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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找上布鲁克林或布朗克斯地区犹太人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正是“白鞋公司”不屑一顾的生意：诉讼。诉讼中的重头戏又数“表决授权书之战”[37]。“表决授权书之战”是恶意收购者收购出价的一个核心策略。当投资者对某个公司感兴趣，他会指责公司现任董事会的管理水平，并写信给股东，要求股东给予他们“表决授权书”，这样他们就能通过影响投票结果撤换现任公司董事会。打“表决授权书之战”的官司，投资者能找的就只有乔·弗洛姆这样的大律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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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学家林肯·卡普兰（Lincoln Caplan）在《律师帝国》（Skadden）中这样描述当年的公司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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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授权书之战”的优胜者在蛇窖[38]（正式叫法是财务室）中产生。各方律师与仲裁人见面。仲裁人的作用是决定哪些代理权有资格。这样的会议一般是在非正式场合下，所以整个过程充满着你争我夺的场面，局势瞬息万变，但时常对手们也会穿着T恤，分享带来的水果和威士忌。有时候遇到蛇窖中也无法解决的争议，就需要投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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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们有时会通过和自己有裙带关系的仲裁人影响投票表决结果；当然仲裁人则从双方收取好处。资方的律师会争夺倒戈者的表决授权书（“我对此持保留意见！”），反之亦然。在蛇窖会议中占优势一方的律师通常善于临场发挥。这样的律师对表决授权书的规则了如指掌，在这点上，几乎没人比得上乔·弗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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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很胖（一位律师说当时他起码超重100磅），体型让人感觉不舒服（对他的合作者来说，他的模样像只青蛙），对社交礼节视而不见（他能当众放响屁，或是在跟人交谈的时候把烟头在离对方脸很近的地方挥来挥去而毫无歉意），而在同事甚至对手眼里，他总是十分强势，在谈判中志在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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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鞋”法律事务所如果遇到有收购需求的客户，他们也会打电话叫弗洛姆来参与。他们自己不愿意碰这种案子，所以他们很乐意把这块业务外包给世达。“弗洛姆早年的专业方向是表决授权书诉讼，我们自己并不做这个，就如同我们也不做婚姻诉讼一样。”凯维律师事务所的长期合伙人罗伯特·里夫坎德说，“我们给出的理由是我们对这方面了解不多。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客户牵涉表决授权书诉讼，我的一位资深合伙人说，好吧，我们把弗洛姆叫来。弗洛姆来到会议室，我们坐下来向他描述案件概况，他则告诉我们接下来如何处理。他走后我对合伙人说：‘其实我们也能做，你说呢？’我的合伙人说：‘不，不，不，我们不能做。我们绝不做这种案子。’所以我们从来不接受这样的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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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诉讼的厌恶情绪日渐式微。联邦管制开始放松，企业借贷变得越来越容易，市场趋向国际化，这一切导致公司收购案件的数量和规模激增。“20世纪80年代，如果在商业圆桌会议（美国公司管理层经常组织的社交会议）上调查人们对公司收购的态度，2/3的人会说不。”弗洛姆说，“然而现在，所有人的答案都是：没问题。”公司需要防范竞争者的法律诉讼，对恶意收购者进行反击。投资人若想突破防线买到另一家公司，则需要法律条文的支持，股东们也希望获得更多权利。这些收购案涉及的金额越来越高。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华尔街公司收购与公司合并涉及的年总金额增长了2000%，最高达到每年2 5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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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老派律师事务所不屑一顾的业务——恶意收购和诉讼——忽然之间变得炙手可热。那谁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呢？就是那批10年到15年前去不了市中心大公司，只能去二流事务所的律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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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鞋公司’）一直认为恶意收购的案子不值一提，但后来游戏规则变了，他们于是坐下来开会说，嗨，我们应该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在这方面落后了。”弗洛姆说，“如果你在某一领域获得了声誉，生意就自动找上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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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一想就能发现，这跟比尔·乔伊和比尔·盖茨的故事是多么相似。他们也曾身处前景不明的领域，更不敢奢望获得世界范围的认可。但是不久，个人电脑革命爆发，而他们恰巧已经积累了10 000小时，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弗洛姆的情况也一样。他在世达花了20年时间在其专业领域磨砺以须，忽然之间世界形势变了，他已经做好准备。弗洛姆并不是克服了逆境，而是原先的逆境忽然之间变成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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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比其他律师更聪明，”里夫坎德说，“而是因为他们磨炼了多年的技巧因时势的改变而突然之间变得极有价值。”[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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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二：生育潮低谷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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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莫里斯·简克洛考入布鲁克林区的一家法律学校。他是罗马尼亚犹太移民的后裔，他父母有7个孩子，他是家中的长子。他的同胞兄妹中一个在布鲁克林开百货商店，两个经营服装生意，一个开了绘图工作室，一个制作销售羽毛帽子，还有一个在一家地产公司做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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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是兄弟姐妹中最聪明的一个，也是唯一考上大学的。毕业以后他到布鲁克林法院街创业。他是一位高雅之士，他头戴洪堡软毡帽，身穿布克兄弟套装[40]，夏天他则会换一顶硬草帽。他娶了漂亮的丽莲·黎凡特，丽莲是一位著名的犹太法典学者的女儿。他开上了好车，也把家搬到了富人聚居的皇后区。他跟合伙人收购了一家纸业公司，未来的前景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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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年轻有为、在纽约律法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他看似有着成为大牌律师的所有潜质。他资质很高，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他来自正统法律教育体系内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他生活在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会。但是奇怪的现象发生了：意料中的结果一直没出现，莫里斯满心渴望的事业上的成功从未实现。实际上，他从未走出过布鲁克林的法院街，在那里他一直为事业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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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的儿子叫莫克，他和父亲一样，也成了律师。但是儿子的经历跟父亲的大相径庭。莫克在20世纪60年代开了一家法律事务所，后来他将这家事务所和另一家早期有线电视台特许权打包卖给了考克斯广播公司，他因此赚了一大笔钱。在20世纪70年代他又开了一家版权代理公司，该公司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出版商[41]。他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父亲没有实现的理想在儿子这一代全都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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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儿子莫克能在父亲莫里斯无法成功的领域获得成功？其中的原因自然会有一大串。但还是请读者们回顾一下19世纪30年代诞生的巨头企业和1955年出生的软件程序员的故事，再让我们看看简克洛父子之间的差异。是不是也存在一个纽约成功犹太律师出生的最佳时间？当我们得出结论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解释莫克·简克洛成功的原因，同时这也是弗洛姆的成功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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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有关天才兰根的章节中我们提到了刘易斯·特曼的天才研究。他研究的是1903年到1917年间出生的儿童，从孩提时代到成年时代的人生经历。研究发现，这些儿童时期的天才最后分裂成两组，一组获得真正的成功，另一组则是彻底失败，而划分这一切的是家庭的经济背景。在这一点上，特曼的研究结果与安妮特·拉里奥的观点一致，即父母的生活方式、父母所属阶级，对子女的成才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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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特曼的研究结果还可以用另一种标准来划分，即“特曼人”的出生年份。如果按出生年份将“特曼人”分为1903年至1911年组和1912年至1917年组两组，我们发现“特曼人”中的失败者绝大多数属于第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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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不得不提到20世纪的两件大事：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至1945年）。假如你在1912年以后出生——也就是1912年至1917年组——你大学毕业的时候，经济大萧条最糟的日子已经过去，接下来便是“二战”。你很可能入伍才三四年战争就结束了，但因为你比较年轻，时势对你不会造成什么坏的影响（当然你得平安从战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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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些出生在1911年以前的“特曼人”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值经济大萧条最困难的时期，几乎不可能找到工作。“二战”爆发时，他们正好年近40岁，这意味着当他们应征入伍，他们业已开始的职业生涯、家庭生活，最年富力强的岁月被打断了。1911年之前出生的人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是相当不幸的，20世纪最大的战争灾难直接冲击了他们的黄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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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面的人口学统计逻辑运用到像莫里斯·简克洛这样的纽约犹太人律师身上也同样合适。当年像他这样的犹太人没法进入大律师事务所，所以他们只能独立创业，接一些遗嘱、离婚、合同纠纷……诸如此类的零碎业务。到了经济大萧条时期，所有的独立创业者都消失了。“大城市里律师的收入已经降到家庭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历史学教授杰罗德·奥尔巴赫在描述大萧条时期的纽约时写道，“一年以后，有1 500名律师申请工作救济金。纽约律师中有一半是犹太人。最后犹太律师发现他们的生活只剩下‘有尊严的饥饿’了。”更不用说，许多年来他们从事业务赚的钱远比他们的基督徒同行[42]少得多。莫里斯·简克洛生于1902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开始时，他刚结婚，买了新汽车，把家搬到皇后区，在造纸工厂上投了一大笔钱。所以莫里斯此时的事业时机不能再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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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来准备赚笔大钱，”莫克·简克洛谈到父亲时说，“但是大萧条在经济上彻底毁了他。他的储蓄所剩无几，也没有家族势力可以依靠。从那以后他就变成公证人一类的律师了，再不敢冒任何风险，他经受的打击已经够多了。父亲不得不为25美元的生意折腰。他有个在牙买加储蓄银行工作的朋友能给他介绍些客户。他为25美元的生意拼命工作，就为区区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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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能记得父亲母亲早晨的一次对话，”简克洛继续说道，“父亲对母亲说：‘我现在身上有1美元75美分。我需要10美分坐公交，10美分坐地铁，还有25美分买三明治。’说完他把余下的钱全部留给母亲。他们一直在生活的边缘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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