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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里克·克莱普顿经常闹自杀，其中有很多次让他没自杀成的，不是对财富、名气和音乐的留恋，而是一个念头：如果自杀了，他就再也不能喝酒了。酒是他永远的最爱，他还爱可卡因、海洛因等任何可以弄到手的毒品。他近40岁时首次在黑泽尔登（Hazelden）诊所戒瘾，其间发作过一次癫痫，因为他没有提醒医护人员他一直在服用安定——他认为这是“女人用的药物”，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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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戒瘾之后，克莱普顿保持了几年不碰酒。然后，一个夏夜，在英格兰他家的附近，他开车经过一个拥挤的酒吧时有了一个想法。“我的选择性记忆告诉我，夏夜站在酒吧吧台前，喝上一大杯啤酒加柠檬，就是置身于天堂啊。我选择不记得我拿着一瓶伏特加、一克可卡因和一支短枪考虑自杀的那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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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了啤酒，很快就找回狂饮和自杀的感觉。在一个情绪特别低落的夜里，他开始创作《圣母》——一首向神求助的歌曲。他毁了他的事业、他的婚姻，可他就是不能不喝酒，即使在一次醉酒驾车事故中严重受伤。儿子的出生激发他再次去了黑泽尔登。但是，在这次戒瘾疗程即将结束之际，他仍然觉得没有能力抵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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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想着喝酒，”他在自传《克莱普顿》（Clapton）中写道，“我彻底地恐惧，完全地绝望。”一个晚上，他独自一人待在戒瘾所的房间，恐慌发作，于是跪到地上、祈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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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我认为自己在和谁说话，我只知道我山穷水尽了，”他回忆道，“我无计可施了。然后，我记起了我听说过的投降故事，我以为我绝不会投降，我的骄傲不允许我投降，但是我知道我不能仅靠自己就做到，所以我跪下来祈求帮助，我投降了。”他说，从那一刻开始，他从未认真考虑再喝一次酒，即使在必须确认儿子尸体的那恐怖的一天——他的儿子康纳在纽约从53层楼高的地方掉下来摔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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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晚上在黑泽尔登，克莱普顿的自制力突然大大增强。但是，他是如何获得自制力的？这一点很难解释，比他是如何丧失自制力的更难解释。他的酗酒问题可以用准确的生理学术语加以描述。与大众的刻板印象相反，酒精并不加强你做蠢事坏事的冲动；相反，它只是撤去对冲动的克制。它降低自制力，靠的是两条途径：降低血糖水平，降低自我意识。因此，它主要影响那种引发内心冲突的行为，也就是你的这部分自我想做、那部分自我不想做的行为，比如与错误的人发生性关系、大手大脚花钱、打架，或者一杯又一杯地喝酒。漫画家通常这样描绘内心冲突：好天使站在这边肩膀上，坏天使站在那边肩膀上，互相吵个不停。但是，你喝了几杯酒后，它们就不吵了，好天使歇班了。你需要尽早干预，在狂饮开始前就阻止狂饮。这件事在黑泽尔登那样的地方是没问题的，有工作人员替你做。但是，是什么让你突然有了力量独立做这件事？为什么克莱普顿决定“投降”后就有了更强的自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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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者很有可能说，不过是态度变了，”他说，“在某种程度上，那是真的，但是真相远远不止于此。”自那以后，他每天早晚都祈求帮助，而且是跪着，因为他觉得他需要放低自己。为什么跪下祷告？“因为有用，就那么简单。”克莱普顿说。他的这个发现，新享乐主义者已经提了几千年。效果有时立竿见影，就像克莱普顿或者圣奥古斯丁一样，他们说听到上帝直接命令他们戒酒，“所有犹疑立马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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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像玛丽·卡尔那样超级愤世嫉俗的无神论者可没那么容易接受上帝的命令。卡尔是《说谎者俱乐部》（The Liars’Club）的作者，这本畅销书是她的回忆录，讲述了她在东得克萨斯一个炼油小镇的成长经历。根据回忆录的说法，她结过7次婚的母亲是个酒鬼，有次喝醉了之后，烧了她的玩具，想把她刺死。卡尔长大后，成了一位成功的诗人，也有了酗酒问题。在一次狂饮导致她把汽车开到了高速公路对面后，她下决心戒酒，老实听从AA（Alcoholics Anonymous，戒酒互助协会）的建议去寻找超能量。她在地板上铺了块垫子，生平第一次做祷告——至少是卡尔版的祷告。她能想出的最佳祷告语是：“超能量，你他妈的去哪儿了？”她仍然不相信神，但是她确实为了戒酒决定每天晚上做祷告。正如她在回忆录《点亮》中写的那样，一周后，她丰富了每晚的祷告，列出她心怀感激的其他东西，然后提及她想要的一些东西，比如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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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祷告要整整5分钟才做完，”她回忆说，“这么说好像不可思议，但是我还要说，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大约一周都完全不想喝酒。”她继续怀疑超能量，而且，听到其所在AA的另外一个成员催促她“投降”时她抗议说：“如果我不相信上帝呢？这就好比让我坐在一个塑料模特面前，对自己说‘爱上他’。你无法用意志力控制你的感受。”宗教是那么非理性，然而有一次，她去参加纽约文学界在摩根图书馆举办的鸡尾酒会，当发现自己极其渴望喝上一杯时，她就逃到女厕所，走进一个小隔间，非理性地跪下来祈祷：“请让我远离酒精。我知道我一直没有真的求过您，但是我真的需要远离酒精。求您，求您，求您。”就像克莱普顿一样，祷告对她有用：“一直在我脑袋里唠叨不停的那个声音突然消失了，就像有个魔法师念了一通咒语把它变没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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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者可能很难理解那个魔法，我们也对其存有疑惑。[1]（我俩都是不称职的基督徒，很少花时间对任何超能量做祈祷，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教堂。）但是，分析数据之后我们就不难相信，12步康复法和宗教礼拜中有某种力量在起作用。尽管很多科学家怀疑灵修，而且心理学家出于某些原因一直特别怀疑宗教，但是自我控制研究者不得不为它们的实际效果而折服。社会科学家即使无法接受超自然信念，也意识到宗教对人类有着深刻的影响力，特别是，数千年来宗教对促进自我控制都非常有效。AA要是没有做什么好事，就不会吸引到几百万像埃里克·克莱普顿和玛丽·卡尔那样的人。相信超能量，你的自制力就真的会更强吗？还是因为别的某个东西——某个连非信徒也能相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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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力：关于自控、专注和效率的心理学 AA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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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组织的宗教以外，AA很有可能是史上最大的自我控制促进项目。AA吸引的问题饮酒者，超过了所有专业临床项目加起来吸引的人，而且很多专业治疗师定期把来访者送到AA。然而，社会科学家仍然不确定AA到底做了什么。没有系统的记录，就很难研究分散型组织：AA各分会自主运营，而且协会成员（理所当然）保持匿名。各地方分会都遵守同样的12步康复法，但是12步康复法并没有经过系统的设计——最初之所以选为12个步骤，是为了匹配耶稣门徒的数目。研究者想至少每次检验一步，看看到底是哪一步有效果（如果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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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成员喜欢把酗酒比作糖尿病、高血压、抑郁症或者老年痴呆症之类的疾病，但是这样类比是有问题的。诚然，酗酒有生理原因——有些人天生就容易染上酒瘾，但是去AA完全不同于去医院。糖尿病患者和高血压患者治病，不是围成一圈坐着鼓励彼此。正如各种怀疑者观察到的那样，临床医生并不认为，一群抑郁者聚在一起有助于缓解各自的抑郁。人们生病，大多不是因为自愿搞坏身体，也没人能突然下决心绝对不得心脏病或老年痴呆症。酗酒更复杂，正因为复杂，AA研究所得的结果才相互矛盾，让研究者困惑不已。有些人说，因为缺乏一致的证据，AA的效果是存在疑问的；另外一些人说，研究者就是想不出办法把所有相互混淆的变量的效果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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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的守卫者指出，经常参加AA集会的酗酒者往往比不经常参加AA集会的酗酒者喝酒少，但是批评者指出，两者谁是因谁是果并不清楚。经常参加集会让人更有可能戒酒，还是戒酒让人更有可能经常参加集会？也许那些酒瘾复发的人不好意思继续在AA现身，或者，也许仅仅是他们刚开始时就动机更弱、心理问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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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着这些不确定因素，但是研究者仍然找到了一些表明AA有用的证据。研究者若是想知道两件相互关联的事情是哪件引起了哪件，有时就试着跟踪两件事情一段时间，看看哪件事情先出现——假定因果链是在时间轴上展开的，因在前果在后。跟踪调查了2000多个有酗酒问题的男子两年后，斯坦福大学的约翰·麦凯勒（John McKellar）领导的研究团队得出结论说：参加AA集会导致日后酗酒问题减少（不是相反的情况——他们没有发现表明有酗酒问题导致日后更有可能参加AA集会的证据）。此外，男子最初的动机水平和心理问题的严重性被考虑进去后，AA的效果依然存在。其他研究者用类似方法得出结论说，参加AA至少比什么都不做更有效。AA成员的戒酒失败率是高的——对他们来说，周期性复发是正常的，但是他们往往会重新戒酒。实际上，参加AA至少与接受专业酗酒治疗一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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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大规模研究项目MATCH检验了一个理论：所有疗法都有用，但并非对每个人都同样有用。有些人参加AA更好，有些人接受专业治疗更好。研究者让一些酗酒者参加AA，让另外一些酗酒者接受专家实施的认知行为治疗或者动机增强治疗。研究者给一些酗酒者随便指定了一个疗法，给另外一些酗酒者匹配了一个应该对其有最佳效果的疗法。花了几年时间和几百万美元后，研究者最后发现：所有疗法大致同样有效；匹配最佳疗法的做法并没起到额外的效果。（实际上，研究者甚至不清楚是否任何一种疗法都好于什么也不做，因为MATCH项目没有设置什么治疗也没做的对照组，没办法知道是否人们只靠自己也一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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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总而言之，与昂贵很多的专业治疗相比，AA至少一样好，如果不是更好的话。即使研究者没有弄清AA到底做了什么，我们也可以指出AA在哪些方面起作用——这些方面都是我们熟悉的。我们知道自我控制的第一步是设置标准或目标，而且，我们可以看到AA帮助人们设置清晰的、可实现的目标：今天不喝酒。AA的口号是“一次（戒）一天”。自我控制依赖监控，在监控这方面AA也起作用。成员一连几天不碰酒，就会获得AA发放的奖章；他们每次站起来发言，往往先说自己多少天没碰酒了。成员还选择保证人，定期甚至每天与保证人联系——这也非常有助于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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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一些解释参加AA集会与少喝酒相关的理论，其中不太振奋人心的一个理论是“仓储”说。“仓储”最初是一些怀疑高中教育功能的社会学家在解释高中的所作所为时使用的一个术语。他们把学校看成一种仓储，白天储藏孩子，让孩子远离麻烦，所以其好处与其说来自教室里发生什么，不如说来自教室外不发生什么。出于类似的逻辑，晚上参加AA集会，就没有时间喝酒。我们认为，仓储说不可能解释AA的所有甚至大部分好处，但是它无疑是AA起作用的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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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比较令人振奋的解释是，集会提供社会支持。像其他人一样，酒精上瘾者和毒品上瘾者都能为了被社会接纳而展现出惊人的自制力。实际上，他们最初之所以染上酒瘾或毒瘾，往往就是因为渴望同伴的认可。第一次抽烟或喝酒，大多数人并不愉快。第一次给自己注射海洛因，真的需要自制力。青少年不顾一切——自己的恐惧、父母的警告、身体的痛苦、坐牢或死亡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坚信，为了被社会接纳，他们不仅需要冒险，而且需要用一种看似满不在乎的超酷方式冒险。他们运用自制力克服抑制反应，运用更多自制力隐藏负面感受。年轻的埃里克·克莱普顿跟朋友去英格兰乡下参加爵士音乐节，在一个酒吧喝了很多酒，然后在桌子上跳舞——那是他最后的记忆，他第二天早上醒来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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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钱，把屎尿拉到自己身上了，全身都是呕吐物，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他回忆说，“但是，真正疯狂的是，我迫不及待地把一切事情又做了一次。我认为，整个饮酒文化有某种超脱世俗的东西，喝醉能让我加入一个陌生的、神秘的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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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同伴压力的消极面。积极面来自渴望同伴（像帮助克莱普顿和卡尔戒酒的AA成员）的容纳和支持。从根本上说，AA集会中的人也许比12步康复法或者超能量信仰重要得多。甚至，他们也许就是超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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