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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次战争的谎言以及背后的侵略逻辑所产生的自欺同样导致了一系列的不幸。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没有正确估量这次战争的规模，以及缺乏充分细致的作战计划，包括应该在地面投入更多的兵力，等等。下面我将尝试勾勒其中关键事件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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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这场战争的决定很快得到了通过，几乎没怎么经过审议。虽然美国曾在1998年宣布在伊拉克实行“政权更替”政策，但是在“9·11”之前美国基本没想过要入侵伊拉克。而实际上伊拉克和“9·11”也没什么关系，实际上萨达姆在立场上比美国更反拉登。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很快地把注意力转向了伊拉克。小布什要求反恐专家理查德·克拉克等人收集伊拉克与拉登同谋的证据，第二天（9月12日）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阿富汗没有什么值得轰炸的目标，但是伊拉克却有很多。”也许翻译过来是这样的：阿富汗没有什么值得觊觎的资源，但是伊拉克可是块风水宝地。几周之后，国防部的低阶将军们都知道美国有意攻打伊拉克了，而且美国还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在伊拉克之后连续攻打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苏丹等国家，最后拿下一等奖奖品伊朗。一个广为流传的新保守主义观点认为，在令人鼓舞的伊拉克解放后，将会产生类似柏林墙倒塌那样的多米诺效应，上述那些国家甚至在不需要美国插手的情况下都将迎来民主。而刺激这种想法出现的源头是一些来自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了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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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美利坚大帝国的白日梦和伟大的“美国例外论”还有壮美的命运感相辅相成。在现在的单极世界中，美国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帝国，这个帝国的真相由我们一手编造，而那些“活在现实中”的人民却对这一点很反感。美国抓住“9·11”这个借口，以闪电速度发动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侵略战争，以为可以为自己和那些被入侵国家的民众都带来福利。在这个情况中，自欺是为了欺骗美国人和全世界。我们越进入伟大帝国的角色，便越能团结自身和他人投入到这场白日梦中。但是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幻想就本质而言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会拒绝接受那些和幻想相抵触的信息，不管这些信息是多么重要，多么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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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袭击美国的六周后，2001年11月中旬，小布什总统向国防部长颁布了一道正式的密令，让他制订详尽的入侵伊拉克计划。短短几个月内，战斗资源和人力就从阿富汗转移到了伊拉克。美国非但很快就做出了开打的决定，还长期对外保持着一副迫不得已的嘴脸（毫无说服力的）。正如我们所知，这是美国在20年中第二次放弃阿富汗，而这已对阿富汗造成了持续至今的灾难性影响。很久之前，心理学家就发现当我们在做出决定之前——比如是否要和苏西结婚，或者要不要去贝鲁特工作——我们会乐意考虑反面证据，并且会理智地考虑各种选项，权衡利弊；而一旦做出了决定——和苏西结婚，去贝鲁特工作——我们就不愿再听到其他可能性，也不愿审视自己的选择里有哪些缺点，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决定的执行阶段。在理由站不住脚的情况下，美国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做出了攻打伊拉克的决定，而且后续还没有相关评估一路跟进，所以理智决策这个流程完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一旦做下决定，美国不会再考虑任何替代选项，对潜在成本也充耳不闻。正相反，美国会主动地装作没有看见反面证据，同时寻找一切根本站不住脚的证据来支撑自身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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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在为伊拉克人民谋福利。因为美国是在为伊拉克人民好，所以他们一定会支持这次入侵，然后把美国看作来解放他们而不是来侵犯他们的。这种错觉还得到了来自所谓可靠的线人“曲线球”（curveball）和臭名昭彰的骗子艾哈迈德·沙拉比的证据的支持。在这个例子中，美国那些思想家已经完全被自己的自欺欺人吞噬了——他们否认了这场战争实际是为了抢夺宝贵能源，以为自己是在为他人的利益而牺牲，为帮助世界摆脱核威胁以及削弱全世界范围内恐怖分子的势力而奋战，还有是为了将伊拉克人民从美国亲爱的前盟友萨达姆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特别是在前几点理由无法自圆其说的时候）。“美国例外论”又把美国例外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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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的决定还得让整个国家买账。这包括强调这次目的的合理性和重要性——防止另一次在即的恐怖袭击，而且这次仗不会死什么人，也不会花很多钱。不会出现任何伤亡（或者很少），小布什在发动战争若干天前对白宫访客们说，五角大楼的保罗·沃尔福威茨也向国会保证，这次战争非常划算，大概几十亿美元就能搞定，而伊拉克的石油资源能保证回本，而且只要派出少量士兵便可完成任务。实际上，伊拉克战争造成了四千美国士兵死亡，还造成了其他直接或间接的代价：两万名伤残士兵，超过20000亿美元的抚恤金，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就是这么的安全、廉价哟。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伊拉克战争之前联合国特别委员会（UNSCOM，联合国负责调查核相关活动的组织）已经明确证明伊拉克没有这样的东西，而美国在占领该国后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联合国首席行政督察汉斯·布利克后来说“难道你能百分之百肯定有杀伤性武器存在，又百分之百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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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舆论的否认能产生的强大力量，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在2003~2004年间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了六个月的搜索仍然一无所获后，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毋庸置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不存在，这个概念不过是美国和英国为侵略另一个国家想出来的借口。民主党人就比较容易接受自己上当了，而且大多数民主党人也听取了新的证据。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超过一半的共和党人（主战派）要么不了解新的证据，要么就故意当作没听到，并且坚信已经找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确信偏误（confirmation bias）的强大作用下，只要你把你所属群体的集体谎言再重复一遍，大家都会跟着响应你，而反面证据也会被拿来当作正面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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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会说，你没办法一口咬定这是自欺欺人呀，那些美国发言人只是纯粹的大骗子罢了，的确，在试图解释官方的行为时，我们都会碰到故意撒谎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认为此处他们完全是在故意撒谎。官员们在讲话的时候肯定会心知肚明地耍些把戏，但是他们就完全清楚自己会造成怎样规模的后果吗？沃尔福威茨跑到国会那里信誓旦旦发言的时候难道就意识到了这场战争会花掉超过10000亿美元、没有带来任何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并且会造成伊拉克超过10万人死亡、另外400万人流离失所？不见得。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错误——所谓计算误差（computational error）或者说是隐性的心理疾病之类。从定义上来说，你不可能通过检视一个人的行为来判断自欺是否存在，但实际上有一个证据很容易观察到，而且不会出错：沃尔福威茨和纳西尔正表现出自欺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即确保自己远离那些同他们的乐观白日梦相抵触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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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决策者们在入侵成功后如何治理伊拉克的问题上基本没想太多。对于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美国也没有进行任何的国家情报评估，不过在其他的次要战争里，此类评估是常规的（比如入侵玻利维亚）。CIA从2002年5月开始进行战争演习，以应对巴格达沦陷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国防部的一些人员也参与了最初的几次会议，但是在被上级发现后，他们被勒令不许继续参加。关键在于，这种战后规划会被看作战争的阻碍因素。CIA近东和远东国家情报官员保罗·皮勒指出，大家对这种战后规划都不感兴趣，而且主要原因有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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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因为狂妄自大和过度自信，如果你真的相信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力量，相信它们对全世界民众的吸引力，还有扫除各种弊端的效力的话，那么你根本就不用对规划太过在意。其次是考虑到要求公众支持侵略性战争是很困难的，如果你还在政府内部严肃讨论乱七八糟的后续的话，那么事情可能会变得相当复杂，而且还会阻碍战争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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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自欺的两大驱动因素：过度自信，以及对已做出决定的负面信息的主动回避。我们可以和二战的情形对比下，并从中得到启发。在美国参战之前，陆军战争学院的有关小组已经在研究一战后占领德国的种种利弊。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几个月后，弗吉尼亚大学就成立了完整的军政学院，其任务是为占领日本和德国之后进行种种规划。但是这两次战争的性质都比较贴近正义战争，而且不管在策划和考量的过程中都不太需要去刻意兜售，这样就避免了自欺的出现。毕竟非正义才总是需要找理由，才需要去大喊大叫，正义的举动就不需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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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先搜集证据，又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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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事故中，上层管理者刻意回避了解安全问题，同样在伊拉克战争中，高层也不想听到抵达巴格达第二日出现的问题，因为这些消息会影响到战争的推销。在NASA的例子中，专门设立的安全问题部门其实是虚有其表的废物，而在策划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相关的工作小组按惯例成立了，人员是来自美国政府、军队、CIA、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行家，但是这些小组却被排斥在决策层和政府其他部门之外。“9·11”发生一个月后国务院就制定了伊拉克未来项目，并在2002年3月公布，最终这个由17个工作组构成的项目交出了14卷详细的调查发现。该项目的领导者似乎并不是战争方面的专家，但是这种战争后续规划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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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战后发生的混乱，我们要看到在上述调查的总结报告中，重点被放在了①需要让电网和供水系统重新运作起来；②需要在保持原有士兵的前提下更换伊拉克军队的将领；③需要对应各种内乱情况，包括诸如强奸、谋杀、抢劫等一般犯罪。这几点是需要提防的重点，但是却被完全忽略了。2002年9月，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甚至还成立了后来的伊拉克工作组研究战后占领问题。小组从多个非政府组织重点引进了许多专家，而且也强调了美军在占领伊拉克后会遇到的显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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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工作组的工作却被上头刻意忽视了，尤其是那些决策层，信息的交流因此被双向中断。那些参加了此类研究小组讨论会议、接近权力中心的人士遭到严厉批评，而高层人员也被勒令不得参加此类会议。这些细致的研究根本就是被上级忽略了，所以你们也不要去花心思了罢。不过这真的太不寻常了，可能掌权者对并不乐观的研究结果有所耳闻，所以拒绝进一步聆听细节，又或者从一开始他们成立这些工作小组就是故弄玄虚，只是为了显得自己有在很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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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遥远的英国。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把关键的战争商讨和决定限定在内阁一小圈（想法接近的）成员里，并声称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信息泄露给新闻界。不过这不正好证明里面有猫腻吗：让我们关起门来悄悄投票，不要让所有人都来参加讨论。这样把信息限制在小群体之中后，其他人便自然无法获知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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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做，二不休。当第一位负责“管理”新伊拉克的杰伊·加纳要求上头指派伊拉克未来研究小组辅助自己的时候，他遭到了最高层的拒绝。这根本就是自家找自家不痛快，你一边哄骗自己和他人一边把研究小组排除在外，而你在非常需要对方的专业知识时却还轻蔑地拒绝了别人的意见——首先你蒙住了自己的研究，然后主动把头伸到了套索里。自欺仿佛就是麻醉品：一旦开始吸食，根本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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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两条谎言骗民众支持战争后，随后美国政府至少浪费了六个月的时间和资源在伊拉克寻找并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折磨囚犯逼供萨达姆和本·拉登之间并不存在的联系。情报机构和逼供人员接到要求要“不惜一切代价”从囚犯嘴里问出东西，而在他们仍然一无所获后，则又被告知再接再厉。当然虐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能引诱被虐者说出施虐者想要的答案。许多伊拉克俘虏都描述过那种近乎不真实的场景：第一个问题“本·拉登在哪里？”回答“我怎么知道，我人在伊拉克。”然后刑讯就开始恶化了。这种荒谬的闹剧最初由一条谎言拉开了序幕。在入侵伊拉克的几个月后，美国又通过折磨这些战俘来得到支持谎言的证据，尽管谎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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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从战争的结果看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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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瞬息万变，在某种程度上深受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但是技术其实很容易把战争引向错误的方向。比如说，欧洲曾在几百年间把大量军备投资放到了骑士和骑士裹着盔甲的战马身上，这怎么看都很蠢，因为骑士很容易就会被步兵打趴下。大致来说，一战是世界上最后一场牺牲军队守卫平民的战争，战争中大部分的伤亡者是士兵（士兵死亡人数超过1800万人，而平民约500万人，这其中还不包括流感大流行造成的数字）。二战之后这一情形彻底扭转了，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二战中据谨慎估计死掉了1500万名士兵和4500万名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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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的关键原因在于大面积的空中轰炸的目标面向了平民。尽管盟军一开始强调轰炸战术性军事目标和重点工业地区，但是在战争结束之际，他们开始对那些无所谓有没有军事价值的城市进行大面积轰炸。这些城市包括德国的汉堡、科隆和德累斯顿，还有几乎所有的日本主要城市，包括东京。轰炸东京的那晚有10万人被大火吞噬，由于东京当时主要是木质构造的建筑，这场有意的空袭使得全城沦为巨大的烈火地狱，温度高达1800度，风速超过50英里/小时。日本总共有60多座城市遭遇密集空袭并被摧毁，其中包括著名的长崎和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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