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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来准备赚笔大钱,”莫克·简克洛谈到父亲时说,“但是大萧条在经济上彻底毁了他。他的储蓄所剩无几,也没有家族势力可以依靠。从那以后他就变成公证人一类的律师了,再不敢冒任何风险,他经受的打击已经够多了。父亲不得不为25美元的生意折腰。他有个在牙买加储蓄银行工作的朋友能给他介绍些客户。他为25美元的生意拼命工作,就为区区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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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能记得父亲母亲早晨的一次对话,”简克洛继续说道,“父亲对母亲说:‘我现在身上有1美元75美分。我需要10美分坐公交,10美分坐地铁,还有25美分买三明治。’说完他把余下的钱全部留给母亲。他们一直在生活的边缘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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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像莫克一样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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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表格列明的是1910年至1950年美国的人口出生率。表中显示,1915年有300万新生儿,1935年新生儿数目比1915年少60万,在紧随其后的15年里,新生儿的数量又回到300万。我们也可以用更精确的每千人出生率来反映人口变化。每1 000个美国人当中,平均就有29.5人出生在1915年,18.7人出生在1935年,24.1人出生在1950年。20世纪30年代被称为“出生低谷”,人们为了度过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困难,尽量少生孩子,结果那10年的出生人口显著少于前一个时期和后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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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出生人口(人) 每千人出生率 1910 2 777 000 30.1 1915 2 965 000 29.5 1920 2 950 000 27.7 1925 2 909 000 25.1 1930 2 618 000 21.3 1935 2 377 000 18.7 1940 2 559 000 19.4 1945 2 858 000 20.4 1950 3 632 000 24.1 经济学家H·斯科特·戈登(H. Scott Gordon)在一份出生低谷时期人口优势的研究报告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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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第一次睁开双眼,他看到的是宽敞的医院,这是为之前一个人口高峰准备的。医生们时间充裕,在下一个人口高峰到来前,他们可以享受一段时间的清闲。到了他上学的年龄,等待他的是完善的校舍设备和人数充足的教师队伍。到了高中,虽然他们的篮球水平不及上代学生,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继续使用体育设施。大学则成了令人身心愉快的地方;学校有足够的教室和宿舍,他们不必在食堂拥挤排队,教授们对学生的辅导时间也相当充裕。到了他们就业的年龄,劳动力开始不足,但需求反而高涨,因为紧随其后的人口高峰需要获得更多的商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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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纽约,学校的班级规模都很小,人数只是25年前班级人数的一半。很多新校舍都是为之前的人口高峰准备的,教师们的水平都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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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纽约的公立学校在当时是最好的,”长期研究城市教育史的纽约大学教授黛安·拉维奇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教育工作者要是换到其他时期或去其他地方,一定能当大学教授。他们都很出色,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选择到公立学校教书,是因为这里可以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有养老金保障,不至于被无情地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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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原因使这代人上大学的时候也备受照顾。下面要提到的人物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最好的诉讼律师特德·弗里德曼。和弗洛姆一样,他也出身贫寒,是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犹太移民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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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有两个选择,城市学院和密歇根大学。”弗里德曼说。当时城市学院免学费,密歇根大学——现在是美国的顶级大学——学费每年450美元。“如果在密歇根第一学期成绩优秀的话,你就能拿到奖学金。”弗里德曼说,“所以如果我的学习成绩好,我就只需要付第一年的学费。”一开始弗里德曼倾向于留在纽约。“所以我去城市学院试听了一天的课,但是我发现我不喜欢那里。我想,这里大概相当于把布朗克斯科技学校(他高中时期就读该校)的学制再延长4年吧。于是我收拾行囊,搭便车去了安娜堡。”他继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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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暑假我赚了几百美元。当时我在纽约卡茨基尔找了份工作,我赚足了第一年学费所需的450美元,多出来的钱我就留给家里。初到密歇根的安娜堡,我就找到了一份在高档饭店做服务生的兼职,同时在福特公司胭脂河工厂上夜班。这些工作赚的钱真解决了我很大问题。那时候找工作并不是很难,工厂都在招人。我在成为律师前拿工资最高的工作是当建筑工人,那年夏天,安娜堡正在建造克莱斯勒的试车场。在法学院读书的那些年,我每逢暑假都去那里干活。当时的工资的确很高,大概是因为经常加班工作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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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想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首先,弗里德曼有努力工作的意愿,他对自己负责,努力完成学业。但是另一点——这一点也许更为重要——在弗里德曼当时所处的美国,只要你有努力工作的意愿,你就能为自己负责,你就能完成学业。那时的弗里德曼,正处于“经济条件极差”的生活状态,是个来自布朗克斯平民区的小子,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看看他上大学是多么容易吧。他毕业于纽约的公立学校。那个时候纽约的公立学校为世界所羡慕。他大学的第一个选择是城市学院,学费全免,第二个选择是密歇根大学,学费也仅为450美元;而且入学条件十分宽松,还允许学生们试听一天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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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怎么到达密歇根的呢?搭便车,没有花一分暑假打工赚的钱。等到了学校,他很快找到几份兼职工作,原因是当地工厂急需招工。工厂当然急需招工:人们必须维持20世纪30年代之前出生人口的生计,又必须供养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年增加的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功的可能性不来自我们自身,也不来自我们的父母,而是来自我们的时代:即我们在历史上所处的特定地点和所面临的特定机会。对于一个未来想做律师的人而言,20世纪30年代早期是最佳出生年代;如同1955年之于软件工程师,1835年之于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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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莫克·简克洛的办公室坐落在帕克大道的摩天大楼中,办公室里挂着精美的现代艺术品。他对家族趣闻侃侃而谈。(“我母亲有两个姐妹。一个今年99岁,另一个则在90岁的时候过世了。99岁的姨妈是个精明女人,她嫁给了姨父艾尔。艾尔是媚登峰[43]的销售总裁。有一次我问他:‘姨父,除了纽约,其他地方都是什么模样?’他说:‘老弟,你只要离开纽约就明白,除了纽约其他地方都是小地方。’”)他让人感觉,世界对他来说,只要他愿意,一切都可以自由索取。“我总愿意冒险,”他说,“早年我创建有线电视公司,我是在公司差点儿拖垮我的前一刻卖掉它的。我相信我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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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克在纽约公立学校读书的时候,正值这些学校状况最好的时期,莫里斯就读纽约公立学校的时候,却正值学生超员的时代。莫克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因为在人口出生率低谷时期出生的孩子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学校。而莫里斯只去了布鲁克林法律学校,这已是1919年出生的移民后代所能去的学校中相当不错的一个。莫克卖掉有线电视公司赚了上千万美元,而莫里斯却为25美元生意卖命。简克洛父子的故事告诉我们,乔·弗洛姆的飞黄腾达不可能发生在任何时代。即便他天资极高,即便他的家庭背景得天独厚,他都不可能逃脱时代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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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头脑一直很清晰,直到她过世前五六个月。”莫克说,“在她神志不清的时候她会说些她以前从未说过的话。她为1918年在大流感[44]中过世的朋友流泪。我父母那代人这样的事经历多了。他们得以幸存,而那场大流感夺取了全球1/10人口的生命。恐惧笼罩着世人,朋友一个个死去。接下来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是全球经济大萧条,紧跟着又是“二战”。他们那代人的确没有什么机会可言,他们生活在最困难的时代。如果我父亲不是出生在那时候,他的人生会比现在成功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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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三:服装厂与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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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路易斯·波吉尼特和瑞吉娜·波吉尼特夫妇在汉堡登上了前往美洲大陆的邮轮。路易斯来自当时还属波兰的加利西亚,瑞吉娜则生于匈牙利的一个小镇。他们结婚没几年,已经有了一个宝宝,瑞吉娜现在又怀上了第二胎。在这13天的旅途中,他们住在轮机舱上面的舱室,当轮船随风浪颠簸的时候他们就使劲靠在双层床上。他们在纽约有一位熟人:路易斯的姐姐,移民纽约已有10年的莎莉。他们身上带足了钱,不过只能维持几个星期。和当年其他移民美国的人一样,他们的未来无法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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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和瑞吉娜在曼哈顿下东区的埃尔德里奇大街找到一处小公寓,月租8美元。安顿下来以后,路易斯就开始出去找工作。他看到人行道两旁小商贩和水果摊密布,热闹非凡。市井生活的生机与活力使他在老家的经验相形见绌。他先是深受震动不知所措,而后振奋精神,准备在新的世界里大显身手。他先找到他姐姐在拉德罗大街的鱼店,说服姐姐把一批鲱鱼赊给他卖。他在人行道旁摆了两个装鱼的大桶就算摆出了鱼摊子,他在摊前用德语来回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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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炸,可烤,还能做汤,味道鲜美!每餐必食,老幼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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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个周末,路易斯赚了8美元,第二星期他赚了13美元,对于波吉尼特夫妇来说这是笔可观的收入。但是他们都觉得街边卖鲱鱼的生意没什么前途,于是路易斯决定做点其他小买卖。他先是卖毛巾和桌布,但收入太少,他又转向卖笔记本,然后是香蕉,然后是袜子,但是这种小买卖似乎也不是有前途的生意。他们第二个宝宝出生了,是个女孩。现在路易斯有4口人要养活,他需要在生意上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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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开始在下东区的大街小巷寻找机会,如此寻寻觅觅过了5天。当他就快放弃希望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机遇。他坐在街边的木箱之上,吃着瑞吉娜给他做的三明治午餐,他想到了——服装。他所到之处,满眼全是开门迎客的服装店——套装、便装、工作服、衬衫、裙子、短衬衫、裤子。他惊奇的是,所有衣物全是成品。而在路易斯的故乡,人们都是在家自己做衣服,顶多是请附近的裁缝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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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感到最为惊奇的不是这些成衣的巨大数量——当然这件事本身也令人吃惊——”多年以后,路易斯已经成为一家事业兴隆的妇女儿童服装厂老板,他写道,“而是在美国,即便是穷人,也不愿意再费时费力地做衣服,而是选择到商店买。这就是我要进入的领域,这是一份令人激动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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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无论走到哪儿都记下人们穿什么,服装店里卖什么——男装、女装、童装。他总在搜寻各种新款服装——人们想要穿而商店却没有卖的款式。他在街上搜寻了4天,第4天晚上,他在回家路上,看到街边有五六个小姑娘在玩“跳房子”游戏。他注意到有个小姑娘衣服外面套了一件绣花小围裙,小围裙从前面掖进去到后面打了个结,非常好看。这件特别的衣裳打动了他,他想起下城区服装店的货品清单中没有这种小围裙,他也从来没见过有人在卖这种小围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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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回到家把此事告诉了瑞吉娜。他们刚到美国的时候买了一台老式缝纫机。第二天一早,路易斯就到赫斯特大街纺织品店买了100码方格纹棉布和50码白条纹布。他回到自己的小公寓,把布料铺在餐桌上。瑞吉娜开始裁剪布料——小的给刚学步的幼儿,大的给儿童——一共做了40条小围裙。他们剪裁完毕就开始缝纫,一直到午夜,瑞吉娜上床休息,路易斯接过妻子的活儿继续干。到了早晨,瑞吉娜起床开始裁扣眼,做纽扣。早晨10点,40条小围裙全部完成。路易斯把所有的劳动成果搭上胳膊,出了门,上了赫斯特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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