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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情况下，药品的颜色也能影响它们的效果：白色药片止痛效果更好（可能是看起来像阿司匹林）；红色、橙色和黄色兴奋效果更好；蓝色和绿色镇静效果更好。的确，蓝色的安慰剂光是通过颜色就能增加睡眠，效果立竿见影（见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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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效应的普遍原理和认知失调理论一致（见第7章）——一个人越被限制于某种条件，他就越会找理由合理化处境，而这些理由就会带来更多的良性效果。外科手术也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安慰剂效应提供了例证，其中最经典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心绞痛外科手术。这是胸腔的一个小手术，通过把近心处的两条动脉桥接在一起（号称）来增加流向心脏的血流量，以此来减轻疼痛。手术奏效了——心绞痛减轻了，病人很开心，外科医生们也很欣慰。然后一些科学家们进行了一次堪称绝妙的研究：他们召集一批病人进行了这个手术，切开他们的胸膛，剪开了动脉，但是却没有进行搭桥，然后又把伤口缝了起来，没人知道谁接受了哪种“手术”。随后科学家们对结果进行评估，结果“手术”效果和原本那些手术完全一致，或者说，之前手术全部的效果只不过是安慰剂效应，把动脉桥接到一起和治疗效果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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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手术很容易受安慰剂效应影响——大概是因为外科手术费用昂贵，而且一整个团队的鼎力协助让你心里宽慰吧。此外，有些外科手术从一开始就看着不靠谱，搞不好还会带来很多后续的并发症——然后需要进一步动手术——想想迈克·杰克逊的脸吧。所以门类繁多、不太安全的各种外科手术出现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比如说报偿性切除术（remunerectomies）这种手术就是发明出来切割患者的钱包的。再来看看关节镜（arthroscopic）手术，这项手术是为了修复关节炎造成的关节处损伤，一项基于假手术的小规模研究显示，只要假手术弄得和真关节镜手术一样，那么带来的效果和真手术是一致的，所以关节镜手术主要的效果其实就是安慰剂效应。而真手术会带来比假手术严重得多的疼痛，这很可能是因为前者切入程度更深，但是总体对于疼痛水平和其他方面来说，假手术和真手术带来的效果几乎是同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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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止痛效果方面，安慰剂也得到了详细的研究，毫无疑问，对于某些个体来说，光是相信自己已经吃了止痛药的念头就能诱导体内分泌内啡肽，从而减轻痛感。也就是说，大脑对于未来的期待改变了本身的生理状态。大脑做出了期待，然后你就能享受这个期待带来的好处。而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身上观察不到安慰剂效应的原因大概和他们无法预测未来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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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通过唤起各种过去真实的、依靠医治和安慰剂改善病情的回忆，来达到显著的安慰剂效应，正如一个作家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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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所接受的药物治疗可以比作调控实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温柔抚慰你的声音，医院或者手术的气味，针头扎入皮肤的感觉，吞咽下的药片，都会通过之前的经历获得特殊的意义，并且带来疼痛减轻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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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似乎特别容易受到安慰剂效应的影响。无数试验证明真正的抗抑郁药只起到了25%的改善效果，而余下75%的改善效果来自于安慰剂。相信有什么东西能帮到你，实际上就已经打赢了一半的仗。毕竟，抑郁症的特征就是失去希望，而安慰剂提供的正是这东西，当医生给我开了抗抑郁药时，我经常这么想。我被告之要等上至少三四周药物才会起效——“药物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发挥作用”，换句话说，不要期待药物能立竿见影，而应回归平均值的原理——或者说，事情在变糟之后才会好转——这时你就会得到各种可靠的证据。与此同时，坚持吃药！而最新的元分析（2010）揭示了一个让人震惊且非常喜闻乐见的事实：安慰剂对轻度抑郁的治疗效果和抗抑郁药一样好，但是对于更严重的症状，情况就大相径庭了：真正的抗抑郁药效果明显，但是安慰剂几乎毫无效果。而这正是我们一直强调的、面向他人的自欺所具有的典型特征：一点点自欺行得通，但是多了就没法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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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安慰剂效应在体育竞技里也能发挥作用，试验显示，自行车运动员在被告之自己服用咖啡因（实际上并没有）之后，能达到实际服用咖啡因（同时被告之服用了咖啡因）近一半的效果。单单告诉他们，他们已服用了更高剂量的咖啡因也能够产生强烈的正效果。而“好好努力”之类的套话——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也具有内在的安慰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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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甚至能从安慰剂效应中诱导出安慰剂效应，也就说，只要你告诉一个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现在要给他吃一片安慰剂——安慰剂就是不含活性化学成分的药片——但是呢，安慰剂效应非常强大，并且是不知不觉产生的，只要你保持一个正面的态度，并且老老实实把药给吞下去。就这么和对方说一通有帮助的废话后，待会儿看到安慰剂效应同样发挥作用时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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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和宗教之间有很多相似性，并且很吸引人，这两者都包含有强烈的信仰以及一系列的特定条件，包括普通的医者或者牧师这样起作用的第三方。而实际上，直到并不遥远的时间里（大约5000年前），医药和宗教是一家人。你可以很容易地想象按时参加宗教仪式（特别是音乐非常好听的时候！）能够增强安慰剂效应、带来其他的免疫益处，就和按时去拜访一个关切病人、医术高明的医生带来的效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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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安慰剂效应另一个让人震惊的方面在于，它在不同的人群身上作用差别很大。约1/3的人显现出明显的安慰剂效应，1/3的人不好不坏，另外1/3完全不受影响。这是我们反复在强调的事实之一，即欺骗和自欺系统是一个不断在进化的系统，其中包括重要的自欺形式和自欺程度上的基因差异。我们不知道这种差异有多大程度是基因层面上的，但是近期的研究显示抑郁病患之间安慰剂效应程度的差别，的确是来源于特定基因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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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东西和易受安慰剂影响有关呢？有一个，那就是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这个就是催眠术里提到的，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有些人很难被催眠，但是有些人就很容易被操控。所以容易被催眠和容易表现出安慰剂效应这两个变量之间能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点很好理解。这两者都是需要第三方介入（催眠师或者“医生”）的自欺行为，而当把人们分成容易受催眠和不容易受催眠的两组时，首先催眠第一组的人只把注意力集中到斯特鲁色词测验（stroop test，识别用不同颜色写出来的表示颜色的词语）中单词的颜色时，他们就不会被单词本身的意义所干扰。但是不那么容易被催眠的人在斯特鲁实验中的成绩就没有提高了。所以这证明了容易被催眠的一个好处：更容易集中注意力，或者更能承受认知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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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一开始讨论了知觉控制的环境，然后顺接到更深入、更细致的外部控制形式——普遍的强加性自欺、拷打和“分裂”，对他人和自我的虚假质控，安慰剂效应，以及催眠。现在，我们可以把这几类冲突融入最关键的社会关系——家庭（第4章）和两性（第5章）中来讨论了。我们什么时候会把自欺施加到家人和性伴侣身上？而他们又在什么时候对我们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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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第4章 家庭中的自欺以及分裂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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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命至少前20年是在家庭中度过的，这个家庭通常包括一位或两位双亲，以及一名或多名兄弟姐妹。而所谓的大家庭（extended family）又包括祖父母、叔叔/舅舅、堂/表兄弟姐妹，等等。而其中的生物学关键是遗传相关性（genetic relatedness，或简称r）。也就是说，家庭当中成员之间的联系指的是他们从同一位直系祖先那里继承来完全一样的任意基因的概率。父亲或母亲任意典型基因在后代身体中出现的概率是一半（所以r=1/2），而后代体内任意典型基因出现在双亲之一体内的概率也是1/2。同胞兄弟姐妹的相关性是1/2，而异父或者异母兄弟姐妹的相关性就只有1/4了，以此类推。接着就来谈“汉弥尔顿规则”（Hamilton’s rule），指的是为了让利他主义在自然选择中胜出，面向亲戚的利他行为给对方带来的好处与两人间的遗传相关性的乘积，必须大于做出利他行为的个体所支付的成本。比如说，如果你去帮助只有一般血缘关系的姐妹，那么（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带给她的益处最好四倍大于你因此遭受的损失。同样地，如果你想通过伤害对方来获得好处，那么在带给对方的伤害四倍大于你的收益的情况下，自然选择就会投反对票。总的来说，家庭内部的相关性比较高——这就意味着自然选择会鼓励为他人付出而反对彼此纷争——但是由于彼此之间相关度的值差距太大，达不到统一（统一指r=1），所以家庭成员之间肯定会出现纷争。遗传相关性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的关系在于，它给不断进化的欺骗和自欺增添了另一重维度和另一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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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可能会假装自己对后代做的事情是严格基于遗传相关性的（亲代投资），而实际上，他们的行为经常基于不相关的部分（亲代剥削），而他们可能意识不到这种偏误。反过来，后代也可以假装自己需要双亲能力范围外的、更多的亲代投资，而且往往也能博得父母更大的关爱。所以实际上遗传相关性能导致各种错综复杂的自欺和欺骗，且进一步引起虚假陈述（misrepresentation）、操控他人（manipulation）、内在分歧（internal bifurcation）等现象，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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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选选择之下，个体既会对亲戚做出利他行为，也会做出自私的行为，所以相比起无关的人，我们在面对亲戚时更容易隐瞒自己真正的动机和意图，即所谓虚假陈述。比如说，一个和你r值低的人不太可能主动为你的利益着想，但是一个r值高的人就应该这么做——而且和你血缘越近，越会这么做。你的亲戚可以冠冕堂皇地假装为你着想，但是他们真实的动机却是为了操控你。一个亲戚也同样可以对你说：我不是和你有1/4的血缘关系么，所以如果你把你自个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你岂不是也在影响我1/4的利益吗？为了我俩都好，麻烦你把自己收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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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来看看下面的例子。首先，尽管自然选择要求每一个人都向后代投入关爱，但是父母可能不会充分响应孩子的需求，或者完全不理不睬。所以，深层的——并且经常是更为痛苦的——虚假陈述通常见于血缘更接近的亲属。你是在为孩子付出，还是在将他压榨？你究竟爱不爱这个孩子？你是否认为孩子是一个独立的、需要投入精力养育的个体，或者你只是把他看作满足你其他目的的一个工具？你的选择将对孩子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而这也给欺骗和自欺留下了充足的余地，不管是对父母还是对孩子来说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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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因为在长期的亲代投资中父母会不停地说教，所以语言能提供许多有意识或无意识操控孩子的机会。其中就包括上一章提到的诱导性自欺，这是一种有利于父母而非后代的自欺形式。在成长的过程中，孩子会相信父母总是在为他的利益着想，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直到后代不再依赖亲代投资后，他们可能才会慢慢摆脱此类强加性自欺，而恍然大悟的孩子更会因此在青春期后半段出现情绪上的动荡，并且对父母展示出公然的敌意。反过来，成年人因为之前对孩子的操控付出巨大代价，但是代价的程度各有不同。毕竟“家长”并非一个统一的单位，而由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构成，在操控后代这件事上目的各不相同，因为对孩子的控制既影响到他们自己，也关系到各自的七大姑八大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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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最出乎我们预料的，那就是遗传相关性会把个体分裂成许多的自我，每一个自我都具有不同的考量，而这些自我当中最重要的当属我们的母本自我和父本自我。从前，我们以为有机体的私利是一个整体，怀抱有一个单纯的目的：最大化自己的基因繁殖成效。但是“亲属理论”（Kinship theory）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对的，我们体内不同的基因具有不同的遗传，因此产生了利益上的冲突。比如说，Y染色体总是从父亲传给儿子，所以从自然选择看，他从女儿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这是不是意味着父亲们至少比较偏爱儿子呢？不见得。父亲们的X染色体只传给女儿，而且X染色体上面的基因数比Y染色体丰富九倍，所以就算存在偏爱，那也是在遗传意义上更为偏爱女儿。但是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不过有证据显示，比起孙子，奶奶应该更偏爱孙女，毕竟X染色体继承的概率不同（孙女是1/2，孙子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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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Y染色体和X染色体只是基因组里很小的一部分。我们自身的基因分裂主要发生在父本自我和母本自我之间，而这两者势均力敌。我们体内有几百个基因，只有在从母亲那里继承来时才会具有活性，它们被叫作母本活性基因，而继承自父亲的、数目大约和前者相同的被叫作父本活性基因。母本活性基因经由自然选择，起到的是促进母系的利益的作用，父本活性基因同理。它们能引发内部的基因冲突：两个独立的基因自我互相竞争夺取行为的控制权，并占据更多的基因显形。这种冲突具有两个重要意义：首先这两个1/2自我之间存在互相欺骗——只不过这种欺骗不是针对他人，而是针对彼此。比如说，首先，你体内的母本基因会过分强调作为个体我们要多为亲属着想（特别是母亲那边的亲戚），而父本基因的作用是抵消这些母本基因的作用。其次，两个1/2自我之间在向外界行骗的程度上并不一致（此时可能存在自欺也可能没有）。我们下面会看到，我们的这种分裂在生命中如影随形：早期有那些影响早期生长、消耗双亲资源的基因，晚期有影响我们成年期行为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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