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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基本的实验思路是通过一种叫作“启动条件”（prime）的设置引发大脑暂时进入某种状态。“启动条件”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可以只是短短一个字，也可以是一篇长文，比如这里的例子。权力启动组包括让人们在五分钟里写下一个他们曾觉得自己拥有权力的场景，同时让这部分受试者给另一群人分糖果，而低权力启动组则被要求在五分钟里写出相反的场景，并且仅仅被允许说出自己想要的糖果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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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儿的权力启动却产生了让人震惊的结果。当受试者被要求连续打五下响指后马上在额头上写下一个大写E字后，一种无意识的偏见就被揭露出来了。比起被赋予权力的人，在“启动条件”中被设定为缺乏权力的人会把E字写得三倍大以保证其他人能看清楚。这种作用在男女身上强度相等。权力使得注意力从他人转移到自己身上这一基本事实已被附加的研究所证明。和被赋予中等权力“启动条件”的受试对象相比，高权力的受试对象识别常见人类表情——诸如恐惧、愤怒、悲伤和快乐的能力有所下降。而男女在高权力“启动条件”下也有一致的表现，只不过通常来说女性在情绪识别方面做得更好一点，而男性则会表现为过度自信。简而言之，权力在握的男性之所以难以正确理解他人的情绪，原因正是在于他们的性别和地位。在理性层面，决定发动战争的人通常是有权的男性，而他们内在的偏见会把他们引向错误的方向：不在乎他人，不尊重他们的观念。天啊，悲剧的结局随处可见（见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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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因为权力而导致蒙蔽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为什么不来看看温斯顿·丘吉尔的例子呢？他经历过人生的灿烂高峰和晦暗低谷，一时间他是二战期间的英国首相，且是史上权力最高的首相，下一秒钟，他就只是一文不值的前首相了。类似的情形倒转同二战有关。在他权力的巅峰期，人们用诸如独裁、傲慢、偏狭这类具有暴君特质的词汇来形容他，而在他失势时，他又被认为是个自省谦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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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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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中，我们最在乎的东西莫过于道德水准，它甚至比外表和能力都更为重要。道德水准高低是我们在评估他人时所采取的一个重要变量——它也因此容易受到欺骗和自欺影响。道德伪善是我们天性中深藏的一部分：在自己身上可能只是小小的品德缺陷，放别人身上就是不可饶恕的道德问题——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群内外成员的对比上。比如说，当犯下错误的是我自己时，我很容易就原谅了自己，并且通常不乏幽默感地为自己开脱——但是同样的罪行放在别人身上，我会恨不得拿他去下油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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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此类作用会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在一个人进入认知负载（在进行道德评价时被要求记住一串数字）的状态后，他对自己的偏袒就会消失。但是在去掉认知负载后，强烈的偏袒再次出现，然后我们又会变得自以为公平公正了。这显示我们身体中有一种深植的机制，它总是在试图做出公正的评判，但是在它后面，某种“更高级”的官能出于我们自身的喜好将它做出的判断屏蔽了。这种心理结构的好处何在？拥有一双公正的内在的眼睛能够更好地指导我们自己行动，因为只有在正确识别自己行为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在和他人发生冲突时正确分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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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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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和很多动物而言，预测和控制这两种能力都是必需的。实验显示，比起规律且意料之中的电击，出其不意的不规则电击会导致更严重的焦虑（多汗、高心率）。确定性的风险要比不确定的风险容易承受得多。可控制意味着更大的确定性。比起无法控制的低频率电击，如果你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自己遭受电击的频率，你会觉得没这么难受。其他动物诸如耗子和鸽子身上的类似表现已经广为人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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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叫作控制错觉的现象，我们以为我们能左右事情的结果，实际上并非如此。在股市中，我们完全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其结果，所以任何声称自己能预测股市的言论不过是他们的错觉罢了。一个实验曾在股票经纪人身上直接验证过这一点，科学家们在一台电脑屏幕上弄出了一条横向运动的线，它看起来有点像股市的走势曲线——上上下下地运动，还会出现锯齿——一开始这条线会出现向下的态势，然后又开始往上走。然后科学家们让一名受试者坐在电脑前握住鼠标，告诉他按下鼠标“可能”会影响这条线的运动趋势，即向上或者向下。实际上这个鼠标根本就没连着电脑。然后，受试者被问到他们觉得自己多大程度上控制了线条的走势。通过这样的设计，我们就可以度量他们的“控制错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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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受试者的身份是股票经纪人（105名男性和2名女性）时，我们得到的结果非常有意思。股票经纪人所在的公司提供了这些职员内部评测和薪资的数据，控制错觉值高的受试者在这两方面的数据都很糟糕。上司对这部分人的评价是产能低而且赚得少。当然这其中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但是如果表现不好的职员们对自身失败的反应是去操控他们根本无力控制的一些外部因素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更多地在失败之处而非成功上寻找自己的原因，这就和一个被普遍证实的发现截然相反，即人类总是会去合理化自身的失败。所以另一种解释要更合理一些——他们想象自己更能控制其他事情，而非那个导致自己业绩糟糕的核心事实：我是一个水平不行的股票经纪人。注意到这里不存在任何社会方面的影响，因为没有人能操控股市走向，也无法对它了若指掌。当上司们能够很容易地通过股市的实际结果来对你的工作进行评估时，你是完全没办法蒙骗他们的。还不清楚控制错觉是否能在其他地方带来社会效益或者个体效益，比如说能够激发人们去努力锻炼真正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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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当人们处于失控状态时会出现一种被称作假模式识别（illusory pattern recognition）的现象。假模式识别指的是当你诱导人们进入缺乏控制的状态时，他们会产生一种在随机数据中寻找固定模式的倾向。因为当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失控这种悲惨的状态时，就会在数据之间发掘并不存在的联系，仿佛这样做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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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社会偏见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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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对社会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又和眼前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我们都对婚姻有一套看法，比如说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可能都会同意婚姻中的某一方是长期受苦受难的利他主义者，而另一方则自私到无以复加，但是两个人就谁扮演哪个角色的问题肯定会争论上一番。我们也都对自己的工作有一套看法，我们是被压榨的工人，得不到应得的报酬，自身价值总被低估——所以就可以随意摸鱼然后总是偷拿公家的东西了？我们也对身处的社会有着一套理论，富人是在剥削其他人（这当然是真的）的情况下不正当地扩充占有资源的人，还是被苛捐重税的制度压得喘不过气的人？民主制度能定期地对权力进行重新调配，或者只是被富人利益操控着的傀儡？司法系统是不是经常歧视我们人民（包括非裔美国人、穷人，以及和组织相对而言的个体）？诸如此类。这些看法随着我们的成长而不断发展，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分辨忠奸，判别是非，同时也在不断地加深自身和他人对虚假现实的认同——这当然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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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偏见的无意识影响尤为体现在争吵一事上。人类之间的争吵往往无法达成一致，这是因为实际上在争吵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口角看起来总是突然间爆发的人，但是实际上两面截然不同的观点之墙在争吵发生之前就已经树立在唾沫河的两岸了，只等着愤怒的闪电将它们显露出来。这两面墙是由建造了社会偏见的同一位水泥工堆砌起来的，如果需要的话，社会偏见会向你提供大把的例证，帮你们把各自的观点墙越砌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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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看法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一连串复杂的现实，这些现实被我们选择性地记住一小部分，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建立起一套自圆其说、自私自利的社会偏见，所以自相矛盾的地方早被我们抛到了九霄云外，而且很难被发觉。美国共和党在众议院里叹息说，如果当年国父们知道美国未来的一位总统（指克林顿）会和白宫实习生上床，他们会怎么想啊。然后美国黑人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回答说，他们才不是在和实习生上床，而是在和奴隶上床呢。而这正是幽默重要的功能之一——揭露出隐藏着的谎言和自欺欺人（见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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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虚假主体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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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会不断地构建虚假的主体叙述。借由美化自身及贬低他人，我们又主动地构建出虚假的历史。我们觉得自己道德更高尚，相貌更俊美，对他人更有“效用”，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最近的研究显示人到了40多岁和70多岁，会自然而然地在回忆时把过往那些消极道德的过往再往后推个10年（比起那些积极道德行为）。同样地，对于与道德无关的行为，人类的回忆也会表现出类似的偏误，只不过没这么明显罢了。过去的我劣迹斑斑，但是现在的我行为端正。我在早年就意识到这一点，当谈到一些私人的事情（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时，我总会说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仿佛我过去的私事和我现在这个人毫无瓜葛，但是在谈到消极的内容时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些都是曾经的我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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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被要求提供过去有关被冒犯（受害者身份）和冒犯别人（加害者身份）的描述时，就会展现出显著的区别来。加害者通常将冒犯别人的经过描述成有意义而且合情合理，而受害者描述同一事件时则把对方的行为形容为主观刻意、不必要并且不可理喻。受害者通常能就这件事说上好久，特别会强调事件带来的持续伤害和委屈感，而加害者则认为这不过是偶发性独立事件，且不会带来任何长期影响。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存在不对等的地方：当受害者在被挑衅的时候会压抑愤怒，直到最后积累到爆发，而加害者只看到了最终的突发事件，并且很容易视受害者的愤怒反应为无理取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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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叫作虚假内在叙述（false internal narratives）的东西，说的是个体在向他人隐藏自己真实动机时，也会变得感觉不到这个真实动机。他们会有意识地罗织种种借口，这样在自身动机被质疑的时候，就能脱口而出一套振振有词的辩解了，并以这样的辩白来画上完整的句号——“但是我根本没这么打算呀，我想的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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