增添光彩和神秘感，以及更多的敬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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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大量研究显示，当我们认为某些学生具有天赋时，我们会毫不吝啬地给予他们额外关注，提高对他们的期望值。我们期待他们获得成功，这样的期待最终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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