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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的态度看起来好像是根深蒂固的，但我发现悲观其实是可以改变的，悲观者其实可以学习成为乐观者，而且不是通过那些无聊的方式，像吹快乐的口哨或一直重复着“每一天，每一件事都会越来越好”的咒语。而是通过学习一种新的认知方式，这些方式跟市面上大肆宣传的那些不实的方式不同，它们是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在实验室和临床医疗中发现的，并且经过了严谨的验证，是确实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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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可以帮你检查一下你是否有悲观的倾向。如果你有，或是你关心的人有此倾向，那么，这本书也给你介绍了一个对很多人都有效的方法，以摆脱这个长期的坏习惯，以及伴随悲观而来的抑郁症。它让你在失败时，有选择光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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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助是我们人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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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现象的核心是另外一个现象——无助感（helplessness），所谓无助感是说不论你怎么做都无法改变你的命运。举个例子，如果我说，只要你翻到本书的104页，我就给你1 000元，你很可能会去做。但是，如果我说，只要你可以用意志力去收缩你的瞳孔，我就给你1 000元，你可能也想去做，但不会成功，因为你无法收缩瞳孔。对收缩瞳孔这件事，你就是无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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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一开始就是无助的。初生的婴儿无法做任何事，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是反射行为，虽然他一哭，妈妈就会来，但这并不表示他控制了母亲来不来的行为。他的哭只是对痛苦或不舒服的一个反射反应，他对要不要哭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初生婴儿只有一个行为勉强算得上可以自主控制：吸吮。人生快要走到尽头时也常常又回到这种无助的阶段，我们可能会失去行走的能力，我们可能会失去自我们两岁以来就有的、控制大小便的能力，我们可能会失去使用语言的能力，甚至失去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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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生到死亡，我们逐渐脱离无助而习得了个人控制（personal control）。个人控制指的是用自主的行为去改变命运，它和无助感是相反的。在婴儿期的头3～4个月，手和脚逐渐变得可以自主控制了。然后，他父母发现：婴儿的哭变成可以自主控制的了，他现在可以用哭来控制妈妈，要她来时就大哭。到婴儿一岁时，他已实现了自主控制的两个奇迹：走出第一步和说出第一个字。假如这个孩子具备最基本的心理和身体发展条件的话，这以后的数年里，他会逐渐地走出无助感，让个人控制能力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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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许多事是无法由我们控制的——我们眼睛的颜色、种族、美国西部的干旱。但是人生还是有一大部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这包括我们如何生活，如何跟别人相处，如何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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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的想法其实可以扩大或缩小我们对生命的控制力。我们的思想其实不仅仅是对事件的反应，它还改变了事情的情境。例如，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是无助的，发挥不了任何影响，那这种“我怎么做都没用”的思想会阻止我们采取行动，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了老师、环境，甚至孩子的同伴。当我们高估了自己的无助感时，其他力量就会左右我们孩子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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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的后面，我们会看到如果权衡，轻度的悲观是有用的。但是25年的研究使我相信，习惯性的悲观想法会使更多不顺利的事降临到我们头上。而且这种想法会使我们很容易陷入抑郁状态，使我们不能发挥出原有的能力。悲观的预言常常是自我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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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毁掉了她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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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以前教书那个大学的一名英国文学系的女生。前三年，她的指导教授非常关心她，爱护她，老师的支持加上她自己的优秀使她得到了奖学金，可以去英国进修一年。当她回来时，她的研究兴趣从狄更斯转移到了英国早期的小说家，尤其是简·奥斯汀。狄更斯是她原来指导教授的专长，而简·奥斯汀是另一位教授的专长。她的指导教授本想说服她继续研究狄更斯，但说服不成后也接受了她的坚持，让她以简·奥斯汀作为毕业论文题目，并且同意与另一位教授共同指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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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答辩前，她原来的指导教授给答辩委员送了一张条子，指责这位女生论文抄袭。他指控这位女生引用了两段论述简·奥斯汀少年时期创作的文章，却未注明出处。抄袭在学术界是很严重的罪名，这位女生的前途，她念研究生的奖学金，甚至大学能不能毕业，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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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看到教授指责她抄袭的那两段时，她回想起来这两段论点都是她从与这位教授的闲谈中得到的。事实上，这位教授从来没有提过他在哪一本书上得到这样的看法，这让这位女生以为这些看法是教授自己的看法。很明显，这位女生成了她老师嫉妒心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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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会感到愤怒，但是这位女生却不会。她悲观的思维习惯主宰着她，她认为答辩委员会的委员一定会认为她有错。她告诉自己，她没有办法举出反证，因为这件事变成她和他的对抗，而他是教授。她不去找证据来反驳教授，而是从内心里崩溃了，她认为都是她自己的错，即使她能证明这位教授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看法也没有用，最主要是她“偷”了这个看法，因为她没有注明这是教授的看法。她认为自己的确有欺骗之嫌，说不定她一直都是个骗子，只是自己以前未发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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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起来我们会觉得她这样责怪自己很不可思议，因为她显然是无辜的。但是研究指出，有悲观思维习惯的人常常会把一点不顺利转变成大灾难。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把自己的无辜转变成有罪。这位女生在脑海中拚命去搜索符合她现在罪名的记忆：她初中一年级时曾抄袭过同学的答案；在英国时，有人误以为她来自有钱人家，而她没去纠正；而现在是论文“抄袭”。她在论文答辩时保持了沉默，以至于没有拿到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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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并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在后来的10年里，她以当售货员为生，不再写作，甚至不再读书，她到现在还在为她自己认为的罪过付着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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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其实并没有罪，只是有着人类的通病：习惯性的悲观思维模式。如果她对自己说“我是被陷害的，那个嫉妒我的混账设计圈套来害我”，那她可能会站起来大声说出她的故事，为自己辩白，而这位教授以前曾经为了类似事件被另一个学校解聘的事也会浮出水面，她很有可能荣耀地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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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的思维模式不一定永远不能改变。心理学在过去20年最显著的发现就是：人可以选择他想要的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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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再是环境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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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以前是不关心人的思维模式的，也不关心个人的行为，甚至不关心个人。25年前，当我还是研究生时，人的行为被假设为环境的产物，对人类行为最流行的一个解释就是：人受其内在动机的“推”和受外在事件的“拉”。虽然这个推、拉的细节依你所持的理论而有所不同，但整体来说，当时所有的理论都同意这个看法。弗洛伊德派（Freudians）认为童年期未曾解决的冲突驱使了长大后某些行为的出现；斯金纳的信徒则相信行为只有在强化的情况下出现；生态学家认为行为是来自固定的行为模式（fixed action pattern），而这个行为模式是由基因决定的；而赫尔（Clark Hull）派的行为主义者则认为我们的行为是为了减少紧张及满足生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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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5年起，这种解释开始急速改变，环境对行为的影响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四种不同的想法汇集成一个自我导向而非外在力量驱使的人类行为解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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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写了一本书，严厉地批评了斯金纳的《语言行为》（Verbal Behavior）一书。乔姆斯基认为人类的行为，特别是语言，绝对不是强化所能解释的，语言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衍生性（generative），人们能够马上理解一个从来没有听过或说过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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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这位伟大的瑞士儿童发展学家，终于说服了全世界——儿童心理的发展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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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奈瑟（Ulric Neisser）的《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出版后，一个新的领域抓住了从行为主义教条中逃出来的年轻实验心理学家的心。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类的心智活动是可以测量的，我们可以通过研究电脑信息加工的模式，来研究人类的心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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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行为主义学派的心理学家发现人类和动物的行为只用驱使和需求来解释是不够的，他们开始将认知，即思维模式加入到原有的理论中，以解释复杂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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