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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大三的时候选择辍学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她不想走那些别人为她安排好的职业道路。“我想到毕业后要读法学院，然后……嫁作他人妇，就觉得很没意思。”在HSN的纽约总部办公室里，她对我说，“人人都说我很傻，我的父母对我也很失望，但他们最终理解了我想走一条不寻常的路。”这条不寻常的路就是服装零售业，她一旦做出了决定就不会回头。事实证明，没有学位并没有影响她在职业上的发展：《金融时报》将她评为影响世界商界的50个女人之一，《福布斯》更是盛赞她是世界一百强的女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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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辍学”变成了“最权势”的过程中，明迪发现了好好利用职业生涯风险的力量。起初这些风险很难被人注意。二十年前，她在商界中走的一步却引起了很大关注。在接手汤米·希尔费格（Tommy Hilfiger）这个品牌后，经过明迪的经营，四年内品牌收益从三百八十万美元飙升至三亿美元。之后她选择离开这里，冒险去掌管一家名叫拉尔夫·劳伦的弱小企业。当时业界内没有人看好她这个选择，都认为她犯了错误，不会再获得成功，还会摧毁她已经腾飞的事业。但明迪认为她在希尔费格创造的辉煌已无法自我超越：不再有大的挑战，也不再有发展机会。别人觉得在拉尔夫·劳伦的工作充满风险，但在明迪看来却充满了商机，在这里她很有可能成为业界少数的女性首席执行官，还能创建品牌。她说到做到，她让公司的利润在三年内增长了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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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你已经预料到了，在这里干了三年零两天后，她再次提出了辞职。“我公司所在企业集团瓦纳柯（Warnaco）的企业文化真是糟透了。公司的CEO故意制造一种有害的、建立在恐惧之上的企业文化。”明迪回忆道，“虽然我的待遇还不错，但我意识到正是由于我的出现才加速了这种毒药文化的发展，于是我再也受不了了。一天，我走进CEO的办公室，告诉她我决定辞职，并且在太阳下山前就离开了那里。”虽然在早上去办公室时她就知道这会对她的事业和收入产生影响，但她知道更大的风险是对她个人价值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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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界摸爬滚打了十二年，经历几次冒险，在整个过程中，明迪一直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无论是从个人还是职业角度。2006年，明迪成为耐克公司的全球副总裁，并给公司带来了四亿美元的收益。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六年后，她一上任，业内就有人预言她半年内就会遭受失败。“后来，”她说，“我意识到该是改善平衡的时候了，我应该少花一些时间满世界地出差，多花一些时间陪陪女儿和丈夫，还有我的父母。但我不想在事业上就此碌碌无为。”她要怎么做？当然是让那些说风凉话的人再一次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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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业的巅峰，她离开耐克公司，投身她从未涉猎的事业中：她开办了一家媒体和电子商务公司，领导了这家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这家公司就是今天的HSN，它的母公司就是HSN.com和基石品牌公司，现在HSN已经是享誉全美的企业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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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离开耐克时，大家都觉得我要么是在拿自己的事业开玩笑，要么是疯了，或者两者都是。后来在2008年，我们的股票跌得一塌糊涂，我想他们也许是对的。”她懊恼地笑笑，“我经历了无数个失眠之夜，感觉我应该为我的6000名员工和他们的家人的生计负责。但我相信我们做的都是正确的——并不仅仅为了应对暴风骤雨，还为了构建更强大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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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明迪接触，感受到了她的精力、热情和智慧，你自然会明白她为什么在每份工作中都表现得如此出色。但当她说出“我知道我们做的都是正确的”这句话后，我才明白她为什么甘愿每次都冒巨大的风险去追求成功。明迪所做的风险决定都是被她清楚的精神遗产观所驱动的，再加上她永不言弃的价值观，还有她对在生活中如何平衡的清醒认识，让她成为不败神话。对她来说，去做其他的事才是最大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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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我问她对那些自以为知道她该干什么的人是什么看法。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发现很多很多人都本能地反对别人冒风险。但当你这么做时，你会发现你是错的。所以我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规定，我从来不去干涉别人的决定。我只赌谁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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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我身边的人都是头脑灵活的人，他们能够提供正能量，从整体的角度考虑问题，也明白不打破规则就不会获得进步。换句话说，他们都是甘冒智识和专业风险的人。没有眼光、创造力，不敢有技巧地去冒险，还何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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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哈佛的最后一堂课 第13章 不要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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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眼中的失败在我看来却充满意义——充满了新数据，也提供了新的机会，以便评估和重新调整既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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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哈佛的一些教职工、学生、管理者聚在一起，讨论了一个很少被关注的话题：拒绝与失败。这个讨论会的主办方将标题定为：应对拒绝，发现失败中的生机。他们这样描述他们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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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我们都曾有过被拒绝的经历。你求职、申请学位或者奖学金，你参加面试，你希望发表文章，你努力想要拿一个对你很重要的奖项，但一切都不能如愿。在情绪处于无尽的低谷时，我们如何才能把未知的未来转化为机会，把灾难转化为新发现，把失败转化为财富，把柠檬变成柠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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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上，参与者们都从自身角度讲述了那些影响到他们生活的遭拒经历。正是经历过这些苦难，他们才对“成功”与“失败”的含义理解得更为深刻。分享自己故事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律师、商学院申请人、科学家、数学家、作家，还有珠宝师。举个例子，哈佛大学遗传学教授乔治·丘奇，久负盛名的学者，发明了可以自动读取DNA的软件，就讲了他学生时代所经历过的打击，比如重读九年级，还有在哈佛取得他的博士学位前，他曾被杜克大学退学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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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力萌（音译）是一个聪明并富有创造力的统计学教授，不但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他遭拒和失败的经历，根据他自身经验还提出了一个有趣又有逻辑性的“拒绝统计理论”。它的意思是，不管是社会、家庭还是我们自身，都认为遭拒与失败是因为资质不足或努力不够。“对于那些值得去争取的东西，”他的理论表明，“随机找一个在努力争取的人，他被拒绝的概率比被接受的要大得多。”如果这样想，那么我们所有人在每件事上都被接受，或者说获得成功的概率都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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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肖力萌的理论，这次讨论会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没有人不曾经历过拒绝与失败，即便是我们之中最成功的人也不可能次次都是人生赢家。但另一个观点表达的意思更为清楚：失败不是故事结尾。在所有与会人员之中，遭拒与失败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动力。（用霍华德的话说就是这是“巨大”的可以带来颠覆性变化的转折点。）对于其他人来说，就像是一记警钟，使他们意识到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目标，重新审视他们的精神遗产，重新评估自身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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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春日里，我和霍华德坐在他办公室外靠近草坪的长凳上，我把在“应对拒绝”讨论会上的经历讲给他听。“有些对话真是非常有意思。”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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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德点点头，叹了一口气。“这种讨论机会应该更多一些。过去这些年，人们都把成功看得不费吹灰之力，而失败在他们眼中反倒成了不能示人的人性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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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指这里吗？”我指指那些在春日暖阳下穿过哈佛校园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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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他说，“但远不只是这里。哈佛不是成功专制的垄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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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霍华德式的新表达。”我笑着说，“但是可怜可怜康奈尔的毕业生吧，‘成功专制’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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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着解释道：“其实这不是‘霍华德式的语言’，因为这个词在至少十年前就出现过了，只不过语境不同。这个词当时用来形容公司总裁注重短期收益大于长远增长的一种趋势，一些企业家也用这个词来形容企业摆脱现状以谋求新创意，追求新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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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这个词描述的是无情的压倒性的压迫统治。我用‘成功专制’这个词来形容一种社会性的现象：我们很多人都被一种专断的潜意识控制着，认为成功就意味着一切，不成功便成仁，而成功的对立面是糟糕透顶无法挽回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成功专制势必与名人文化概念联系起来，如果没有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死亡——你只能一辈子做无名小卒，没有人关心你的存在。成功专制也给人们的懒惰因子注入了兴奋剂，让一种偏激的思维变成了共识：成功就是好的，而不成功就是坏的，没有中间地带，反正成功不了，我们就不需要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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