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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空难，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拉特瓦特说道，“纽约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的人员非常优秀，他们有能力利用有限的航空资源处理超量的空中交通问题；但他们同时也是出了名的没礼貌、盛气凌人、飞扬跋扈的一群人。有个著名的段子是说一个飞行员在纽约上空迷路。一旦进入这里，你想象不到情况多么复杂，简直就是迷宫。一个女航管员正冲这个飞行员发作，她说：‘够了。你不要再进行任何操作，也别跟我说话，直到我问你你再说。’后来航管员把这架飞机带了出来。之后飞行员拿起麦克风说道：‘女士，上辈子你是我老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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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行事方式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控制这里，所以大有‘这里我管事儿。闭上你的嘴，照我说的去做’的架势。他们会冲你发作。如果你想指出他们的引导有问题，你必须也冲他们发作。他们听了以后会说：‘那好吧。’但如果你不对他们发作，他们对你肯定不依不饶。我还记得有一次一架英国飞机飞到纽约，飞行员们是一路被纽约航管员骂下来的。英国飞行员说：‘你们的人应该到我们的希思罗机场，跟那儿的人学学怎么指挥飞机。’和纽约航管员的摩擦会对驾驶员的情绪造成影响。如果你不习惯这样跟人针锋相对，那纽约的航管员的确会使你心烦意乱。当时，艾维安卡航空的飞行员们一定是被他们镇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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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特瓦特并没有提及自己与肯尼迪机场航管员的不愉快经历——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没有，或是提起来太闹心，或是伤自尊，他不提是因为他以另一种眼光看待这些事。如果他在飞行中需要帮助，他会叫醒其他机组人员；如果他觉得降落在莫斯科不妥，那好，他会降落在赫尔辛基；如果赫尔辛基航管员顺风向引导他，他会要求逆风引导。第二天早晨，当他离开赫尔辛基时，他找反了跑道，他的副机长马上指出来。拉特瓦特笑着回忆这一段：“马萨是个瑞士人。他非常高兴能纠正我的错误，他还数落了我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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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特瓦特继续说道：“他们本来应该告诉航管员：‘我们没有足够燃料飞到指定机场了。’他们只需要说：‘我们不能那么做。我们必须10分钟之内降落。’而他们却在航管员面前表现得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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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的时候拉特瓦特变得谨慎小心起来，因为他开始论及有可能使我们中的一些人不愉快的文化特性问题。谈到目前，关于艾维安卡航空空难的离奇与神秘，我们已不能将空难原因简单归结为副机长克劳斯的失职与机长卡维德斯的疲劳驾驶了；一定有一些更深层，更为结构性的原因存在。空难会不会是因为机组人员都是哥伦比亚人造成的呢？“你看，美国飞行员肯定不能容忍这些。的确如此，”拉特瓦特说，“美国飞行员肯定会说：‘听着，伙计，我必须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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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难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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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在IBM欧洲总部的人力资源部工作。他工作的职责就是为IBM在全球范围内招贤纳士，考查应聘者处理危机、协调工作的能力，以及对待权威的态度等。相关的问卷调查表内容庞杂，久而久之，霍夫斯泰德借助庞大的数据库，对不同族裔之间的文化差异进行了深入研究。今天“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Hofstede’sDimensions）被社会广泛接受，成为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经典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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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斯泰德认为，各种文化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通过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区分，他称之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用这个维度衡量，个人主义倾向性最高的国家是美国。难怪美国是世界工业化国家中唯一一个不提供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处于该维度中的另一端，集体主义倾向性最高的国家是危地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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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斯泰德理论中的另一个维度叫作“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它是用来区分不同文化对“模棱两可”的承受程度。以下是霍夫斯泰德研究结果中，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下排在最前面的5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更习惯依赖准则和计划行事，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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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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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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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危地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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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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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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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排名最后的5个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地区）的人最能忍耐“模棱两可”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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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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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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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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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牙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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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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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点请注意：第一，霍夫斯泰德的这些排名不代表优劣；第二，这些属性并不能用来预测这些国家的人们的具体行为——这肯定是无法做到的。例如，你不能断言一个危地马拉人就一定是个集体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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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斯泰德要说明的问题，其实与科恩跟尼斯贝特在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要说明的是同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与别人截然不同的个性。但与此同时，我们的个性也延续了我们从成长环境所养成的特定倾向、习惯和条件反射，而不同的文化特性的区别又格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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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和丹麦两国相距大约只有1小时飞机路程。丹麦人和比利时人相貌很相似，如果你置身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一隅，你很难说出它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有什么区别。但说到不确定性规避，这两个国家则有天壤之别了。实际上，丹麦人在容忍“模棱两可”方面和牙买加人更相像，而与欧洲其他国家相去甚远。丹麦和比利时有着类似的自由民主传统，但在过去的数百年间，这两个国家却有着不同的历史、政治架构、宗教传统、语言、食品、建筑以及文学等。所有这些不同加在一起，最后当面临处理风险和不确定性方面的问题时，丹麦人的做法就与比利时人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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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夫斯泰德的几个维度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权力距离指数”（Power Distance Index，缩写为PDI）。权力距离是指人们对待比自己更高等级阶层的态度，特别是指对权威的重视和尊重程度。为了计算这一指数，霍夫斯泰德会向受试者提出问题：“在你的经验中，下面这种困境发生的频率如何：雇员害怕表达与老板不同的意见。”相关的问题还有“组织或机构中权力较小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权力分配不均的事实”“年长者应该获得多少尊重为宜？”“掌权者是否应该享有特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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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距离指数低的国家中，”霍夫斯泰德在其著作《文化之重》（Culture’s Consequences）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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