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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毅：释放激情与坚持的力量 第8章 你从事的工作是不是人生使命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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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源于兴趣，也源于目标——造福他人的意图。对于坚毅的人来说，成熟的激情同时取决于这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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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些人来说，目标是首要的。例如，亚历克斯·斯科特从还没记事起就生病了。她一岁的时候被诊断出了神经母细胞瘤。过完4岁生日后不久，亚历克斯告诉母亲：“出院以后，我想要一个柠檬水摊。”她做到了。不到5岁，她就开始经营自己的第一个柠檬水摊，并筹集到了2 000美元来“帮助其他孩子，就像他们帮助我一样”。直至亚历克斯4年后去世时，她已经鼓舞了无数人创办自己的柠檬水摊，并已经筹集到了100多万美元。亚历克斯的家人继承了她的遗愿，到目前为止，亚历克斯柠檬水摊基金（Alex’s Lemonad Stand Foundation）已经筹集到了一亿多美元用于癌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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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是非常棒的，但和大多数人一样，亚历克斯也是首先被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吸引，之后才发现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可见，我们通常是从一个自我导向的兴趣开始，然后进行严于律己的练习，并最终将它与以他人为中心的目标整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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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首先关注到了这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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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布鲁姆开始采访120名世界级的运动员、艺术家、数学家和科学家，他想对人们何以在各自的领域登峰造极方面有所收获。但他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发现一个学习模型，这个模型适用于他所研究的所有领域。布鲁姆研究的杰出人物在各自的成长历程和接受的训练上存在着差异，但他们都经过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在第6章中讨论了被布鲁姆称为“早期”的兴趣，并在第7章中逃离了被称为“中期”的阶段。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布鲁姆模型中最漫长的阶段——“晚期”。正如他所说的，在这一阶段，工作“更大的目标和意义”终于变得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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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毅典范告诉我，他们的追求是有目标性的，比单纯的意图具有更深的含义。他们不仅是以目标为导向的，他们的目标还具有特殊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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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试探着问“能具体说一说吗？你的意思是什么？”时，他们会努力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但是，他们的下一句话总会提及其他人——有时说得很具体（如“我的孩子”“我的客户”“我的学生”），有时说得很抽象（如“这个国家”“这项运动”“科学”“社会”）。无论他们怎么说，表达的意思基本都是相同的：他们所有的付出——漫长的辛劳、经历的挫折和失望，以及挣扎、牺牲——所有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他们的努力最终造福了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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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他们所做的事对于他人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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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亚历克斯·斯科特那样早熟的利他主义者就是一个例子，诠释了以他人为中心的目标。我们在第6章认识的艺术活动家简·戈登也是如此。对艺术的兴趣使得简在大学毕业后成了洛杉矶的一名壁画师。年近30岁的时候，她简患上了红斑狼疮，时日无多。“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她告诉我，“它让我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生活。”当简从急性症状中恢复过来后，她意识到自己会长期承受慢性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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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回家乡费城后，她在市长办公室接管了一个小型的反涂鸦项目，并在接下来的三四十年里，将它打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共艺术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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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简已经年近六十，但她几乎每天都在工作。一个同事把她工作的环境比喻为选举前夜的总统竞选办公室。对于简来说，她付出的时间和努力被转化成了更多的壁画和项目，这意味着民众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创造和体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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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向简问起她的病情时，她承认痛苦一直都伴随着她。她曾经对记者说：“有时，我会哭泣，我以为自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但是，自怨自艾并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找到了让自己充满活力的方法。”为什么？因为简的工作很有趣吗？这只是她动机的起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本着服务的精神。”她说：“我觉得自己是由这种精神驱动的。这是一份道义上的责任。艺术拯救了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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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坚毅楷模所拥有的高层次目标，看起来则没有这么鲜明的目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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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著名的葡萄酒评论家安东尼奥·加洛尼告诉我：“品酒是一件我热衷于与别人共享的事情。当我走进一家餐馆的时候，我希望在每一张桌子上都能看到一瓶上好的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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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口味”。他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好像有一盏灯泡亮起来了，而他想“让100万个灯泡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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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安东尼奥的第一个动机便是“兴趣”。他的父母经营着一家酒水店，因此他“一直对酒很迷恋”。想要帮助他人的念头极大地增强了他的激情：“但通过这种微小的方式，我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每天早上，我都心怀目标地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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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的“坚毅词典”里，“目标”意味着“为他人福祉做贡献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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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毅楷模们说，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与他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多次听到他们这种观点之后，我决定更加深入地分析这种关联。当然，目标很重要，但与其他优先事项相比，它到底有多重要？似乎专注于一个高层次目标的人会更自私，而不是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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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至少有两种追求幸福的方式，他把其中一种称为“实现主义”（eudaimonic），即与良好的内在精神相和谐；而另一种他称为“享乐主义”（hedonic），指向的是积极的、当下的，本质上以自我为中心的体验。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显然倒向了一边——他认为享乐主义的生活是低级和庸俗的，并坚称实现主义的生活是高尚和纯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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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这两种追求幸福的取向都与进化论有着很深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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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寻求快乐，一方面是因为那些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东西基本上都可以增加我们的生存概率。例如，如果我们的祖先没有渴望食物和性，他们就不会长寿或多子多孙。正如弗洛伊德提出的，在某种程度上，人们都是受“快乐原则”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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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人类已经进化到寻求人生意义和目标的阶段。从深层的角度来说，我们是社会性生物，因为与他人联结、为他人服务的驱动力也可以促进生存。因为合作的人比独处的人更容易生存下去。社会的稳定基于稳定的人际关系，并使我们免受饥饿，为我们遮风挡雨，保护我们和抵御敌人。对联结的渴望和对愉悦的需求一样，都是人类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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