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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20世纪50年代早期牙买加两类职业——律师与国会议员——的统计数据，表格按肤色划分。其中“白种和浅肤色”指白种人或有祖先是黑种人但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来有其遗传特征的人；“橄榄色”人种较上一种肤色深；“浅棕色”又比“橄榄色”更重（这两种肤色的差别在牙买加人口中较为明显）。还有一点请注意，在20世纪50年代，“黑种”人占整个牙买加总人口的80%，是其他有色人种总和的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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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色 律师（百分比） 国会议员（百分比） 华裔 3.1 —— 印度裔 —— —— 犹太裔 7.1 —— 叙利亚裔 —— —— 白种和浅肤色 38.8 10 橄榄色 10.2 13 浅棕色 17.3 19 深棕色 10.2 39 黑种 5.1 10 未知 8.2 —— 除黑人以外的有色人种虽然在牙买加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大，但的确拥有很大优势。他们的先辈曾在“室内”而不是室外工作，他们在1826年获得完全公民权利，得到正常工作机会而不是被奴役。在蔗糖作坊做有意义的技术活，而不是在蔗糖地里没命干活的有色人种，在两代到三代以后就取得了让其他有色人种无法望其项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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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黛西·福特望女成凤的思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来自几代人优势的积累。和黛西一起长大的哥哥鲁弗斯，成年后成为教师与学者；弟弟卡洛斯去了古巴，回国后开了家服装厂；黛西的父亲查尔斯·福特是位批发商；而查尔斯的母亲安，其家族姓氏是鲍威尔——这是另外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社会地位逐渐变得显赫的家族，正是这个家族在两代以后出了科林·鲍威尔[73]；黛西的叔叔亨利拥有大量房产；祖父约翰——正是第一代移民威廉·福特和非洲女奴的儿子——后来的职业是传道人；整个福特家族有3个人最终获得罗德斯奖学金[74]。如果说我母亲的成功得益于麦克米伦教授、1937年动乱、强森先生和我外祖母的话，那么外祖母的成功就得益于她哥哥鲁福斯，弟弟卡洛斯，祖母安，父亲查尔斯和祖父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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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成功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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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祖母是位了不起的女性。但有一点必须明确，福特家族家世日隆起源于一次随性所为：威廉·福特在阿利盖德庞德奴隶市场看上了我外祖母的曾祖母，并买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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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些不经仔细挑选买来的奴隶的命运是短暂而悲惨的。在牙买加，种植园农场主觉得，当奴隶们还年轻的时候从他们身上榨取最大价值是天经地义的，农场主会一直用到这些奴隶没有利用价值或者死掉，再到市场上买新奴隶替换。然而即便这些只把奴隶当财产的种植园主，他们对自己和女奴生育的子女也很疼爱。上一节提到的那个详细记录自己性事的农场主叫威廉·蓟伍德，他一生风流放荡，但据说终生都喜爱一个叫妃碧的女奴，并和她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对于在地里干活的其他奴隶，他却是个魔鬼。他发明了一种“德比刑罚”来处罚逃跑的奴隶。抓来的逃犯首先要受鞭刑，随后农场主将和了盐、酸橘汁的辣椒抹进伤口，然后命令一个名叫德比的奴隶将粪便排泄在逃跑者嘴里，并封住嘴4小时至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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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如此，不难理解牙买加的棕色人种对浅肤色有着无条件的崇拜，这是身份的巨大优势。他们之间也戴着有色眼镜审视对方，其严苛程度较之白人的肤色歧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时候，孩子就是在有肤色歧视的家庭环境下成长，”牙买加社会学家费尔南多·昂内凯斯在著作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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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色最浅的孩子的优势是建立在牺牲其他孩子利益基础上的。从青春期到谈婚论嫁的年纪之前，肤色中等或肤色较浅的孩子招待朋友时，家中肤色较深的孩子要回避。肤色中等或较浅的孩子被视为减淡家族肤色的希望，因此他们的顺利成长要放在首要位置。婚姻是进一步减淡家族肤色的另一重要途径。而肤色中等或较浅的人会极力摆脱跟肤色较深亲戚的社会关系……而黑人家族也努力制造自己的亲属肤色较浅的假象。有色人种家族内部的关系建立在社会肤色歧视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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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我的家族也未能幸免。外祖母黛西就非常骄傲自己的丈夫比自己的肤色浅。然而相同的歧视反过来也作用在她身上——她的婆婆说：“黛西是个好人，我们都知道。但就是皮肤太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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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的一位亲戚，我叫她琼阿姨，她也是一个视肤色为图腾的人。她属于前文表格中的“白种和浅肤色”人，而她的丈夫是牙买加印第安人——有着深深的肤色和黑色的头发——而他们的女儿恰恰遗传了父亲的肤色。在丈夫死后，有一次她坐火车去看女儿。路上她与同车厢的一个浅肤色男人互送秋波。下面的事是琼阿姨多年以后告诉母亲的，说的时候她羞愧难当。那天下了火车以后，她像陌生人一般从女儿身旁走过，为了不让一个对她感兴趣的浅肤色男人看到她有肤色这么深的女儿，她竟试图隐藏和亲生骨肉的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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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我母亲依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名为“棕色面孔与伟大的主人”（Brown Face，Big Master）的书。“棕色面孔”指的是她自己，“伟大的主人”在牙买加方言中就是指上帝。在书中，她讲述了她和父亲刚结婚时的一个故事。那时候母亲刚刚生了哥哥，夫妇二人住在伦敦，正准备找一处新公寓。找了很长时间，父亲终于在伦敦城郊找到一处公寓。然而，他们搬家的当天却被新的房东太太赶了出来。“你怎么没告诉我你妻子是个牙买加人。”房东愤怒地对我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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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母亲记录了她与自己有色人种身份羞耻感的斗争，以及最后又与自己的命运妥协的历程。在书的最后她写道，愤怒并不能解决问题，一个世代受惠于肤色偏见的牙买加家族，没有资格反过来指责同样用肤色偏见歧视别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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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抱怨上帝：“我来了，作为黑色人种的代表，在白人统治的世界中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战斗中，我受伤了！”上帝微微一笑，但并没有回应我的祈祷。我继续祈祷。上帝说：“你不也在做同样的事么？想想那些被你忽略，被你躲避还唯恐不及的人，想想那些只因肤色和你稍有不同，你就区别对待的人，你耻于和他们扯上关系。你不是庆幸自己肤色没有更黑么？你不是庆幸你至少不是一个纯种黑人么？”听到这儿，我对房东太太的愤怒与仇恨消解了。我并不比她好，发生这种事情也是正常……我们都应该为自私、傲慢和因排外而对别人造成的伤害而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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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世角度考虑自己的人生不是件容易事。对于母亲的成功，将其归结为个人奋斗战胜了固有社会身份更容易被传统所理解。这正如乔·弗洛姆的成功——他可谓史上最伟大律师——因为以他的种族，在他所处的时代，他所做出的个人努力是非凡的。他没有出生在律政世家而是服装厂工人家庭，然而这样的身世依然为他提供了独特优势，他凭借这一优势最终战胜了“白鞋”律师公司所代表的社会不公。比尔·盖茨本可以安心接受天才的称号，没必要在回顾人生历程的时候表现出谦卑：“是的，我是幸运的。”他之所以如此回答是因为他明白自己的成功的确因为幸运：没有湖滨学校电脑俱乐部在1968年为他提供电脑，就没有他今天的成就。无论是冰球运动员，比尔·乔伊，罗伯特·奥本海默还是任何意义上的超常之辈，都无法目空一切地说：“我的成就完全依靠我自己。”他们都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是机遇与积累的结晶。超级律师、数学天才和软件企业家的成功依靠的也是人类的一般经验，他们的成就绝非石破天惊也非神秘莫测。他们处在优势与文化传承的网络中央，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则是后天养成；有些是自己争取的，有些则仅仅是因为运气——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说到底，所谓“异类”从来就不是什么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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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祖母的曾祖母在阿利盖德庞德渔村被买下。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她的儿子约翰·福特因此获得肤色优势，从而摆脱了奴隶身份。西印度群岛的独特社会结构将“走出去”的文化传递给我的外祖母黛西·福特，并在她身上培育了杰出个性，这种杰出个性发扬光大，最终惠及我的母亲。而我母亲之所以受到良好教育，得益于1937年动乱和中国人商店强森先生的勤劳与积累。这正是历史给予我家族的特殊眷顾——假如杂货店老板的襄助，社会动乱的余波，“走出去”的文化，以及肤色特权优势惠及更多其他家族，那么现如今，将会有更多人实现自我，在他们漂亮的山顶别墅优雅静观这喧嚣的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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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指有1/8黑人血统和7/8白人血统的混血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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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第65任美国国务卿，在小布什总统任下服务。他是历史上官位第二高的非裔美国人，仅次于美国第44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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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罗德斯奖学金是一个世界性奖学金，每年都在13个国家，选取85名优秀大学生去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奖金额最高可达40 000美元。获奖者包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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