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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用白纸做了一本小册子，每页都画了美德检查表。每个检查表包括7列13行，每列代表星期几，每行代表美德（前面标上美德的首字母）。他每天检查自己的所作所为，发现违反了哪几项德行，就在相应格子做个标记。不过，他每周重点关注一个美德（这个美德位于第一行），避免出现任何违反这个美德的行为；一般关注其余美德，只是每天晚上就当天的错误做上标记。表格是用墨水画的红线，标记是用铅笔标的黑点。有一周，他重点关注“节制”，一般关注其他美德，那周的表格记录着：星期日“缄默”和“秩序”不够，星期二“秩序”和“勤勉”不足，星期五违反“决心”和“节俭”。但是，富兰克林实现了那周的目标：“节制”那行是空白的。这个进步大大鼓励了富兰克林，他下周转而重点关注另外一个美德，希望上一周修炼好的“节制”成为一种“习性”，即使不重点关注也能继续保持下去。富兰克林把自己比作园丁：把大片花园分成13个小块，每天除去一小块的杂草，13天完成一轮；一轮一轮地重复，杂草每轮都会减少一些，最后完全消失。“我希望看到表格上面的黑点不断减少，因为这表明我在培养美德方面取得了进步，对我是一种鼓励。直到最后一轮课程，如果13周的每日检查表留下的只是一本空白小册子，那么我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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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没有那么顺利，黑点不断出现在表格上。实际上，随着他重复这个“课程”，反复擦去表格上的黑点，没过多久小册子就被擦得到处是洞。于是，他找了一本比较坚硬的小册子（中轴是用象牙做的，展开后就像风扇）。在这本小册子上，用墨水画出的红线，经久不消，用铅笔标记的黑点，只需一块湿海绵就能轻易擦掉。半个世纪后，他作为外交官在巴黎与女士们应酬时，仍然带着那本小册子并不时拿出来炫耀，惹来一个法国朋友惊叹着摩挲“这本珍贵的小册子”。与后来的励志大师不一样——其中有一些借用他的名字搞了一个“富兰克林–柯维31日计划法”（Franklin Covey 31-Day Planner）——富兰克林从未想过在国际上推广他的修身养性之道。或许因为他忙着在巴黎为乔治·华盛顿的军队争取赞助，没有时间；或许因为他喜欢女人的陪伴，很难倡导“贞节”之类的美德。除了那些之外，富兰克林还很难让桌子上的文件保持“井然有序”，这意味着秩序一栏的黑点非常多。他在《穷查理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1]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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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的好决定容易做出，但难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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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富兰克林多么努力，他从未做到让那本小册子没有一个黑点，因为有些目标在某些时候必然会相互冲突。年轻时做印刷工学徒时，为了修炼“秩序”，他制定了严格的每日工作表，结果不时被客户的一些意外要求打断，而“勤勉”则要求他忽略工作表、满足客户要求。如果他修炼“节俭（不浪费任何东西）”，总是亲手补衣做饭，那就没有多少时间在工作上、在副业上“勤勉”——这个副业是指，在雷雨天放风筝、编辑《独立宣言》等。如果他答应陪朋友一个晚上，但是陪朋友会耽误工作，那么他必须选择是违反“勤勉”还是违反“决心：决定做的事一定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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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现代人相比，富兰克林的各个目标还是相当一致的。他把焦点集中在那套古老的清教美德上：努力工作，不重享乐（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他没有下决心在海滩漫步、在非营利团体做义工、在社区提倡废物回收、花更多时间好好陪伴孩子。他没有列出一长串想去旅游的地方，也没有梦想着退休之后去佛罗里达隐居。他没有下决心在《巴黎条约》谈判期间学会打高尔夫。今天的诱惑更多，其中一个诱惑就是——一下子拥有所有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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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让人列出自己的目标时，大部分人能轻易想出至少15个目标。有些目标互相支持，比如戒烟和少花钱。但是工作方面的目标和生活方面的目标无疑会相互冲突。即使同是家庭方面的目标，“与配偶搞好关系”也可能与“照顾孩子”相互冲突——这一点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婚姻满意度会在夫妻生下第一个孩子后下降、在最后一个孩子长大搬出之后回升。有些目标是自己与自己冲突，比如富兰克林的美德“中庸：避免任何极端倾向，尽量克制报复心理”。很多人在受到委屈时以“控制住脾气”为目标。如果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们当时克制住自己不说任何话、不做任何事，事后却觉得难受，因为他们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没有为自己挺身而出，或者因为他们最初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修炼“中庸”，就会违反富兰克林的另外一个美德——“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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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冲突的目标带来的不是行动而是苦恼，正如心理学家罗伯特·埃蒙斯（Robert Emmons）和劳拉·金（Laura King）在一系列研究中证明的那样。他们让人列出15个主要目标，标出哪个与哪个相互冲突。在一项研究中，被试者每天记录下自己的情绪状况和身体症状，一共记录了3个星期，还准许研究者查看他们前一年的健康记录。在另外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白天不定时传呼带有BP机的被试者，让被试者报告自己当时在做什么、有何感受。被试者还在一年后回到实验室，进一步提供信息，报告自己上一年做过什么、健康状况有何变化。通过询问人们的目标并监控那些目标，研究者发现相互冲突的目标会造成三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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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愁得多。相互竞争的要求越多，就会花越多时间去考虑。你会陷入强迫性穷思竭虑（obsessive rumination）：一些想法反复出现，不由自主，造成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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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做得少。对目标考虑得越多的人，越有可能采取行动去实现目标，但是实际上他们用思考取代了行动。研究者发现，目标清晰且互不冲突的人，往往会采取行动，取得进展，但是其他人则忙着发愁，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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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变差。在研究中，目标相互冲突的人，报告的积极情绪较少、消极情绪较多，尤其是抑郁和焦虑的情绪。他们抱怨的身心症状也较多。连平常的身体疾病，也是目标相互冲突的人得的较多（用看医生的次数和自我报告的得病次数来衡量）。相互冲突的目标越多，越有可能止步不前，越有可能变得不高兴、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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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brooding”付出了太多代价。“Brooding”这个原是用来指代“孵卵”的古老词语，在18世纪竟然开始与心理疾病联系起来，这很可能是因为很多人都发现了后来心理学家所研究的同样的问题。母鸡可以安心地孵蛋，但是人们却因目标相互冲突、难于采取行动而发愁。而且，在他们决定哪种目标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之前，他们难以解决那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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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力：关于自控、专注和效率的心理学 哪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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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正在一家餐厅喝咖啡。他在想，当……的时间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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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在做一个讲故事的练习，要把乔的故事补充完整，想怎么补充就怎么补充，请迅速想象乔的脑子可能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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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尝试一个类似的练习。请以下面几句话作为开头，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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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后，比尔开始考虑他的未来。大体上他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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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把比尔的故事补充完整，不用深思熟虑，粗略想想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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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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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看你在故事中描述过的行动。在每个故事中，那些行动要多久之后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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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是一个给想做小说家的人做的文字练习。这是精神病学家在佛蒙特州伯灵顿的一家治疗中心以海洛因成瘾者为被试者做实验时使用的一个练习。研究者还把这个练习给对照组做了。对照组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与成瘾者类似（没有大学学位、年收入少于2万美元等）。乔坐在咖啡馆想“当……的时间来临”，这个时间跨度在对照组故事里一般是一星期，而在成瘾者故事里一般只有一小时。为比尔描画“未来”时，对照组倾向于提到长远目标，比如升职或结婚，而成瘾者倾向于提到即将发生的事情，比如医生查房、亲人探望。对照组能看到未来4年半甚至更远，而成瘾者只能看未来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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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短视，一次又一次地在各种各样的成瘾者身上得到了证实。毒品成瘾者在实验室玩牌，更喜欢冒险的策略，也就是那些能迅速赢一大笔的策略，即使长远来看每次赢一小笔赢上好几次赚的钱会更多。如果面临一个选择，“A.今天获得375美元，B.一年后获得1000美元”，那么成瘾者更有可能选择A，酗酒者、吸烟者也是如此。在伯灵顿研究过那些成瘾者后继续在阿肯色大学做研究的精神病学家沃伦·毕克尔（Warren Bickel）说，研究一次又一次发现，大量使用烟草、酒精或者毒品的人偏爱短期回报（唯一一个例外又是大麻，尽管大麻的致瘾性远远不及其他物质，但是人们好像不用特别短视就会吸大麻成瘾）。短视让你更可能上瘾，上瘾之后就偏爱短期回报，进而变得更加短视。如果你设法做到了完全或部分戒瘾，那么你的眼光可能会变长远一些，正如毕克尔及其同事在以吸烟者和吸大烟者为研究对象做实验时发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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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生活中一样，在实验室中，酗酒者、吸毒者和吸烟者是典型的短视受害者。不为长远考虑会对健康有害，不管是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在另外一个涉及乔和比尔故事练习的实验中，研究者发现，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看得更远。这个差异有一定的必然性：如果你还在为每月的房租奔波，那么你就用不着奢侈地比较各种退休金计划的优劣。然而，没有能力支付房租，可能也是短视造成的一个后果。有个伊索寓言说，与活在当下的蚱蜢相比，富有远见的蚂蚁过冬准备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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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伊索的话也不能作为目标设置的定论。几十年来，心理学家一直在争论，到底是近端目标（短期目标）好还是远端目标（长期目标）好。有个经典实验是这个领域的传奇人物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做的。插一句，有人调查后得出结论说，他被引用的次数排在第4，仅次于弗洛伊德、斯金纳和皮亚杰。他和戴尔·申克（Dale Schunk）研究了一群7~10岁的孩子。这群孩子参加了一个以自我指导式学习为特色的课程，其间做了很多算术练习。他们让一些孩子设置近端目标：每节结束后都至少做6页题目。他们让另外一些孩子只设置一个远端目标：7节都结束后完成42页题目。这样，两组的总节奏是一样的。第三组没有设置目标，第四组连题目都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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