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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史提夫·迈尔和他的学生设计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和他在40年前与马丁·塞利格曼共同完成的实验几乎相同：让一组老鼠接受电击，但如果它们用前爪转动一个小轮子，就可以把电击关闭，直到下一次电击出现。第二组老鼠接收到和第一组完全等量的电击，但它们无法控制电击的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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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键的区别是，在新的实验中，老鼠只有5周龄，这在老鼠的生命周期里属于青春期。第二个区别是，这个实验对老鼠的影响将在5周后进行评估，那个时候，老鼠已经完全成年了。这时，对这两组老鼠同时进行不可控的电击，第二天再观察它们在一个社会探索实验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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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史提夫的发现：那些在青春期经历了不可控压力的老鼠，成年后再次被施加不可控制的电击后，会表现得胆小怕事。这并不奇怪，它们和处于同样状况的其他老鼠一样，处于习得性无助的状态。相比之下，老鼠如果在青春期时经历过可控的压力，那么，它们长大后会更具冒险性，最令人吃惊的是，它们在成年后似乎能对习得性无助产生免疫力。是的，当这些“有韧性的老鼠”长大后，一般不可控的电击不会让它们产生习得性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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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当老鼠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控制事情的发展时，它们会在此后的生活中变得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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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到史提夫·迈尔的新实验后，我觉得必须当面跟他谈谈。于是，我坐上飞机去了科罗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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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提夫带我参观了他的实验室，给我看了装着小轮子的特殊笼子，当那些小轮子转动时，就会切断电流。后来，负责对青春期老鼠进行实验的研究生为我介绍了这个实验涉及的脑回路和神经递质。最后，史提夫和我坐了下来，我问他产生“希望”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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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提夫想了一下说：“简单而言，人的大脑中有很多部位都在应对负面经历，比如杏仁体。事实上，很多大脑的边缘系统也在对压力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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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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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是，这些边缘系统受前额叶皮层等高级脑区的调节。因此，如果你有了一个评价、一个想法、一个信念（无论你怎么称呼它），它都会说，‘等一下，对这件事我有办法！’，或者‘这真的没那么糟糕！’然后，大脑皮层里的那些抑制机制就会被激活。它们（向边缘系统）发出一个信息：‘冷静下来，不要这么活跃，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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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懂了，但我还是没有明白为什么史提夫会不厌其烦地拿青春期的老鼠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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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这个道理说清楚需要更多的解释。”他继续说：“我们认为脑回路是有可塑性的。如果你在年轻时经历过挫折，或经历过一些很强的负面事件，而且你自己克服了它，你就会发展出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应对此后的逆境。重要的是，逆境给你带去的挫折必须是相当强的，因为这些大脑区域需要以某种方式联结在一起，生活中一些小小的困难并不会让它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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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不能只是通过谈话让他人相信自己可以面对挑战，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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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只是告诉某人他可以克服逆境是不够的，你要让大脑出现新的联结，你必须在激活低级抑制区域的同时，也激活相应的控制回路。当你在经历逆境的同时又体验到掌控感的时候，大脑的改变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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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生活中体验到无法控制的挑战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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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担心生活在贫困环境中的孩子。”史提夫说，“他们有很多无助的经历，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可掌控的体验。他们从不认为‘这件事我可以做到’或‘那件事我可以成功’。我想，早期的经验会产生真正持久的影响。我们需要知道，在你的行动和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之间是有关联的——‘如果我做了某些事，那么就会发生另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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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得出了清楚的结论：经历不可控的创伤会使人脆弱不堪。不过我也担心那些在遭遇真正的失败之前都是一帆风顺、没有坎坷的人，他们几乎没有练习过如何跌倒和爬起，他们有太多的理由去坚持一种固定心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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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很多脆弱的高成就者，他们在青年时期跌倒，再次爬起时也颇为困难，我把他们称为“脆弱的完美者”（fragile perfects）。有时，在期中和期末考试之后，我会在办公室里见到一些“脆弱的完美者”。这些聪明可爱的孩子知道该如何成功，但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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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一直跟宾大沃顿商学院一位叫卡文·阿什玛尼的大学新生保持着联系。卡文的简历可能会让你担心——他是一个脆弱的完美者。卡文是在高中毕业典礼上发表毕业演说的人，他是学生会主席、明星运动员……有一大堆光辉灿烂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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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向你保证，卡文完全是成长心态和乐观主义的化身。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是米尔顿·赫希学校（简称赫希）的一名高中四年级学生。这所学校是一所免费寄宿学校，是巧克力大王米尔顿·赫希为男性孤儿建立的学校，也是弱势家庭孩子的天堂。卡文在五年级时来到了赫希，在这之前，他的父亲把母亲打成了永久性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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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希，卡文茁壮成长。他发现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并在学校的两个乐队中演奏长号。他还发现了自己的领导力，向所在州的政治家发表了演说。他创办了一个由学生运行的学校新闻网站，还在一个募集了数万美元慈善捐款的委员会担任主席。他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担任了学生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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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学，卡文发邮件向我介绍了他第一学期的学习生活状况：“我第一学期的GPA成绩是3.5。”他写道：“三个A和一个C。我对此不太满意，我知道我的A是如何获得的，也知道我是因为做错了什么而得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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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差的成绩是怎样造成的呢？“我在经济学上得了个C，因为我当时正在思考其他问题……我绝对能做得比3.5更好。我在第一学期的心态是，我能从其他同学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的新思路是：我有很多东西可以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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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卡文得了一堆A，但在两门定量的课程上，他的成绩并不理想。我们简单地谈论了一下关于从宾大热门的沃顿商学院转到其他学院的可能性。我认为，转到别的专业也没什么可羞耻的。卡文拒绝了这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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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6月时给我的邮件摘录：“学习数字和定量概念对我来说一直很困难，但我还是接受了挑战。我要更加坚毅地提高自己，让自己学得更好，即使这意味着我在毕业的时候，GPA成绩会比我转到那些不需要操纵数字的专业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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