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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克莱普顿，歌曲《圣母》（Holy 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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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你一年前跟我说……我最终会在忏悔室里低声诉说我的罪孽或者跪着诵经，我一定会笑自己傻。更有可能的消遣？钢管舞、国际间谍、贩毒、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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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卡尔（Mary Karr），回忆录《点亮》（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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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力：关于自控、专注和效率的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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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里克·克莱普顿经常闹自杀，其中有很多次让他没自杀成的，不是对财富、名气和音乐的留恋，而是一个念头：如果自杀了，他就再也不能喝酒了。酒是他永远的最爱，他还爱可卡因、海洛因等任何可以弄到手的毒品。他近40岁时首次在黑泽尔登（Hazelden）诊所戒瘾，其间发作过一次癫痫，因为他没有提醒医护人员他一直在服用安定——他认为这是“女人用的药物”，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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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戒瘾之后，克莱普顿保持了几年不碰酒。然后，一个夏夜，在英格兰他家的附近，他开车经过一个拥挤的酒吧时有了一个想法。“我的选择性记忆告诉我，夏夜站在酒吧吧台前，喝上一大杯啤酒加柠檬，就是置身于天堂啊。我选择不记得我拿着一瓶伏特加、一克可卡因和一支短枪考虑自杀的那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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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了啤酒，很快就找回狂饮和自杀的感觉。在一个情绪特别低落的夜里，他开始创作《圣母》——一首向神求助的歌曲。他毁了他的事业、他的婚姻，可他就是不能不喝酒，即使在一次醉酒驾车事故中严重受伤。儿子的出生激发他再次去了黑泽尔登。但是，在这次戒瘾疗程即将结束之际，他仍然觉得没有能力抵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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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想着喝酒，”他在自传《克莱普顿》（Clapton）中写道，“我彻底地恐惧，完全地绝望。”一个晚上，他独自一人待在戒瘾所的房间，恐慌发作，于是跪到地上、祈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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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我认为自己在和谁说话，我只知道我山穷水尽了，”他回忆道，“我无计可施了。然后，我记起了我听说过的投降故事，我以为我绝不会投降，我的骄傲不允许我投降，但是我知道我不能仅靠自己就做到，所以我跪下来祈求帮助，我投降了。”他说，从那一刻开始，他从未认真考虑再喝一次酒，即使在必须确认儿子尸体的那恐怖的一天——他的儿子康纳在纽约从53层楼高的地方掉下来摔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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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晚上在黑泽尔登，克莱普顿的自制力突然大大增强。但是，他是如何获得自制力的？这一点很难解释，比他是如何丧失自制力的更难解释。他的酗酒问题可以用准确的生理学术语加以描述。与大众的刻板印象相反，酒精并不加强你做蠢事坏事的冲动；相反，它只是撤去对冲动的克制。它降低自制力，靠的是两条途径：降低血糖水平，降低自我意识。因此，它主要影响那种引发内心冲突的行为，也就是你的这部分自我想做、那部分自我不想做的行为，比如与错误的人发生性关系、大手大脚花钱、打架，或者一杯又一杯地喝酒。漫画家通常这样描绘内心冲突：好天使站在这边肩膀上，坏天使站在那边肩膀上，互相吵个不停。但是，你喝了几杯酒后，它们就不吵了，好天使歇班了。你需要尽早干预，在狂饮开始前就阻止狂饮。这件事在黑泽尔登那样的地方是没问题的，有工作人员替你做。但是，是什么让你突然有了力量独立做这件事？为什么克莱普顿决定“投降”后就有了更强的自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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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者很有可能说，不过是态度变了，”他说，“在某种程度上，那是真的，但是真相远远不止于此。”自那以后，他每天早晚都祈求帮助，而且是跪着，因为他觉得他需要放低自己。为什么跪下祷告？“因为有用，就那么简单。”克莱普顿说。他的这个发现，新享乐主义者已经提了几千年。效果有时立竿见影，就像克莱普顿或者圣奥古斯丁一样，他们说听到上帝直接命令他们戒酒，“所有犹疑立马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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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像玛丽·卡尔那样超级愤世嫉俗的无神论者可没那么容易接受上帝的命令。卡尔是《说谎者俱乐部》（The Liars’Club）的作者，这本畅销书是她的回忆录，讲述了她在东得克萨斯一个炼油小镇的成长经历。根据回忆录的说法，她结过7次婚的母亲是个酒鬼，有次喝醉了之后，烧了她的玩具，想把她刺死。卡尔长大后，成了一位成功的诗人，也有了酗酒问题。在一次狂饮导致她把汽车开到了高速公路对面后，她下决心戒酒，老实听从AA（Alcoholics Anonymous，戒酒互助协会）的建议去寻找超能量。她在地板上铺了块垫子，生平第一次做祷告——至少是卡尔版的祷告。她能想出的最佳祷告语是：“超能量，你他妈的去哪儿了？”她仍然不相信神，但是她确实为了戒酒决定每天晚上做祷告。正如她在回忆录《点亮》中写的那样，一周后，她丰富了每晚的祷告，列出她心怀感激的其他东西，然后提及她想要的一些东西，比如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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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祷告要整整5分钟才做完，”她回忆说，“这么说好像不可思议，但是我还要说，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大约一周都完全不想喝酒。”她继续怀疑超能量，而且，听到其所在AA的另外一个成员催促她“投降”时她抗议说：“如果我不相信上帝呢？这就好比让我坐在一个塑料模特面前，对自己说‘爱上他’。你无法用意志力控制你的感受。”宗教是那么非理性，然而有一次，她去参加纽约文学界在摩根图书馆举办的鸡尾酒会，当发现自己极其渴望喝上一杯时，她就逃到女厕所，走进一个小隔间，非理性地跪下来祈祷：“请让我远离酒精。我知道我一直没有真的求过您，但是我真的需要远离酒精。求您，求您，求您。”就像克莱普顿一样，祷告对她有用：“一直在我脑袋里唠叨不停的那个声音突然消失了，就像有个魔法师念了一通咒语把它变没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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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者可能很难理解那个魔法，我们也对其存有疑惑。[1]（我俩都是不称职的基督徒，很少花时间对任何超能量做祈祷，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教堂。）但是，分析数据之后我们就不难相信，12步康复法和宗教礼拜中有某种力量在起作用。尽管很多科学家怀疑灵修，而且心理学家出于某些原因一直特别怀疑宗教，但是自我控制研究者不得不为它们的实际效果而折服。社会科学家即使无法接受超自然信念，也意识到宗教对人类有着深刻的影响力，特别是，数千年来宗教对促进自我控制都非常有效。AA要是没有做什么好事，就不会吸引到几百万像埃里克·克莱普顿和玛丽·卡尔那样的人。相信超能量，你的自制力就真的会更强吗？还是因为别的某个东西——某个连非信徒也能相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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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力：关于自控、专注和效率的心理学 [:1701407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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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力：关于自控、专注和效率的心理学 AA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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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组织的宗教以外，AA很有可能是史上最大的自我控制促进项目。AA吸引的问题饮酒者，超过了所有专业临床项目加起来吸引的人，而且很多专业治疗师定期把来访者送到AA。然而，社会科学家仍然不确定AA到底做了什么。没有系统的记录，就很难研究分散型组织：AA各分会自主运营，而且协会成员（理所当然）保持匿名。各地方分会都遵守同样的12步康复法，但是12步康复法并没有经过系统的设计——最初之所以选为12个步骤，是为了匹配耶稣门徒的数目。研究者想至少每次检验一步，看看到底是哪一步有效果（如果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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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成员喜欢把酗酒比作糖尿病、高血压、抑郁症或者老年痴呆症之类的疾病，但是这样类比是有问题的。诚然，酗酒有生理原因——有些人天生就容易染上酒瘾，但是去AA完全不同于去医院。糖尿病患者和高血压患者治病，不是围成一圈坐着鼓励彼此。正如各种怀疑者观察到的那样，临床医生并不认为，一群抑郁者聚在一起有助于缓解各自的抑郁。人们生病，大多不是因为自愿搞坏身体，也没人能突然下决心绝对不得心脏病或老年痴呆症。酗酒更复杂，正因为复杂，AA研究所得的结果才相互矛盾，让研究者困惑不已。有些人说，因为缺乏一致的证据，AA的效果是存在疑问的；另外一些人说，研究者就是想不出办法把所有相互混淆的变量的效果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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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的守卫者指出，经常参加AA集会的酗酒者往往比不经常参加AA集会的酗酒者喝酒少，但是批评者指出，两者谁是因谁是果并不清楚。经常参加集会让人更有可能戒酒，还是戒酒让人更有可能经常参加集会？也许那些酒瘾复发的人不好意思继续在AA现身，或者，也许仅仅是他们刚开始时就动机更弱、心理问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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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着这些不确定因素，但是研究者仍然找到了一些表明AA有用的证据。研究者若是想知道两件相互关联的事情是哪件引起了哪件，有时就试着跟踪两件事情一段时间，看看哪件事情先出现——假定因果链是在时间轴上展开的，因在前果在后。跟踪调查了2000多个有酗酒问题的男子两年后，斯坦福大学的约翰·麦凯勒（John McKellar）领导的研究团队得出结论说：参加AA集会导致日后酗酒问题减少（不是相反的情况——他们没有发现表明有酗酒问题导致日后更有可能参加AA集会的证据）。此外，男子最初的动机水平和心理问题的严重性被考虑进去后，AA的效果依然存在。其他研究者用类似方法得出结论说，参加AA至少比什么都不做更有效。AA成员的戒酒失败率是高的——对他们来说，周期性复发是正常的，但是他们往往会重新戒酒。实际上，参加AA至少与接受专业酗酒治疗一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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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大规模研究项目MATCH检验了一个理论：所有疗法都有用，但并非对每个人都同样有用。有些人参加AA更好，有些人接受专业治疗更好。研究者让一些酗酒者参加AA，让另外一些酗酒者接受专家实施的认知行为治疗或者动机增强治疗。研究者给一些酗酒者随便指定了一个疗法，给另外一些酗酒者匹配了一个应该对其有最佳效果的疗法。花了几年时间和几百万美元后，研究者最后发现：所有疗法大致同样有效；匹配最佳疗法的做法并没起到额外的效果。（实际上，研究者甚至不清楚是否任何一种疗法都好于什么也不做，因为MATCH项目没有设置什么治疗也没做的对照组，没办法知道是否人们只靠自己也一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