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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我们有自己的生意了！”他从赫斯特大街径直跑回公寓，一进门就对瑞吉娜兴奋地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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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激动得牵住妻子的手和她跳起快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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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得帮助我，”他嚷道，“我们要一起工作！亲爱的，这是我们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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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弗洛姆，波吉尼特夫妇，简克洛父子这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犹太移民，跟同一时期的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不同。来自爱尔兰和意大利的移民多是欧洲贫困地区的农夫，而犹太人移民则不是。许多世纪以来，欧洲统治者不允许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他们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是通过商业和手艺营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30年间，进入美国的70%的东欧犹太人都掌握一种手艺技能。他们来到美国后，有的开了小杂货店，有的经营钟表店，但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有服装买卖的经验。他们中有男装裁缝，有女装裁缝，衣帽裁缝，皮革、皮毛裁缝，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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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路易斯为例，12岁时他离开了贫困的父母来到小镇布尔泽斯科（波兰境内），成为当地一家商店的伙计。后来他获得一个机会，跳槽进了名叫Schnittwaren Handlung（字面意思为布料、衣料、布匹制作）的布匹行。“那年头，布匹裁缝的工作就是给人做衣服，”他写道，“在这些并不富裕的地方，人们生存的3样必需品中，食物和住所可以很简单，服装则需要精挑细选。服装行当的商人们会从全欧洲采购最精美的衣服，贸易商则会在每年的巡回采购中参观各处生产中心——当时我遇到很多服装富商，他们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我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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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在一个叫爱泼斯坦的人开的布匹店打工，后来又去了附近杰斯罗镇的布兰德斯塔特商行当店员。正是在这里，路易斯开始了解每一种布料的特点，学习打理各种各样的布料。他甚至只需摸一摸布料就能告诉你织物的密度，在哪家工厂生产，产地在哪儿。几年后，路易斯来到匈牙利，他在那里遇见了瑞吉娜。瑞吉娜从16岁就开始学做裙装。婚后，两人开过布匹店，慢慢积累了一些做小生意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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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路易斯在赫斯特大街冥思苦想后的灵光乍现并非凭空而来。路易斯是布匹店的得力店员，他的妻子则是经验丰富的裙装女工，服装生意可以说是他们的老本行。最终，波吉尼特夫妇在自己的小公寓里开起了一家服装店，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犹太移民也在以同样的方式谋生。他们熟练运用自己的手艺剪裁布料，做裙子，做裤子，到了1900年，东欧的新移民们已经完全掌控了纽约的服装产业。如同路易斯所写，犹太人“投入了新世界，运用自己的全部技能疯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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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当缤纷灿烂的纽约成了多元化的大都会区域的中心，人们时常忽略当年波吉尼特夫妇那样的东欧移民给纽约带来的手工技术的意义。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服装贸易一直是纽约经济规模最大、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在纽约从事服装生产的工人比其他任何领域的工人都多，纽约的服装产量也比世界任何其他城市的都高。当年作为服装工厂的造型独特的大厦，如今依然占据曼哈顿百老汇的半条街。从时代广场下方的20个街区那些10层到15层的服装生产车间和仓库，到苏荷区和翠贝卡区坚固的阁楼建筑，几乎都是为服装制造商、帽子制造商和女士内衣制造商而建，在那些巨大的工作间里，男男女女都在热火朝天地操作缝纫机器。现在回到19世纪90年代的纽约，一个具有剪裁经验，或者裙装制作经验，或者布匹行经验的人，就等于拥有光明的前景。就这一点，路易斯像极了1986年在硅谷已经拥有10 000小时编程经验的程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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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犹太移民在最恰当的时间，带着最好的技术来到纽约，”社会学家斯蒂芬·斯坦伯格说，“为了把握机遇，你必须拥有任劳任怨的美德，而犹太移民愿意苦干。他们愿意做自我牺牲，他们生活节俭，善于储蓄，对投资精打细算。但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的就是，那时的服装业正处在蓬勃发展时期，正需要他们熟练的手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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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和瑞吉娜，以及成千上万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的犹太移民们，获得了一次黄金机遇。这一机遇同时广泛惠及他们的儿孙那辈。因为，他们给孩子带来的经商经验，成为儿孙们适应未来世界，获得人生成功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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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路易斯和瑞吉娜卖完了他们第一批（40条）小围裙，路易斯直奔H·B·克拉夫林公司。克拉夫林公司是间纺织品代理行，类似于波兰的那家布兰德斯塔特商行。在那里，路易斯和说德语的售货员接洽，因为那时他只会说德语。他带着他跟瑞吉娜的所有积蓄—125美元，买了足够做10打小围裙的花布。然后他们一干又是一天一夜。他跟瑞吉娜轮流剪裁、缝制，最后路易斯在两天内卖完了整整10打小围裙。他们又去克拉夫林买布料，接着又是一轮工作。没过多久，他们就不得不雇一名新来的移民同胞帮忙照顾孩子，瑞吉娜则全职缝纫；紧接着他们又招了一个学徒。路易斯冒着风险将围裙卖到更偏远的黑人区，他的顾客主要是出租房里的母亲们。他在谢里夫大街租了一个能居住的铺面，他买来新缝纫机，雇了3名女工全职工作。很快他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围裙老板”。此时，他们已经将围裙卖到最偏远的街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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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他们就开始扩大经营范围。他们已经能够生产成人围裙，然后是衬裙，接着是女装。到了1892年1月，波吉尼特夫妇的工厂已经雇了20个工人，大多数人和他们一样都是犹太移民。他们在下东区拥有一家工厂，他们的客户数目也稳步增加，其中包括另一家犹太移民开的商店——博明达勒兄弟公司。请不要忘记，此时波吉尼特夫妇来到美国才不过3个年头，他们不会说英语，无论在哪个层面也都不算富裕。他们迅速把赚来的钱用于扩大生产，银行的存款也只有200美元。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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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亦是服装行业的第二个优势。这里的优势不仅指服装行业的跳跃式发展，还包括服装行业特殊的企业模式。服装生产并不需要在一个大工厂里完成所有流程，事实上，服装生产的各个环节被外包到一系列小公司中，有专做式样设计的，有专做服装面料的，有专做缝纫的，还有专门制作纽扣的。除非那些规模足够大，野心也足够大的公司，才会承包从设计到面料的所有环节。1913年，整个纽约有大约16 000家独立运作的服装小企业，很多都是像波吉尼特夫妇在谢里夫大街的店面一样的家庭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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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行业的门槛很低，基本上就是建立在缝纫机上的生意，而缝纫机又不是很贵，”专门研究服装工业史的丹尼尔·索亚说，“所以你不需要太多资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花50美元就能买一台或两台缝纫机。要成为服装承包商，你只需要一两台缝纫机，一些烫斗，再雇几个工人就可以了。利润的确比较低，但是你依然可以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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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路易斯对当年决定扩展业务范围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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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过了一番市场调查得知，在1890年，这里只有3家店专做童装。一家是我在东区的邻居，他只做订单生意；另外两家只做高档童装，但我还不打算涉足这个领域。我的目标是生产“大众价格”的东西——耐洗的丝质或毛料服装，这样最广大的普通群众都能接受。从商业角度来讲就是，生产出摆在无论规模大小，城市还是乡村的商店都能卖出去的衣服。在瑞吉娜的帮助下——她的品味很棒，判断也很准——我做了一套样品，并且向我的老顾客展示。我向他们解释我对每个细节的思考——我的衣服可以省去母亲们自己给孩子做衣服花费的时间，面料与剪裁很精良，甚至比在家里自己做还要好，而且价格让人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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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意识到，如果想跟大公司竞争，就必须降低成本，想降低成本就必须跳过中间商，直接从批发商那里进货。他来到劳伦斯公司找批发商宾汉姆先生。宾汉姆是个“高个子，身材瘦削，白胡子蓝眼睛的北方佬”。当时的情景是，一个满脸倦容，从波兰农村来的移民，用并不熟练的英语挑战一个傲慢专横的北方佬。路易斯告诉宾汉姆他想买40箱羊绒线。宾汉姆从来没直接跟制造商打过交道，更不用说谢里夫大街上的小店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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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无礼的家伙跑到我这里就是为了捞好处！”宾汉姆怒吼道。但是最终，他同意向路易斯直接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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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在他每日18小时的工作中学到了现代企业的生存之道。他学会了市场调查，学会了工业化生产，学会了与骄傲专横的北方佬讨价还价，也学会了如何与大众文化接轨，摸索最新的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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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来到纽约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就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他们大多没有从事城市经济产业的专门技能。他们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当佣人或建筑工人——这样的工作他们干上30年也不可能学到市场调查和工业生产的知识，更不可能摸索流行文化，或是与掌握着经济命脉的北方佬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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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比较一下1900年到1920年间，从墨西哥移民到加利福尼亚的，从事水果与蔬菜种植的农民们的命运。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从原来的墨西哥封建农民变成了加利福尼亚农民而已。“服装工业的生存环境其实也一样恶劣，”索亚继续说道，“但是，服装厂的工人更靠近工业生产中心。如果你在加利福尼亚农场干活，你对食品上了卡车后的所有工作就一无所知了。但如果你在一家哪怕不太大的服装厂干活，即便你的工资很低，工作条件很差，工作时间很长，你仍能接触到成功人士，了解他们的行为，从中你能学会如何建立自己的生意。”[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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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波吉尼特夫妇晚上回到家面对孩子的时候，他们也许感觉疲惫，也许依然穷困，但是，他们生机勃勃，他们是自己的主人。他们为自己的决定与生活方向负责。他们的工作是个复合体：结合了他们的意志力和想象力。在他们的工作中包含着最直接的付出与回报的互动关系：他和瑞吉娜晚上做裙子做得越晚，第二天他们赚的钱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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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的关联性，以上3点是任何一份称得上令人满意的工作应该具备的属性。能赚多少钱并不是使我们快乐的最终源泉，使我们快乐的源泉是这份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能让我们实现自我。如果给你两个工作选择，年薪75 000美元的建筑设计师工作和年薪10万美元但余生只能坐在收费站的工作，你会选择哪一个？我猜应该是前者。因为做一份有创造性的工作是自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关联性的最佳组合，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比金钱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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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能满足上面3条标准就能被称为有意义。做一名教师有意义，做一名内科医生也有意义。所以，做一名企业家，从事充满奇迹的服装工业——当然这个行当也是残酷无情的，但是它允许像波吉尼特夫妇那样的移民一到新大陆就找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也是有意义的。[46]在路易斯第一次看见孩子们的小围裙后，他回到家便和妻子跳起了快步舞。当时他还什么都没有卖，他依然很贫穷、处境艰难，他也知道要实现他的计划需要许多年的艰苦劳动，但是他依然欣喜若狂，望不到头的艰苦劳动并没有使他觉得沉重不堪。当比尔·盖茨在湖滨学校第一次坐在电脑前的时候，他也有相同的感受。当甲壳虫乐队被告知要每晚8小时，每周7天演奏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丝毫退缩。恰恰相反，他们急于接受任务。只有艰苦从事没有意义的工作才称得上是艰苦工作。一旦这项工作变得有意义，它就会使你快乐地拉住妻子的手跳起快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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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工业奇迹的最重要影响之一是，在从事有意义工作的家庭中，成长中的孩子们获益最大。试想一下，波吉尼特的后代目睹了家族事业辉煌成长历程之后学会了什么。他们学到了将近一个世纪后9岁小男孩亚历克斯·威廉学到的一切——从事法律或医生职业从一开始就需要具备的品质：如果你努力工作，维护自己的利益，运用你的智慧和想象力，你就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自己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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