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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名单的最顶端是哪些国家或地区呢？答案也许并不令人意外：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日本。这5个国家或地区的共通点在哪里？共通点就是他们的文化都是崇尚有意义工作的稻田文明[68]。千百年来在这些地方，贫穷的农民在稻田里坚持着每年3 000小时的耕种，为了生存下去，他们的观念就是：“一年忙到头，吃穿不用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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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英语中的0、1、2、3、4、5、6、7、8、9、10分别写为zer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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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在相关的国际比较试验中，来自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学生在数学测试中得分大致相当，约为98%；而来自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工业国家的学生数学测试得分集中在26%至36%。差异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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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林恩关于亚洲人有更高智商的论断已经被其他专家用更可靠的数据推翻。这些专家指出，林恩该项调查仅从城市中上收入阶层取样，缺乏代表性。世界级智商研究专家詹姆士·菲林随后进行了一项更有说服力的反正实验。菲林认为从历史上看亚洲人的智商甚至轻微低于白种人智商；亚洲人在数学方面有优势并不是因为其智商高。菲林的此一论点见诸其著作《亚裔美国人：超越智商的成就》（Asian Americans: Achievement Beyond IQ）（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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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中国大陆地区并不在列表中，原因是中国大陆地区至今没有选派学生参加TIMSS考试。但是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在排名之中如此靠前，表明了中国大陆地区要是参加考试，排名也不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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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北方并不是稻田文明，而是麦田文明，所以我们不敢确定这里是不是更像西欧国家。中国北方人也擅长数学么？就现有资料而言，我们还无法得出结论。心理学家詹姆士·菲林指出，移民美国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南方——也就是擅长数学的人的老家。在美国顶级学校如麻省理工毕业的中国学生绝大多数是珠江三角洲移民的后裔。他还指出，美国华人中成就相对较低的是“四邑”人。（也称“五邑”，指江门市辖下的新会区及4个县级市：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但在海外华人社区，很多人仍沿用四邑的称呼。）他们来自珠江三角洲的边缘地带，“那里的土地相对贫瘠，农业很难进行精工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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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事实上，曾经有专门的实验检验亚洲人“坚持不懈”的品质。普里西拉曾经对日本和美国一年级学生进行过测试，给他们大量有难度的智力题，看他们坚持多久才放弃。美国学生平均坚持9.47分钟，日本学生平均13.93分钟，高于美国学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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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 第9章 玛丽塔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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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所有朋友都上KIPP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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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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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试验性公立学校KIPP[70]学园项目在纽约卢·贾里格初级中学宣布启动。卢·贾里格初中坐落在第七学区，这里正是纽约最贫穷的南布朗克斯区。学校是一座20世纪60年代的老建筑，在大片林立的冷冰冰的水泥建筑群中显得灰溜溜的。学校几个街区以外就是布朗克斯区的大广场街，入夜以后一般没有人愿意独自走在这样的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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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PP学园是个教育项目。学园采取大班授课的模式：五年级的两个班，每班有35名学生。KIPP的学生入学不需要考试，而是从布朗克斯区适龄四年级学生中随机抽选。学生中有一半是非洲裔美国人；其余的是西班牙裔。这里有3/4的学生来自单亲家庭，有90%的孩子符合学校的“免费午餐”计划——也就是说这些学生家庭的收入很低，需要联邦政府负担孩子的午餐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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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PP学园像极了那种设立在糟糕的地区，在糟糕的校园环境中专门出产让老师头疼的学生的学校——但当你走进这里，你会对这里井然有序的一切大感意外。这里的学生总是排着队，安静有序地从公共场合走过；学生们按照“SSLANT”[71]的要求待人接物。走廊的墙壁上挂满了KIPP毕业生们所在大学的三角旗。去年，布朗克斯区又有数十个家庭的孩子通过抽选机制进入KIPP学园五年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过10多年的发展，KIPP学园已经成为纽约最受初中学生欢迎的公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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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PP学园最著名的课程要数数学课。在南布朗克斯区，只有16%的中学生的数学水平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而在KIPP学园，许多五年级学生都感觉数学是他们最喜爱的学科。到了七年级，KIPP的学生开始学习高中代数，到八年级期末，有84%的学生数学水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这个通过随机抽选的，生活在环境最差的地区的——这里的家长绝大多数没有上过大学——低收入家庭孩子所组成的学校，在数学方面与那些家庭条件最优越的学生一样出色。“这里的孩子入学时的写作水平都不怎么高。”大卫·列文说，KIPP学园正是列文跟另一名教师迈克尔·费恩伯格在1994年创建的，“他们一直努力提高写作能力。但是当他们毕业的时候，他们在数学方面的成绩却突飞猛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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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美国已有50多个KIPP学园，更多学园也正在筹备当中。KIPP项目代表了美国教育的新理念。然而KIPP的成功并非依靠环境、师资或制度创新，它的成功依靠的是人们对文化传承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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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教育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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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初，一批教育改革者着手建立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当时公立学校缺乏统一规划，很多学校只是人们随意找间房子做教室就算成立了，班级里的学生也超员。在农村，为了让学生们在播种和收割季节回家帮忙，学校只在夏季开课，春秋两季放假；在城市，公立学校的日程表则完全按照学生的工人阶级父母毫无规律的作息时间制定的。改革者们希望通过教育改革确保所有孩子都上学，使公立学校有能力培养出具有足够读写算数能力，符合公民基本素质要求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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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学者肯尼思·戈尔德指出，当时的教育改革者特别担心学生的上课时间过长。1871年美国教育部官员爱德华·贾维斯出版了一本名为“教育与精神疾病的关系”的报告。报告指出，在1 741例精神疾病患者中，因“过度学习”患病的病人多达205例。“教育成为大规模人群罹患精神障碍疾病的土壤。”贾维斯写道。在这一时期，马萨诸塞州公共教育先驱贺瑞斯·曼恩也认为，让学生过度学习“会对个性性格与生活习惯造成最恶劣的影响……过度用脑无疑对健康亦会造成损伤”。在当时教育类期刊中，许多文章也充斥着过度学习压抑天性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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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改革者的观念，戈尔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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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于推广减少学习时间，因为减少学习、增加休息有助于减少精神疾病的发生。因此，取消周末上课，缩短在校时间，增加假期的运动在19世纪成为流行做法。老师们都一再被提醒“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不宜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因为这会使他们的身体机能下降；他们亦不宜长时间思考，这样会使头脑糊涂”。适当休息可以增强头脑的认知和分析能力。马萨诸塞教师协会的一位赞助人说：“学生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不管年纪大小，只要他们想从教育中获得真知灼见，他们就必须在适当的时候休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盲从教师或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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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休息问题影响工作成绩——自然跟亚洲的关于学习和工作的理念不同。亚洲人的这种世界观形成于稻田之间。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每年种植两季甚至三季水稻，休耕时间很短。事实上，稻米的营养成分主要得益于水的灌溉，所以人们耕种的次数越多，收割的粮食也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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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西方农业却恰恰相反。无论是麦田还是玉米地，每隔几年必须休耕，否则土地很快会贫瘠。每年冬天都有一些土地需要休耕，而休耕就会减缓春种秋收的节奏。据此，教育改革者对学童大脑耕耘的方式就容易理解了。在建立教育规范的时候，人们通常遵循与此类似的其他规范，而他们只知道小麦的种植需要休耕。所以，头脑即便需要耕耘，也不应过量，否则就会贫瘠。如何避免大脑贫瘠？那就是将暑假假期延长——这项美国特色的文化遗产对美国学生的学习方式影响深远，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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