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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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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不是。经济学看起来像一门科学，而且也声称自己是科学——不但研究出了一系列复杂的数学工具，还每年给自己发一次诺贝尔奖——但是它仍然不是一门科学。经济学并没有把自己建立在基底学科上（在这里是指生物学）。这对经济学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因为经济活动的各种模型必须建立在个体意愿的概念上，即个体希望去最大化一些什么东西。但是经济学在这里玩了个把戏。人们想要最大化的是“效用”（utility），那么到底什么是效用？哦，任何人们希望最大限度发挥的对象都能被称为效用，在有些人眼中，他们希望最大化的对象是金钱，有些人是食物，而在另一些人眼中性比食物和金钱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借用“优先功能”（preference function）来告诉我们哪一种效用要比其他效用更优先。这一点必须要通过实证才能得到确定，因为经济学本身无法给出理论解释个体会怎样给这些效用进行排序。不过从一开始，通过测量的手段来穷尽所有场景中的优先功能就是不可能的，他们连一个个体都测不清楚，更不用说整个群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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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生物学能提供一套完备的理论来准确解释“效用”（尽管生物学把真相搞错了100多年），这套理论是基于达尔文繁殖成效的概念。如果你想谈论什么东西能对一个活体起到效用（也就是有益），那么最好搞清楚其实你在说的是个体的广义适合度（inclusive fitness），也就是其后代的存活数以及对亲属的繁殖成效的影响（包括积极和消极的影响），随着亲缘关系的逐渐疏远，这种影响的效果会越来越稀薄。在很多情况下，尽管经济学会进一步精确这个概念（比起光用繁殖成效进行解释），但是也不会带来什么根本改变。而如果在忽略其他科学知识的前提下，经济学还一味想要建立起一门科学来，那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我们在第1章就已经看到，经济学经常暗示说市场的力量最终能抵消社会和经济系统中欺骗带来的损失，但是我们从日常经验中知道这是不对的，从生物学的理论来看就更不现实了。只有因为贪婪的企业执着于虚假经济理论把全世界都拖下经济衰退的漩涡后，经济学因为与真正科学的脱节导致的种种矛盾才最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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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错误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模糊了“效用”的概念，经济学既用它来指个体行为对自身的效用，又可以指对他人甚至整个群体的效用。经济学家老是把这两种效用看作完全一致的，他们认为个体给自身带来效用（未定义）的行为往往也会给群体带来好处（也就是说带来普遍效用），所以经济学家们完全看不到不加限制地追求个体效用有可能给整个群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众所周知，这在生物学当中是个谬论，而且已经被好几百个例子证明了。我们也无法预知某两种效用可以完全一致，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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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经济学竭力和科学靠边的努力中，产生了一门和心理学交叉的学科，叫作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并且很受欢迎。但是和往常一样，经济学家们拒绝采纳进化的相关理论，尽管他们根本就是在按进化的思路进行研究。这些经济学家在用进化的理论对经济行为做出解释的同时，却经常做出一些非常反逻辑的假设。比方说，他们最近犯的一个错误（而且是发表在那些顶级的期刊上）就是假设我们对行为会发生主动进化以适应人为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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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说法离奇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先来回忆下第2章提到过的最后通牒博弈，人们通常会拒绝匿名的对方不公平的分钱方法（比如说，他八我二），尽管这么做会让他们一毛钱都得不到。因此这场博弈测量的是我们的公平感：为了惩罚那些对我们不公平的人，我们多大程度上宁愿自己遭受损失呢？但是有一帮经济学家（而且他们为了所谓严谨起见还请来了几个人类学家）却得出了人们会这么做完全是因为他们为了适应实验室的情形而具体进化了，或者说，我们在完全匿名的交换行为中宁愿遭受损失也要惩罚对我们不公平的人的这种行为，是为适应这个具体情境的进化结果，这种一次性的交换行为不会给参与者带来好处，但是却会使整个群体受益，所以群体再一次地被放到了个体之上。可这不就相当于说恐惧心情是我们在看恐怖电影的时候专门进化出来的吗？几百年来，生物学家们都把各种活体带进实验室研究它们的各种性状，但是没人会把性状各种复杂的功能简单地说成是为了适应实验室条件进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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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近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在思考为什么他完备的理论无法充分预测2008年发生的经济大危机。当然一部分的原因在于经济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它所涉及的因素太多，而作为无数人活动总和的最终经济结果在复杂程度上也不逊于天气变化，所以非常难准确预测。而这位经济学家指出，失败的原因还在于太痴迷于构建优美的数学模型以致于忽略了现实。这当然是问题之一，但是他却始终没有提到他最不该忽略的现实，一个30年来都近在他眼前的现实——那就是生物学的现实，特别是进化理论。如果30年前经济学家就能利用生物学中关于自我利益部分的理论来构建关于效用的经济学理论的话——忘记优美的数学，把目光放到相关意义上的数学吧——也许我们就能更早抛弃一些不切实际的经济理论的妄想了，比如说存在一些内置的反欺骗机制能够及时帮助我们免受那些站在金字塔顶端、欲望没有底线的人造成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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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门学科假装自己是科学的时候，它在评估真理的时候也是非常靠不住脚的。来看看过去50年间经常发生的一件事吧，世界银行（World Bank）经常建议发展中国家向外国商品开放市场，让市场来发挥作用，减少宏观层面的限制。但是当发展中国家照做却失败后，世界银行又把原因简单归结为：“我们的建议是好的，只不过你没有认真照做。”照着程序来做才不会遇到风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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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文化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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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悲剧性地朝“左”转后，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至今还没有恢复元气（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在那之前，这个领域的名字是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研究的对象是各种人类社会行为形式，特别是不同文化和族裔的形式。社会人类学应该和研究人类化石和文物的物质人类学联手。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生物学中突然间衍生出了非常有力的社会学理论，然后有许多话题第一次得到了严肃探讨：血缘关系理论，包括亲代/子代关系，相对亲代投资，还有性别差异的进化，性别比例，互惠利他主义及公平感，等等。当时社会人类学家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接受并掌握新的研究结果，然后以全新的提纲来重写自己的领域，或者说拒绝接受新研究，并且死守自己的领域（实际上他们选择了后者）。就像一句话说的，“在面临改变思路或证明不需要做改变这两个选择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马上忙着去找证据了。”在学术界当中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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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家你会遇到怎样的困境呢？你花了20年来掌握社会人类学，同时完全忽略了生物学，但是现在你又必须面临选择：承认并接受生物学（很痛苦），并且再花三年迎头赶上（难以想象），最后和那些比你年轻20岁并且经过了更好学术训练的同行比拼（不太可能）——或者继续驾着社会人类学这匹瘸腿的老马前进直到她流干最后一滴血？就算是在物理学领域，人们都普遍承认这个学科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彻底的颠覆为前提——只有旧学说的彻底死亡才能改变人们的想法。但请注意，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折中的做法，他们可能会说：“我不会去学那套新东西，因为已经太晚了，但我会保证让我的学生们去学一些生物学中有用的新理论（他们还可以教教我呢），同时我会继续自己的研究方向。”全然的排斥难道不正散发出自欺的臭气吗？彻底否定当然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却会带来滚雪球般的损失，现在这些损失已经影响到了第三代学者，他们中间已掀起新一轮对生物学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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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社会人类学家们迎难而上，甚至把自己的学科更名为“文化人类学”以更明确地排除了和生物学的关系。现在我们不再是社会有机体，而是一个文化有机体。这么做是出于道德的考虑。从生物的角度思考会引出生物决定论（指的是基因会影响人类生活），进而催生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主义、同性恋歧视主义和其他令人生厌的“主义”。仿佛提及自然选择就像在暗示基因在人类社会中的存在和效用，但是按照前面说的道德上的考虑，在社会学中提到基因是不对的。因此全新的社会学理论必须要建立在排除了生物学毒瘤的基础上，但是这种“毒瘤”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基因的确存在于社会生活层面，它们会影响到社会性状，自然选择会改变它们的相对频率，并且由此产生种种有意义的模式）。一旦把生物学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那还能剩下什么？话语。当然指的不是单纯的词语，毕竟语言在本质上也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而是指能迷惑人的学术论述，你因为这些学术语言而产生了偏见，真正的科学在你眼里却沦为了众多思考中的任意一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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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35年间无法将社会人类学和物质人类学结合到一起，时间被白白浪费了，而且还会继续蹉跎下去。真正的强者乐于接受全新的观念并且化为己用。弱者却从这些观念面前逃开，并且还经常进入离奇的思想状态，比如相信语言具有主宰现实的力量，认为某些社会构建体（social construct），比如男女之分会比基因进化3亿年而分化出的雌雄之别更加稳固——这实际上只是因为这些学者完全忽略了现实，以为通过咬文嚼字的方式就能研究好这一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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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方面讲，现在文化人类学就是在谈自欺，不过是他人的自欺罢了。科学本身也是社会构建体，是多种观察世界的有效途径之一：所以病毒的性质也是一种社会构建体，阴茎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构建体，是“1的平方根”，天下万物都是社会构建体。所以大多数美国的人类学系都分成了两个完全独立的部分，就像一位偏生物学路线的人类学系的同事说的；“隔壁看我们像纳粹，我们看隔壁像弱智”——这样很难形成一个两方互相学习共同发展的良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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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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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经常明着否定生物学的重要性。你要想在哈佛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就得去上一个学期的物理课，这样就能知道什么才是一门准确的科学，但是并不需要去修生物学的课。和经济学家一样，心理学家们需要从自身中创建出独立的学科来：于是他们建立了学习理论（learning theory）、社会心理学理论（social psychology）、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在论述个体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时，这个缺乏理论基础的玩意也是胡来得很。我们将要看到，精神分析其实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骗局。还有学习理论的一个影响深远的结论，认为强化（reinforcement）在塑造适应性行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实也是不太靠得住脚的。很快其他学者就发现单从逻辑上分析，语言是不可能经过强化产生的，也不可能是动作和动作效果联结的结果，因为后者通常具有较大的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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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好的一面说，心理学的关注点始终是个体，这样它就比较容易发展出建立在个体优势上的研究途径。最近演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这一学派还建立起来了，同时心理学也在积极与生物学的其他分支进行结合，早先是和感官生理学，现在是神经生理学和免疫学。所以心理学正在快速成为演化生物学的一个分支，而这也是它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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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心理学似乎总是落后于其他的心理学分支，这可能应了那个社会内容居多的学科会被欺骗和自欺阻碍发展的猜想吧。社会心理学发明了很多太走捷径、力图立竿见影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诅咒了心理学发展已有一个多世纪，而且总是想在现有知识允许的范围之外做过多解释：包括自我报告（self-report）、问卷调查等，这些都只能得到个体对自身的主观陈述。现在想来，光靠人们对问题的言语答复来建立起一门关于人类行为的学科，是不是不太靠谱。欺骗和自欺——或者按照心理学的术语是自体表象（self-representation）和自我认知（self-perception）——会大大从中作梗。通常我们不会告诉别人关于自身的真相，也没法在一开始就能了解这种真相的全貌。在运用这些研究手段的过程中，又怎么能做到排除欺骗呢（先不说排除自欺了）？在缺乏明确的欺骗和自欺的理论下又怎么能取得成功呢？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科学只能得到定义不明确的变量，而这些没法充分验证的变量是无法带来积累和进步的。心理学又号称他们的检测工具（调查问卷）可靠有效，预测力强，并且前后一致（也就是说人们在一个月后的回答肯定还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所有的问题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或者相反方向）。但是这在研究方法上并不十分可取，好在这种问卷时代已经快要终结了，全新的研究方法能够直接地触及深层的无意识偏差（uncoucious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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