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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来准备赚笔大钱，”莫克·简克洛谈到父亲时说，“但是大萧条在经济上彻底毁了他。他的储蓄所剩无几，也没有家族势力可以依靠。从那以后他就变成公证人一类的律师了，再不敢冒任何风险，他经受的打击已经够多了。父亲不得不为25美元的生意折腰。他有个在牙买加储蓄银行工作的朋友能给他介绍些客户。他为25美元的生意拼命工作，就为区区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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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能记得父亲母亲早晨的一次对话，”简克洛继续说道，“父亲对母亲说：‘我现在身上有1美元75美分。我需要10美分坐公交，10美分坐地铁，还有25美分买三明治。’说完他把余下的钱全部留给母亲。他们一直在生活的边缘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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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像莫克一样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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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表格列明的是1910年至1950年美国的人口出生率。表中显示，1915年有300万新生儿，1935年新生儿数目比1915年少60万，在紧随其后的15年里，新生儿的数量又回到300万。我们也可以用更精确的每千人出生率来反映人口变化。每1 000个美国人当中，平均就有29.5人出生在1915年，18.7人出生在1935年，24.1人出生在1950年。20世纪30年代被称为“出生低谷”，人们为了度过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困难，尽量少生孩子，结果那10年的出生人口显著少于前一个时期和后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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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出生人口（人） 每千人出生率 1910 2 777 000 30.1 1915 2 965 000 29.5 1920 2 950 000 27.7 1925 2 909 000 25.1 1930 2 618 000 21.3 1935 2 377 000 18.7 1940 2 559 000 19.4 1945 2 858 000 20.4 1950 3 632 000 24.1 经济学家H·斯科特·戈登（H. Scott Gordon）在一份出生低谷时期人口优势的研究报告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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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第一次睁开双眼，他看到的是宽敞的医院，这是为之前一个人口高峰准备的。医生们时间充裕，在下一个人口高峰到来前，他们可以享受一段时间的清闲。到了他上学的年龄，等待他的是完善的校舍设备和人数充足的教师队伍。到了高中，虽然他们的篮球水平不及上代学生，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继续使用体育设施。大学则成了令人身心愉快的地方；学校有足够的教室和宿舍，他们不必在食堂拥挤排队，教授们对学生的辅导时间也相当充裕。到了他们就业的年龄，劳动力开始不足，但需求反而高涨，因为紧随其后的人口高峰需要获得更多的商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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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纽约，学校的班级规模都很小，人数只是25年前班级人数的一半。很多新校舍都是为之前的人口高峰准备的，教师们的水平都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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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纽约的公立学校在当时是最好的，”长期研究城市教育史的纽约大学教授黛安·拉维奇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教育工作者要是换到其他时期或去其他地方，一定能当大学教授。他们都很出色，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选择到公立学校教书，是因为这里可以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有养老金保障，不至于被无情地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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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原因使这代人上大学的时候也备受照顾。下面要提到的人物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最好的诉讼律师特德·弗里德曼。和弗洛姆一样，他也出身贫寒，是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犹太移民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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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有两个选择，城市学院和密歇根大学。”弗里德曼说。当时城市学院免学费，密歇根大学——现在是美国的顶级大学——学费每年450美元。“如果在密歇根第一学期成绩优秀的话，你就能拿到奖学金。”弗里德曼说，“所以如果我的学习成绩好，我就只需要付第一年的学费。”一开始弗里德曼倾向于留在纽约。“所以我去城市学院试听了一天的课，但是我发现我不喜欢那里。我想，这里大概相当于把布朗克斯科技学校（他高中时期就读该校）的学制再延长4年吧。于是我收拾行囊，搭便车去了安娜堡。”他继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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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暑假我赚了几百美元。当时我在纽约卡茨基尔找了份工作，我赚足了第一年学费所需的450美元，多出来的钱我就留给家里。初到密歇根的安娜堡，我就找到了一份在高档饭店做服务生的兼职，同时在福特公司胭脂河工厂上夜班。这些工作赚的钱真解决了我很大问题。那时候找工作并不是很难，工厂都在招人。我在成为律师前拿工资最高的工作是当建筑工人，那年夏天，安娜堡正在建造克莱斯勒的试车场。在法学院读书的那些年，我每逢暑假都去那里干活。当时的工资的确很高，大概是因为经常加班工作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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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想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首先，弗里德曼有努力工作的意愿，他对自己负责，努力完成学业。但是另一点——这一点也许更为重要——在弗里德曼当时所处的美国，只要你有努力工作的意愿，你就能为自己负责，你就能完成学业。那时的弗里德曼，正处于“经济条件极差”的生活状态，是个来自布朗克斯平民区的小子，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看看他上大学是多么容易吧。他毕业于纽约的公立学校。那个时候纽约的公立学校为世界所羡慕。他大学的第一个选择是城市学院，学费全免，第二个选择是密歇根大学，学费也仅为450美元；而且入学条件十分宽松，还允许学生们试听一天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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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怎么到达密歇根的呢？搭便车，没有花一分暑假打工赚的钱。等到了学校，他很快找到几份兼职工作，原因是当地工厂急需招工。工厂当然急需招工：人们必须维持20世纪30年代之前出生人口的生计，又必须供养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年增加的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功的可能性不来自我们自身，也不来自我们的父母，而是来自我们的时代：即我们在历史上所处的特定地点和所面临的特定机会。对于一个未来想做律师的人而言，20世纪30年代早期是最佳出生年代；如同1955年之于软件工程师，1835年之于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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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莫克·简克洛的办公室坐落在帕克大道的摩天大楼中，办公室里挂着精美的现代艺术品。他对家族趣闻侃侃而谈。（“我母亲有两个姐妹。一个今年99岁，另一个则在90岁的时候过世了。99岁的姨妈是个精明女人，她嫁给了姨父艾尔。艾尔是媚登峰[43]的销售总裁。有一次我问他：‘姨父，除了纽约，其他地方都是什么模样？’他说：‘老弟，你只要离开纽约就明白，除了纽约其他地方都是小地方。’”）他让人感觉，世界对他来说，只要他愿意，一切都可以自由索取。“我总愿意冒险，”他说，“早年我创建有线电视公司，我是在公司差点儿拖垮我的前一刻卖掉它的。我相信我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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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克在纽约公立学校读书的时候，正值这些学校状况最好的时期，莫里斯就读纽约公立学校的时候，却正值学生超员的时代。莫克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因为在人口出生率低谷时期出生的孩子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学校。而莫里斯只去了布鲁克林法律学校，这已是1919年出生的移民后代所能去的学校中相当不错的一个。莫克卖掉有线电视公司赚了上千万美元，而莫里斯却为25美元生意卖命。简克洛父子的故事告诉我们，乔·弗洛姆的飞黄腾达不可能发生在任何时代。即便他天资极高，即便他的家庭背景得天独厚，他都不可能逃脱时代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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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头脑一直很清晰，直到她过世前五六个月。”莫克说，“在她神志不清的时候她会说些她以前从未说过的话。她为1918年在大流感[44]中过世的朋友流泪。我父母那代人这样的事经历多了。他们得以幸存，而那场大流感夺取了全球1/10人口的生命。恐惧笼罩着世人，朋友一个个死去。接下来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是全球经济大萧条，紧跟着又是“二战”。他们那代人的确没有什么机会可言，他们生活在最困难的时代。如果我父亲不是出生在那时候，他的人生会比现在成功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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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三：服装厂与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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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路易斯·波吉尼特和瑞吉娜·波吉尼特夫妇在汉堡登上了前往美洲大陆的邮轮。路易斯来自当时还属波兰的加利西亚，瑞吉娜则生于匈牙利的一个小镇。他们结婚没几年，已经有了一个宝宝，瑞吉娜现在又怀上了第二胎。在这13天的旅途中，他们住在轮机舱上面的舱室，当轮船随风浪颠簸的时候他们就使劲靠在双层床上。他们在纽约有一位熟人：路易斯的姐姐，移民纽约已有10年的莎莉。他们身上带足了钱，不过只能维持几个星期。和当年其他移民美国的人一样，他们的未来无法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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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和瑞吉娜在曼哈顿下东区的埃尔德里奇大街找到一处小公寓，月租8美元。安顿下来以后，路易斯就开始出去找工作。他看到人行道两旁小商贩和水果摊密布，热闹非凡。市井生活的生机与活力使他在老家的经验相形见绌。他先是深受震动不知所措，而后振奋精神，准备在新的世界里大显身手。他先找到他姐姐在拉德罗大街的鱼店，说服姐姐把一批鲱鱼赊给他卖。他在人行道旁摆了两个装鱼的大桶就算摆出了鱼摊子，他在摊前用德语来回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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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炸，可烤，还能做汤，味道鲜美！每餐必食，老幼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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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个周末，路易斯赚了8美元，第二星期他赚了13美元，对于波吉尼特夫妇来说这是笔可观的收入。但是他们都觉得街边卖鲱鱼的生意没什么前途，于是路易斯决定做点其他小买卖。他先是卖毛巾和桌布，但收入太少，他又转向卖笔记本，然后是香蕉，然后是袜子，但是这种小买卖似乎也不是有前途的生意。他们第二个宝宝出生了，是个女孩。现在路易斯有4口人要养活，他需要在生意上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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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开始在下东区的大街小巷寻找机会，如此寻寻觅觅过了5天。当他就快放弃希望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机遇。他坐在街边的木箱之上，吃着瑞吉娜给他做的三明治午餐，他想到了——服装。他所到之处，满眼全是开门迎客的服装店——套装、便装、工作服、衬衫、裙子、短衬衫、裤子。他惊奇的是，所有衣物全是成品。而在路易斯的故乡，人们都是在家自己做衣服，顶多是请附近的裁缝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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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感到最为惊奇的不是这些成衣的巨大数量——当然这件事本身也令人吃惊——”多年以后，路易斯已经成为一家事业兴隆的妇女儿童服装厂老板，他写道，“而是在美国，即便是穷人，也不愿意再费时费力地做衣服，而是选择到商店买。这就是我要进入的领域，这是一份令人激动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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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无论走到哪儿都记下人们穿什么，服装店里卖什么——男装、女装、童装。他总在搜寻各种新款服装——人们想要穿而商店却没有卖的款式。他在街上搜寻了4天，第4天晚上，他在回家路上，看到街边有五六个小姑娘在玩“跳房子”游戏。他注意到有个小姑娘衣服外面套了一件绣花小围裙，小围裙从前面掖进去到后面打了个结，非常好看。这件特别的衣裳打动了他，他想起下城区服装店的货品清单中没有这种小围裙，他也从来没见过有人在卖这种小围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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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回到家把此事告诉了瑞吉娜。他们刚到美国的时候买了一台老式缝纫机。第二天一早，路易斯就到赫斯特大街纺织品店买了100码方格纹棉布和50码白条纹布。他回到自己的小公寓，把布料铺在餐桌上。瑞吉娜开始裁剪布料——小的给刚学步的幼儿，大的给儿童——一共做了40条小围裙。他们剪裁完毕就开始缝纫，一直到午夜，瑞吉娜上床休息，路易斯接过妻子的活儿继续干。到了早晨，瑞吉娜起床开始裁扣眼，做纽扣。早晨10点，40条小围裙全部完成。路易斯把所有的劳动成果搭上胳膊，出了门，上了赫斯特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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