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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亦是服装行业的第二个优势。这里的优势不仅指服装行业的跳跃式发展，还包括服装行业特殊的企业模式。服装生产并不需要在一个大工厂里完成所有流程，事实上，服装生产的各个环节被外包到一系列小公司中，有专做式样设计的，有专做服装面料的，有专做缝纫的，还有专门制作纽扣的。除非那些规模足够大，野心也足够大的公司，才会承包从设计到面料的所有环节。1913年，整个纽约有大约16 000家独立运作的服装小企业，很多都是像波吉尼特夫妇在谢里夫大街的店面一样的家庭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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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行业的门槛很低，基本上就是建立在缝纫机上的生意，而缝纫机又不是很贵，”专门研究服装工业史的丹尼尔·索亚说，“所以你不需要太多资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花50美元就能买一台或两台缝纫机。要成为服装承包商，你只需要一两台缝纫机，一些烫斗，再雇几个工人就可以了。利润的确比较低，但是你依然可以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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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路易斯对当年决定扩展业务范围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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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过了一番市场调查得知，在1890年，这里只有3家店专做童装。一家是我在东区的邻居，他只做订单生意；另外两家只做高档童装，但我还不打算涉足这个领域。我的目标是生产“大众价格”的东西——耐洗的丝质或毛料服装，这样最广大的普通群众都能接受。从商业角度来讲就是，生产出摆在无论规模大小，城市还是乡村的商店都能卖出去的衣服。在瑞吉娜的帮助下——她的品味很棒，判断也很准——我做了一套样品，并且向我的老顾客展示。我向他们解释我对每个细节的思考——我的衣服可以省去母亲们自己给孩子做衣服花费的时间，面料与剪裁很精良，甚至比在家里自己做还要好，而且价格让人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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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意识到，如果想跟大公司竞争，就必须降低成本，想降低成本就必须跳过中间商，直接从批发商那里进货。他来到劳伦斯公司找批发商宾汉姆先生。宾汉姆是个“高个子，身材瘦削，白胡子蓝眼睛的北方佬”。当时的情景是，一个满脸倦容，从波兰农村来的移民，用并不熟练的英语挑战一个傲慢专横的北方佬。路易斯告诉宾汉姆他想买40箱羊绒线。宾汉姆从来没直接跟制造商打过交道，更不用说谢里夫大街上的小店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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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无礼的家伙跑到我这里就是为了捞好处！”宾汉姆怒吼道。但是最终，他同意向路易斯直接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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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在他每日18小时的工作中学到了现代企业的生存之道。他学会了市场调查，学会了工业化生产，学会了与骄傲专横的北方佬讨价还价，也学会了如何与大众文化接轨，摸索最新的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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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来到纽约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就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他们大多没有从事城市经济产业的专门技能。他们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当佣人或建筑工人——这样的工作他们干上30年也不可能学到市场调查和工业生产的知识，更不可能摸索流行文化，或是与掌握着经济命脉的北方佬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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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比较一下1900年到1920年间，从墨西哥移民到加利福尼亚的，从事水果与蔬菜种植的农民们的命运。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从原来的墨西哥封建农民变成了加利福尼亚农民而已。“服装工业的生存环境其实也一样恶劣，”索亚继续说道，“但是，服装厂的工人更靠近工业生产中心。如果你在加利福尼亚农场干活，你对食品上了卡车后的所有工作就一无所知了。但如果你在一家哪怕不太大的服装厂干活，即便你的工资很低，工作条件很差，工作时间很长，你仍能接触到成功人士，了解他们的行为，从中你能学会如何建立自己的生意。”[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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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波吉尼特夫妇晚上回到家面对孩子的时候，他们也许感觉疲惫，也许依然穷困，但是，他们生机勃勃，他们是自己的主人。他们为自己的决定与生活方向负责。他们的工作是个复合体：结合了他们的意志力和想象力。在他们的工作中包含着最直接的付出与回报的互动关系：他和瑞吉娜晚上做裙子做得越晚，第二天他们赚的钱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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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的关联性，以上3点是任何一份称得上令人满意的工作应该具备的属性。能赚多少钱并不是使我们快乐的最终源泉，使我们快乐的源泉是这份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能让我们实现自我。如果给你两个工作选择，年薪75 000美元的建筑设计师工作和年薪10万美元但余生只能坐在收费站的工作，你会选择哪一个？我猜应该是前者。因为做一份有创造性的工作是自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关联性的最佳组合，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比金钱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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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能满足上面3条标准就能被称为有意义。做一名教师有意义，做一名内科医生也有意义。所以，做一名企业家，从事充满奇迹的服装工业——当然这个行当也是残酷无情的，但是它允许像波吉尼特夫妇那样的移民一到新大陆就找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也是有意义的。[46]在路易斯第一次看见孩子们的小围裙后，他回到家便和妻子跳起了快步舞。当时他还什么都没有卖，他依然很贫穷、处境艰难，他也知道要实现他的计划需要许多年的艰苦劳动，但是他依然欣喜若狂，望不到头的艰苦劳动并没有使他觉得沉重不堪。当比尔·盖茨在湖滨学校第一次坐在电脑前的时候，他也有相同的感受。当甲壳虫乐队被告知要每晚8小时，每周7天演奏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丝毫退缩。恰恰相反，他们急于接受任务。只有艰苦从事没有意义的工作才称得上是艰苦工作。一旦这项工作变得有意义，它就会使你快乐地拉住妻子的手跳起快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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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工业奇迹的最重要影响之一是，在从事有意义工作的家庭中，成长中的孩子们获益最大。试想一下，波吉尼特的后代目睹了家族事业辉煌成长历程之后学会了什么。他们学到了将近一个世纪后9岁小男孩亚历克斯·威廉学到的一切——从事法律或医生职业从一开始就需要具备的品质：如果你努力工作，维护自己的利益，运用你的智慧和想象力，你就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自己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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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 [:170139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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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新人胜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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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社会学研究生路易斯·法卡斯对纽约和迈阿密海滩许多养老院和公寓旅馆进行了调研。她在寻找像波吉尼特夫妇一样的移民—19世纪末20世纪初跟随移民潮来到美国的那批移民——以及他们的子孙。对每一个受访家庭，法卡斯都建立起家庭族谱，记录父母、儿女、孙辈，甚至曾孙辈的职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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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她记录中的“第18号受访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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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俄国缝纫技工来到美国，在一家缝纫针专卖店工作，工资很低。后来他把衣服拿到家里做，在妻子和大儿子的帮助下完成。为了提高工资，他通宵达旦工作。后来他把自己做的衣服拿到纽约的街上卖。他积累了一些资本后，和儿子一起担着风险开始做生意。他们开了一家男装店。慢慢地他们成为几家男装店的供货商……父子联手经营的店铺越来越兴旺……儿子的孩子也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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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族的职业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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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另一个家族的情况。这个家族的第一代移民是19世纪末来美国的波兰制革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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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卡斯建立的犹太人家族族谱长达几页纸，每一个族谱都与上面的类似。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犹太人后裔卑微的家族出身并没有阻挡他们成为医生和律师。恰恰相反，他们能够成为专业人士正是因为他们出身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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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德·弗里德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著名的诉讼律师。他回忆当年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母亲带他去卡内基音乐厅。他们当时很穷，住在布朗克斯区最偏远的地方。他们是怎么买得起票的？“玛丽收了我们25美分，”弗里德说，“玛丽是卡内基音乐厅售票员，如果你私下给她25美分她就能让你站在音乐厅二楼，不需要门票。音乐厅自然不知道这些事，这只是你跟玛丽之间的交易。虽然我们住得离这儿有点远，但每个月也能听上一两次。”[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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