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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拉契亚模式从何而来？阿巴拉契亚模式来源于移民的原住地。在美国，有一些可被称为“穷乡僻壤”的地区——从宾夕法尼亚州南部边界开始算起，至维吉尼亚州以西，还有西维吉尼亚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以及阿拉巴马州北端和乔治亚州。这些地区的住民来自世界上荣誉文化最根深蒂固的地区：他们是来自苏格兰南部低地、英格兰北部各郡以及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地区的苏格兰–爱尔兰血统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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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这些边陲地区——正如我们所知——都是天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数百年来争端就没有消停过，当地人一直生活在暴力冲突之中。这些牧羊人竭尽山地所产，在贫瘠的土地上艰难维生。在这样的地方，家族成员紧密团结，应对外部世界的粗鲁与混乱，他们逐渐形成了无条件以鲜血捍卫忠诚的品性。当这些移民来到北美，进入美国那些同样偏远的、不受政府法律管辖的山区或土地肥沃的边界地区——如同哈伦县那样的地方，他们就将旧世界的荣誉文化完好无损地移植到了新世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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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批定居者来说，美国的穷乡僻壤跟他们以前所在的英国边陲地区一样危机四伏。”历史学家大卫·哈基特·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在其著作《阿尔比恩的种子》（Albion’s Seed）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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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南部边境的许多地方都是“有争议的地区”，在缺乏政府有效管制和法律约束的情况下，经常发生土地争夺事件。住在这种混乱的地方的人们更愿意待在家里。人们因而形成特定的英雄道德，特定的耕种、牧羊文化，对土地对财富的特定态度，和对工作和权力的特定认识以及特定的家族系统。这种环境下形成的边境文化十分完善，经常被有类似环境的其他民族复制。英国北方边境的这种道德观念主宰了这个“黑暗又血腥的地方”，部分原因在于人口的压力，但更主要是因为这是一种在原始和危险的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必需的手段。[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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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文化可以用来解释美国南方的犯罪模式为什么如此独特。这些地区的谋杀率是全美国最高的。但是，财产犯罪和“外来人口”犯罪——例如抢劫案——却很少发生。正如社会学家约翰·谢尔顿·里德所述：“南方地区的凶杀案件似乎都发生在熟人之间，作案动机无论案犯还是受害者自己都一清二楚。”里德进一步论述：“有数据显示，那些能避免以言生事，避免与人通奸的老实本分的南方人，和美国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无害，甚至更无害。”在穷乡僻壤，暴力案件发生的原因不是经济状况，而是个人尊严，人们实际上是为自己的荣誉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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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南方的一位新闻记者赫德·卡特描述了自己参加一个案件陪审时的经历。里德引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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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主犯是一位住在加油站旁边的脾气不好的老绅士。几个月来他总是成为加油站服务员或是附近好事者无心笑话的笑柄，他无论表现得多么生气，并发出警告，也没能制止他们取笑他。终于，一天清晨，当他再次遭到嘲笑，他的愤怒终于通过左轮手枪大爆发。在事件中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还有一人轻伤……当法庭请陪审团动议的时候，卡特是唯一一个投有罪票的陪审员；其他陪审员则认为：“面对那样的羞辱，如果不用枪说话他就算不上是个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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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荣誉文化氛围下才会发生老绅士因为人格受辱而枪击他人的事件；也只有在荣誉文化氛围下，法庭最终判决此项谋杀指控——因捍卫荣誉而发生——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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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人们时常以各种理由拒绝以文化差异这种更广阔的背景来思考问题。这是种族文化观念促成的结果：我们总是避免因为民族特性标签而对个人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然而我们没有意识到，人们的确深受种族文化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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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想深入理解19世纪发生在肯塔基州小镇的世仇案件，我们就不得不回到过去——回到不止一两代的过去。你需要回顾两三个甚至四个世纪以前，需要考察大洋彼岸的欧洲国家，了解那些人是在怎样的地理环境下生存。“荣誉文化”的理论前提是考察你从哪里来，这不仅是要考察你本人在哪里长大，你父母在哪里长大，你的祖父母在哪里长大，你的曾祖父母在哪里长大，而且要追溯到你的曾曾曾曾祖父母在哪里长大。这虽然有些不合常理，但却是很有价值的解释。不过只有这种解释依然不够，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民族的文化遗产才是这类事件背后更有力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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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泽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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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早期，密歇根大学的两名心理学家达夫·科恩（Dov Cohen）和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就荣誉文化进行了实验。他们明白，哈伦县事件背后的模式很可能是早年英国边境争端所遗留下来的产物。但是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现代。有没有可能在现代社会找到荣誉文化的遗存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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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心理学家为该实验召集了一帮年轻的学生做志愿者，实验的过程就是测试这些志愿者对侮辱性言行的反应。“我们坐下来仔细研究，什么事情会导致这些18岁至20岁的年轻人头脑中产生被侮辱的感觉。”科恩说，“实验开始不久我们就用上了‘混蛋’这样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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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是这样进行的：密歇根大学的社会科学院主楼有个地下室，地下室的过道长而狭窄，两旁摆满了文件柜。志愿者首先来到楼上教室，填完一份问卷后，他们需要按要求将问卷送到地下室走道尽头的另一个办公室——整个过程非常简单，似乎没有学术实验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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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中的一半志愿者，整个过程仅止于此，他们属于对照组；另一半则是目标组，他们在实验中还会经历多一个情节。当他们拿着问卷进入地下室过道的时候，会迎面遇到一个人——实验工作人员——这个人会超前一步，拉开走道两旁的文件柜佯装找文件。本来就很窄的过道现在更窄了。当志愿者试图挤过去的时候，工作人员会表现出愤怒，他会将文件柜砰的一声关上，用肩膀顶撞志愿者，同时低声骂出关键词：“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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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恩和尼斯贝特想精确测量这个词所造成的反应。他们仔细观察志愿者的面部表情，确定他们到底有多生气。他们还会握住志愿者的手，测试他们握手力度和正常情况下比较有没有增加。他们也在实验前和实验后收集志愿者的唾液样本，并检测睾丸激素和皮质醇含量——刺激人进行反击的荷尔蒙——是否因遭到羞辱而增加。最后他们让志愿者读下面这段文字，并提供一个可能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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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来到聚会20分钟，吉尔就把男朋友史蒂夫拉到一边，很显然吉尔遇到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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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了？”史蒂夫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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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拉利。我的意思是说，拉利明知道我们俩现在已经订婚，但他今天晚上已经两次对我动手动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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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回到聚会人流中，史蒂夫决定从现在开始观察拉利到底在干什么。一点不错，还不到5分钟，拉利又挤到吉尔身旁调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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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刚刚受到别人侮辱，你会不会更倾向于推断史蒂夫将对拉利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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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不一定。不同的志愿者对史蒂夫该如何回应的回答大相径庭。有些人的回应被之前遭到的侮辱所影响，有些则没有。志愿者行为是否改变，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情绪是否一贯稳定，也不取决于他们是知识分子还是运动员，同样也不取决于他们的身体相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是——我想你一定已经猜到——他们来自何方。绝大多数来自美国北方的志愿者只把最后一个问题当作娱乐项目，一笑了之。他们握手的力度没有发生变化，皮质醇水平甚至在下降，这似乎说明，他们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平抑了刚才因受辱而波动的情绪。北方志愿者中只有几个人认为史蒂夫会对拉利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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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南方人呢？噢，天哪，他们的确被激怒了。他们肾上腺素和皮质醇水平激增，他们握手的力度明显增强，他们所有人都认为史蒂夫一定会对拉利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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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下来又利用胆小鬼游戏[50]进行测试，”科恩说，“我们让志愿者再回到地下室过道，他们会在转弯处遇上另一位实验工作人员。此时过道受阻，只能容许一个人出入。我们用的这名工作人员63岁，体重250磅。这个人以前是校足球队员，现在他是学校酒吧保安。我们要求他在过道出现的时候摆出他在酒吧上班的架势——酒吧里保安维持秩序时的架势。我们关键要看的是：志愿者会在距离工作人员多远的地方给他让道。我们相信，所有的志愿者都会给保安让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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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方人，这次试验没有任何效果：无论刚才有没有受到侮辱，他们都会在距保安5英尺到6英尺的地方侧身让路；作为对照，南方人中的那些没有受过侮辱的，最远会在距保安9英尺的时候让路，而那些受过侮辱的呢？不到2英尺。叫一个南方人“混蛋”会使他们很想打架。科恩和尼斯贝特在走道里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付诸行动的荣誉文化：实验中，南方志愿者的反应，正和百年前小鲍勃·特纳指责对方玩牌作弊时维克斯·霍华德的反应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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