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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我们谈到了现代商业飞行中根深蒂固的韩国民族性；本章我们又开始讨论在这一地区产生的另一项文化遗产，一项顺应21世纪发展潮流的品性。文化传承，或说民族性遗传，对当今世界的确发挥着巨大影响。特别是当我们看到韩国飞行员间显著的权力距离，看到亚洲学生读一个数字只用25毫秒而不是33毫秒，我们就不难想到，这个世界上众多民族的民族性遗传和文化传承的合力，将对21世纪全世界的发展产生多么深远而重大的影响。那么，种稻民族的文化特性能不能帮人们学好数学？稻田文明能不能为学校教育带来变革？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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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中的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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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稻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只有当你置身于一块稻田之中，你才能真正感受到——它的面积真的非常小。一块标准的稻田面积只有旅馆标间大小，一个典型的亚洲农民家庭有两到三亩土地。在中国，一个拥有1 500人的小镇通常只有450英亩土地，而在美国中西部，这样的面积只是一户农民所拥有土地的面积。一户五六口人的中国农民家庭只拥有大约2个标间面积的土地，因此农业在这里只能依靠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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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来看，西方农业发展模式是“机械导向型”的。在西方，农场主想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产出，就需要购进更多高新技术设备，如拖拉机、打谷机、压捆机、联合收割机等，用机械代替人力。有了机器的帮助，付出等量劳动可以耕作更多土地，农场主们进而开辟更多耕地。但是在中国或日本，农民们没有足够资金购买农业机械设备——还有，中国或日本的确已没有更多土地可以转化成新耕地。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要想增加产出，只能依靠更熟练的耕种技术，更精确的耕种时间，以培育更优良的水稻品种。正如人类学家弗朗西斯卡·布雷将稻田文明归为“技术导向型”农业：你只有更精心除草，更小心施肥，密切观察水位变化，有效控制黏土层，利用好稻田的每一寸土地，你才能获得丰收。毋庸置疑，千百年来种植水稻的农民是种植各类农作物的农民中最辛劳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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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述大概令人稍感意外，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古代社会几乎所有人都要为了生存而辛劳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举个例子，现代人的祖先大多数都从事狩猎采集；然而人们发现，许多依靠狩猎和采集过活的族群的生活却相当安逸。居住在非洲喀拉哈里大沙漠上，博茨瓦纳境内的土著人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延续着上古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到处是生果、浆果、坚果和植物的根茎——特别是当地还盛产一种富含蛋白质的坚果叫蒙果果（mongongo）。他们根本不需要任何种植手段——备耕、播种、除草、收割、储存——这些太浪费时间。他们也不需要畜牧。男性族人偶尔也会打猎，但主要目的是锻炼身体。这样土著人每周平均工作时长为13小时至19小时，而他们会花相同时间跳舞、消遣，走访亲友。这样一年算下来，这些土著人一共才花1 000小时工作。（当他们被问及为什么不进行农业种植，土著人一脸茫然地说：“我们有世上产量最多的蒙果果，为什么还要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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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来看看18世纪欧洲农民的生活。这里的农民一般从拂晓劳作到中午，收获季节和春耕季节劳作时间可能会长些，冬季则短些，这样一年算下来他们大概工作1 200小时。在历史学著作《发现法国》（The Discovery of France）中，作者格雷厄姆·罗伯认为，直至19世纪，像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那里的农民长时间都悠闲懒散，其间夹杂着短暂的劳动时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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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99%的这种劳作出现在晚春和早秋。”他写道。从11月下过第一场雪开始，比利牛斯山到阿尔卑斯山的山民们本质上就已进入“冬眠”状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来年3月或4月。在法国一些暖和的地方，冬天气温不会降到零度以下，但那里的人们也过着这样的生活。罗伯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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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兰德斯的领地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荒芜的。1844年涅夫勒城官方报告记录了勃艮第短工的奇怪行为，一旦丰收季节到来，葡萄藤被烧以后，“在对工具进行了必要的修理后，这些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就会在大白天躺在床上，他们蜷起身子以此取暖，同时减少进食。他们此举目的是减少身体的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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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冬眠行为是生理和经济原因的结合。人们通过降低新陈代谢率来减少饥饿感，从而减少对库存食物的消耗……人们步履蹒跚、四处闲逛，即便是在夏天也如此……大革命后，在阿尔萨斯和加来地区，官方反映葡萄种植者和自由农民在农闲时节并不“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而是“放任自己深陷无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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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农民，你在冬天是不会整天睡大觉的。从11月到来年2月这段短暂的旱季里，南方农民会忙于其他农活。他们会把编好的竹篮、斗笠拿到市场上卖。这个时间也是他们修理水田围堰的好时机，还可以顺便整理黏土层。他们会让孩子到邻村亲戚家去帮忙，人们忙于晒豆子，做豆腐，还有人去捕蛇（这些都是美味食材）和各类昆虫。等到了立春，农民们回到田里，拿出比种玉米或种小麦多10倍到20倍的功夫打理稻田。有专家估计，从事水稻耕种的亚洲农民一年的工作时长约为3 00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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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勤劳基础之上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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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珠江三角洲农民的生活吧。每年3 000小时的工作量是超乎想象的，农民们时常要在烈日炎炎之下，在稻田里耕种、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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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强度的劳动为职业的农民们会有怎样的生活态度呢？可以说他们的生活与投身纽约制衣业的犹太移民很类似。他们都追求有意义的生活。首先，种稻农民的劳动在投入与产出之间有明确关联。他们在地里干活越卖力，收获也越大；其次，他们的工作由一系列复杂工序组成。种植稻米并不仅仅是春耕秋收这么简单，它还要求农民们从事农产品及农用物资的买卖，他们要有能力调度全家劳动力参与劳动，同时要在选种、维护排水系统以及协调第一次收割与第二次播种关系上开动脑筋，并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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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稻米经济的自主性。在欧洲，本质上来说，农民都是贵族地主土地上的农奴。然而在中国和日本却没有发展出这样的封建系统，因为这种封建系统不适应稻米经济模式。稻米种植的过程复杂而繁琐，没有哪种封建系统可以长期精确控制这一过程的每个环节。实际上到14世纪至15世纪，中国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地主对佃农只收取固定利率的地租，生产活动则是由农民自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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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种植的关键是，你不仅要付出大量劳动，操作时还要严格精准。”历史学家肯尼斯·帕默朗茨说，“你必须加倍小心，灌溉前地面一定要平整，如果有一点不平的话，也会大大影响产量；同等重要的还有稻田的蓄水时长；另外幼苗是否严格按照相等间距排列成行也会极大影响最终产量。这不像玉米种植，只要在降雨季节来临之前播下种子就万事大吉，稻米种植需要农民精准控制一切要素。为了适应水稻种植的特点，地租制度要保证丰收之年让农民也能增加收入，以此激励农民。这一制度就是固定利率地租，地主们会说，无论丰收与否，我只收定量的粮食，如果今年丰收了，你们的余粮也多了。水稻种植不适宜使用像农奴制或工资制这样的生产形式，因为这些制度下很难保证劳动者有真正的热情和责任心，促使他们精准控制大米生产的每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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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大卫·阿库什曾经比较过俄国与中国的谚语，两者的差别显而易见。像“如果上帝不打算给予，大地将不会给予”（If God does not bring it, the earth will not give it）是典型的俄国谚语，其中包含的宿命和厌世心态是俄国农奴制的产物。在残酷的农奴制度下，劳动者无法体验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关系。然而，阿库什指出，中国人的一些说法则体现了中国人的信条：“刻苦努力，未雨绸缪，自我襄助，与他人合作终究会得到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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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正是一年劳动超过3 000小时的中国农民，在头顶烈日脚踩稻田（顺便说一句，稻田里到处是蚂蟥）的农忙时节互相激励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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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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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不肯忙，秋后脸饿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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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坐一坐，冬天挨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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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靠天吃饭，全靠两手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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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不用问，除了功夫就是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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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地不懒，人懒地生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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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有个说法叫作“一年忙到头，吃穿不用愁”。“一年忙到头”？对于悠闲自得采集蒙果果的土著人，或是依靠睡觉过冬的法国农民，或是任何生活在非稻田文明地区的人们来说，这样的谚语真是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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