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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正是强加性自欺的特质——对自己的评价比对他人的评价低——并且它通常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比如说，一旦给黑人学生设定“黑人是劣等种族”的“启动条件”（priming），就会极大地影响到智力测验的成绩。这也是最早证实“启动效益”的实验之一，而现在这种实验已重复了上百个。在这个实验中，哈佛的黑人和白人本科生被召集到一个实验室，并进行一项难度系数较大的才能测试。有时学生们就是单单进行测试，而另外一些时候每个学生得首先简单陈述个人情况，其中之一就是各自的人种。如果不设定启动条件，那么黑人白人学生表现相当；而一旦设定了启动条件，白人学生的成绩会稍微提高一些（并非显著性地提高），而黑人学生的分数则直线下降，几乎会少一半。而通过给予相反的启动条件，你甚至可以做到提高一个人的成绩。当被给予“来自亚洲”的启动条件时，亚洲女性的数学测试分数变好，而被给予“女性”的启动条件时，成绩下降。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启动效应会持续多长时间：非裔美国人被提醒自己身份的频率是多久？一个月一次？一天一次？半小时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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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了我们一个告诫，对于一个长久以来被贬低和排斥、现在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少数族裔群体来说，他们很可能已经形成了内隐的消极自我形象，比起自己他们会更喜欢其他种族，而这些种族往往是他们的压迫者，并且在意识到自己的低下地位时，他们其他方面的表现也会受到影响。这意味着强制性或者诱导性自欺的力量会导致一部分（或者实际上是相当多数的）少数族裔个体接受支配族裔强加给他们的刻板印象。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甘心受命，有相当一部分的少数族裔可能会去反抗，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隐形镇压的存在。不论如何，当大部分人的意识发生改变时，历史上就会出现革命。而这时他们的IAT测验结果是否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我们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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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屈打成招、拷问，以及拍马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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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诱导性自欺的类型也值得强调。和我们以为的不同，说服重大犯罪的嫌疑犯做虚假供述其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尽管这样的结局很可能是——其实经常是——受害者长期的心理钳闭。逼供只需要两个元素，一是受害者意志不够坚定，二是一套老式的逼供方式：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将嫌犯完全同他人隔绝开来，剥夺其睡眠，采取刑讯逼供（不准否认、不准驳斥），然后虚假的证据被逼出来了，杜撰的故事被问出来了——“我们在杀人凶器上发现了你的血迹；可能是你在半梦半醒之间杀了你父母，但是其实你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暗示你只要承认了，逼供就结束了，但事实上，屈打成招才是嫌犯不幸的开端。每个人在逼供之下意志坚定的程度不一，诱导性自欺程度也各不相同，有些人会持续不断地编造记忆来圆那些话——而这对自己根本就没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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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强加性自欺的类型防御性自欺。来看看一个人被拷问时的情况：因为疼痛难忍，这时受害者身上会出现一种叫作“分裂”（disassociation）的现象——疼痛被从心智当中分离了出来，而这可能是为了减轻疼痛。心理和神经系统似乎能把剧烈疼痛客体化，然后把它从身体中分离出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折磨方施加给被折磨的人的自欺，但是也可以把它视作在这种不利条件下暂时保命用的防御性反应。但是我们从许许多多的受害者的回忆中得知那不过是一时之计，拷打这件事和在当时的绝望无助会造成长期的心理和身体负担。当然，比起折磨带来的疼痛，还存在许多种比较温和的“分裂”——比如妈妈为了分散孩子的注意力给他咯吱痒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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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相对来说温和的强加性自欺是拍马屁。下属通过拍马溜须、让上级舒服的方式来获取地位。在皇室宫廷中，拍马者有很多时间来揣摩君王，而君王几乎不会注意到前者。而一般来说高高在上的君王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动机去专门研究自己身上的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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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加性自欺有时也会出现在骗局中，指的是一些有心人通过精心的欺骗来获取不正当利益（见第8章）。比如说，精明骗子能诱导受害者相信他们是老熟人进而让对方上钩。骗子会把一条胳膊围上对方的肩膀，“老伙计，最近都干吗去啦？”而诚惶诚恐的受害者则会主动开始编造两人何时何地曾相遇的记忆，然后骗子又会进一步利用这些记忆，“证明”他的确是值得信赖的老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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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广泛存在、意义非凡的诱导性自欺，那就是领导者能诱导跟随者产生自欺，这种作用能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我们将在第10章中见到，领导者会利用群体中得到广泛认同的虚假历史叙述（false historical narratives）来煽动战争。同时，一个领导者能不能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是否能说服人民相信自己是在为他们谋利益，而往往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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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儿童“虐待”事件中的虚假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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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的美国，儿童、妇女遭遇性虐待的证据不断浮出水面，导致了两次大面积的虚假指控，因莫须有罪名而被判刑或遭受公众无端唾弃的无辜者因此蒙受巨大的损失，原因是指控者们被强制灌输了虚假记忆。这种强加性自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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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大规模虚假指控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第一次指控声称女性曾遭受大面积的童年期性虐待——而所谓证据是来自于“恢复记忆疗法”，指的是一系列专门设计能够唤起（或者虚构）此类记忆的手段。女性被以其他不相关的理由带到理疗师那里，理疗开始前她们不拥有任何曾被性虐待的记忆，但是却在治疗后确信自己曾遭受长时间的反复虐待。来自理疗师的建议、引导性问题、催眠法恢复记忆——这些都是逐步灌输那些虚构记忆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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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二次大规模指控则是第一次的自然延伸。既然过去存在那么多没被揭发的性虐待事件，那么现在肯定也有很多兽行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1983年在加州，一所预科学校的教师们被指控经常向学生实施性虐待，并且还逼迫他们参与邪教仪式，诸如宰杀宠物兔子，甚至还逼迫他们在飞机上进行此类活动。这两次大规模指控的相同点在于，你可以给他人灌输虚构记忆，但是你却无法控制这些人编造记忆的步伐。后来随着这些“记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离谱，最后这个大规模指控也就慢慢没了声音。但是在那之前，许多人受到了深深的心理伤害，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小孩曾遭兽行染指，被机器人和龙虾攻击过，还被迫生吞青蛙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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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些人因为这些臆造的虐待而被判刑，另一些人则不得不忍受公众对他们无端发难，骂他们是自家孩子也不放过的禽兽。天啊，甚至还有许多临床心理学家愿意出庭担保这些妇女和儿童说的都是真话。但是这些所谓的专家，其实不过是扮演了丑角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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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自欺是心灵的免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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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流派的心理学理论将自欺视作一种防御性手段，用来抵御我们的原始无意识冲动（弗洛伊德体系）或者抵御那些侵害我们幸福的灾难（社会心理学）。在后者看来，幸福感是凭借自身努力得来的结果，也是我们心智健康的组成部分，所以是值得保护的。为了守卫幸福感，我们身上长出了一套“心理免疫系统”来保护心智健康，正如真实的免疫系统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健康的人幸福而乐观，对自己生活有更大的把握，自欺有时能带来这些效果，所以为了心理健康，我们编造事实，歪曲逻辑，忽视其他可能性——简而言之，我们对自己撒了谎。同时，他们还认为我们身上有一个调节自欺程度来保护幸福感（为了不在别人眼里显得太滑稽，或者变成妄想狂）的“责任中心”。太麻烦了呀，难道大自然不会进化出更靠谱一点的幸福感调控工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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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成功的个体理论上更幸福，更乐观，且更有自控能力，他们也更容易显现出自我增强（self-enhancement）的特点。这是不是意味着自我增强带来了幸福、乐观和自控能力呢？不。消沉的家伙在各个方面所展现出的自我增强都比快乐的家伙少很多——他们甚至会展现出自我嘲讽。这一点有时候会被当作证据，证明如果没有自欺的话，那我们全部都会变得很消沉。但这样说根本是颠倒因果，消沉的时候并不宜自我膨胀，特别是你这种膨胀是为了向别人炫耀的时候——消沉实际上是自我检讨的良机，这样做反而能减少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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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到这个假象的心灵免疫系统之前，我们最好回忆下真正的免疫系统对付的是一个所有生物都会遭遇的重大难题：贪得无厌的寄生虫（见第6章）。生理免疫系统采取一系列货真价实的机制来攻击、摧毁、吞吃、杀死各种各样的入侵有机体——上千种的病毒、细菌、真菌、原生体和蠕虫——而这些寄生生物本身就是几百万年大自然严苛选择的结果。免疫系统同时还积累了数量巨大且精确的入侵者数据库，这样就可以事先准备好精确有效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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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说，心灵免疫系统的运作方式并非去直接修理那些害我们不开心的东西，而是把它们挪到合适的情景里，给它们找理由，把问题大而化小，并且对真实情况撒谎。如果身体的免疫系统也是这样干活，它就会这么跟你说，“好吧，你重感冒了，但是不至于像住在街那头的那哥们一样染上糟糕的流感。”所以，真正的心灵免疫系统应该能让我们走出去并解决问题：罪恶感驱使我们转向弥补性的利他主义，不幸福的感觉会鞭策我们努力改进生活、减少不开心的事情，笑声让我们学会欣赏生活中的荒谬之处，诸如此类。但是自欺却把我们困在死胡同里，最多只是给了我们暂时的安慰，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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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作为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物种，我们人类对他人的言行格外敏感，并且很容易受到影响——我们会折中让步——但是，还是得说，为什么要依靠像自欺这样不靠谱的东西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呢？要留神“自欺防御论”和膨胀的道德感是一丘之貉：我撒谎，不是要骗你，只是为了从你的诘难之下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幸福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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