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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的手下并非总能理解他的苦心（当中有些人认为坦尼森的诗太过时了），但是他的方法体现了一个有效的自制策略：专注于高尚的想法。最近，纽约大学的藤田健太郎（Kentaro Fujita）及其硕士论文导师雅各布·特罗普（Yaacov Trope）领导的研究团队检验了这个策略的效果。他们使用多种办法测试被试者的思维水平。高级水平的思维重视抽象概念和长期目标，低级水平正好相反，侧重关注具体行为和短期目标。例如，让被试者反思自己为什么做某件事，或者反思自己如何做某件事。“为什么”这个问题让思维处于高级水平、聚焦于未来。“如何”这个问题让思维处于低级水平、聚焦于现在。另外一个测试办法是，给被试者一个概念，例如“歌手”，诱导被试者思考其外延含义。为了诱导出高级水平的思维，研究者问被试者：“歌手是什么的一个例子？”对比之下，为了诱导出低级水平的思维，研究者问被试者：“歌手的一个例子是什么？”这样，答案就会推动被试者更抽象或更具体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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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思维水平的这些操纵与自我控制没有内在关系。然而，在高级水平思考的人，自制力增强了，在低级水平思考的人，自制力减弱了。不同的实验使用了不同的测评方式，但是结果是一致的。进行高级水平的思考后，被试者更有可能放弃即时小奖励而选择未来的大奖励，在手握测验中坚持得更久。结果表明，狭隘的、具体的、眼下的焦点不利于自我控制，而广阔的、抽象的、长远的焦点有利于自我控制。就是因为这个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信教的人在自制力测验上得分相对较高，像斯坦利一样不信教的人可以从其他高尚想法和崇高理想中获益。斯坦利总是把对个人荣耀的渴望和与人为善的愿望结合在一起，正如他想象中的母亲临终前告诉他的一样。当他亲眼看到阿拉伯人和东非人不断扩大的奴隶贸易造成的破坏，他像利文斯通一样找到了自己的事业。自那以后，他认为自己的终身使命就是终结奴隶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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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支撑斯坦利顶着来自家人、未婚妻和英国当局的反对走出丛林的，是他阐明了的信念——自己在执行一项“神圣的任务”。按照现代标准来看，他的虔诚显得造作，不过他是真诚的。“派我到世上，不是为了享福，”他写道，“而是为了执行特殊任务。”沿着刚果河顺流而下期间，他一本正经地给自己写劝勉词，像“我恨邪恶，我爱善良”。途中，两个最亲密的同伴淹死了（令他沮丧不已），他自己快饿死了（而且好像没有希望找到食物），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他用能想到的最高尚的想法安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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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可怜的身体受了很多苦……它垮了、痛了、累了、病了，被身上的担子压得几近趴下；不过，这不过是我的一小部分自我。我的真正自我还完好无损，当恶劣的环境每日折磨着我的身体，它却在傲视这样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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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在绝望的时候屈服于宗教、想象自己有了灵魂吗？也许。但是，考虑到他终生的挣扎，考虑到他为了在蛮荒之地保存力量所用的策略，我们觉得他的脑中有更世俗的东西。正如破石者看到的那样，他的“真正自我”就是他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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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力：关于自控、专注和效率的心理学 第8章 超能量帮克莱普顿和卡尔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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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啊，听我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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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咒骂了你上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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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怒火在灵魂中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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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啊，控制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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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克莱普顿，歌曲《圣母》（Holy 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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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你一年前跟我说……我最终会在忏悔室里低声诉说我的罪孽或者跪着诵经，我一定会笑自己傻。更有可能的消遣？钢管舞、国际间谍、贩毒、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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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卡尔（Mary Karr），回忆录《点亮》（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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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里克·克莱普顿经常闹自杀，其中有很多次让他没自杀成的，不是对财富、名气和音乐的留恋，而是一个念头：如果自杀了，他就再也不能喝酒了。酒是他永远的最爱，他还爱可卡因、海洛因等任何可以弄到手的毒品。他近40岁时首次在黑泽尔登（Hazelden）诊所戒瘾，其间发作过一次癫痫，因为他没有提醒医护人员他一直在服用安定——他认为这是“女人用的药物”，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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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戒瘾之后，克莱普顿保持了几年不碰酒。然后，一个夏夜，在英格兰他家的附近，他开车经过一个拥挤的酒吧时有了一个想法。“我的选择性记忆告诉我，夏夜站在酒吧吧台前，喝上一大杯啤酒加柠檬，就是置身于天堂啊。我选择不记得我拿着一瓶伏特加、一克可卡因和一支短枪考虑自杀的那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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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了啤酒，很快就找回狂饮和自杀的感觉。在一个情绪特别低落的夜里，他开始创作《圣母》——一首向神求助的歌曲。他毁了他的事业、他的婚姻，可他就是不能不喝酒，即使在一次醉酒驾车事故中严重受伤。儿子的出生激发他再次去了黑泽尔登。但是，在这次戒瘾疗程即将结束之际，他仍然觉得没有能力抵制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