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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生到死亡，我们逐渐脱离无助而习得了个人控制（personal control）。个人控制指的是用自主的行为去改变命运，它和无助感是相反的。在婴儿期的头3～4个月，手和脚逐渐变得可以自主控制了。然后，他父母发现：婴儿的哭变成可以自主控制的了，他现在可以用哭来控制妈妈，要她来时就大哭。到婴儿一岁时，他已实现了自主控制的两个奇迹：走出第一步和说出第一个字。假如这个孩子具备最基本的心理和身体发展条件的话，这以后的数年里，他会逐渐地走出无助感，让个人控制能力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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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许多事是无法由我们控制的——我们眼睛的颜色、种族、美国西部的干旱。但是人生还是有一大部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这包括我们如何生活，如何跟别人相处，如何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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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的想法其实可以扩大或缩小我们对生命的控制力。我们的思想其实不仅仅是对事件的反应，它还改变了事情的情境。例如，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是无助的，发挥不了任何影响，那这种“我怎么做都没用”的思想会阻止我们采取行动，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了老师、环境，甚至孩子的同伴。当我们高估了自己的无助感时，其他力量就会左右我们孩子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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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的后面，我们会看到如果权衡，轻度的悲观是有用的。但是25年的研究使我相信，习惯性的悲观想法会使更多不顺利的事降临到我们头上。而且这种想法会使我们很容易陷入抑郁状态，使我们不能发挥出原有的能力。悲观的预言常常是自我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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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毁掉了她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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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以前教书那个大学的一名英国文学系的女生。前三年，她的指导教授非常关心她，爱护她，老师的支持加上她自己的优秀使她得到了奖学金，可以去英国进修一年。当她回来时，她的研究兴趣从狄更斯转移到了英国早期的小说家，尤其是简·奥斯汀。狄更斯是她原来指导教授的专长，而简·奥斯汀是另一位教授的专长。她的指导教授本想说服她继续研究狄更斯，但说服不成后也接受了她的坚持，让她以简·奥斯汀作为毕业论文题目，并且同意与另一位教授共同指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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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答辩前，她原来的指导教授给答辩委员送了一张条子，指责这位女生论文抄袭。他指控这位女生引用了两段论述简·奥斯汀少年时期创作的文章，却未注明出处。抄袭在学术界是很严重的罪名，这位女生的前途，她念研究生的奖学金，甚至大学能不能毕业，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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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看到教授指责她抄袭的那两段时，她回想起来这两段论点都是她从与这位教授的闲谈中得到的。事实上，这位教授从来没有提过他在哪一本书上得到这样的看法，这让这位女生以为这些看法是教授自己的看法。很明显，这位女生成了她老师嫉妒心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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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会感到愤怒，但是这位女生却不会。她悲观的思维习惯主宰着她，她认为答辩委员会的委员一定会认为她有错。她告诉自己，她没有办法举出反证，因为这件事变成她和他的对抗，而他是教授。她不去找证据来反驳教授，而是从内心里崩溃了，她认为都是她自己的错，即使她能证明这位教授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看法也没有用，最主要是她“偷”了这个看法，因为她没有注明这是教授的看法。她认为自己的确有欺骗之嫌，说不定她一直都是个骗子，只是自己以前未发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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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起来我们会觉得她这样责怪自己很不可思议，因为她显然是无辜的。但是研究指出，有悲观思维习惯的人常常会把一点不顺利转变成大灾难。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把自己的无辜转变成有罪。这位女生在脑海中拚命去搜索符合她现在罪名的记忆：她初中一年级时曾抄袭过同学的答案；在英国时，有人误以为她来自有钱人家，而她没去纠正；而现在是论文“抄袭”。她在论文答辩时保持了沉默，以至于没有拿到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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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并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在后来的10年里，她以当售货员为生，不再写作，甚至不再读书，她到现在还在为她自己认为的罪过付着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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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其实并没有罪，只是有着人类的通病：习惯性的悲观思维模式。如果她对自己说“我是被陷害的，那个嫉妒我的混账设计圈套来害我”，那她可能会站起来大声说出她的故事，为自己辩白，而这位教授以前曾经为了类似事件被另一个学校解聘的事也会浮出水面，她很有可能荣耀地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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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的思维模式不一定永远不能改变。心理学在过去20年最显著的发现就是：人可以选择他想要的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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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再是环境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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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以前是不关心人的思维模式的，也不关心个人的行为，甚至不关心个人。25年前，当我还是研究生时，人的行为被假设为环境的产物，对人类行为最流行的一个解释就是：人受其内在动机的“推”和受外在事件的“拉”。虽然这个推、拉的细节依你所持的理论而有所不同，但整体来说，当时所有的理论都同意这个看法。弗洛伊德派（Freudians）认为童年期未曾解决的冲突驱使了长大后某些行为的出现；斯金纳的信徒则相信行为只有在强化的情况下出现；生态学家认为行为是来自固定的行为模式（fixed action pattern），而这个行为模式是由基因决定的；而赫尔（Clark Hull）派的行为主义者则认为我们的行为是为了减少紧张及满足生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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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5年起，这种解释开始急速改变，环境对行为的影响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四种不同的想法汇集成一个自我导向而非外在力量驱使的人类行为解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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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写了一本书，严厉地批评了斯金纳的《语言行为》（Verbal Behavior）一书。乔姆斯基认为人类的行为，特别是语言，绝对不是强化所能解释的，语言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衍生性（generative），人们能够马上理解一个从来没有听过或说过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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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这位伟大的瑞士儿童发展学家，终于说服了全世界——儿童心理的发展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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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奈瑟（Ulric Neisser）的《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出版后，一个新的领域抓住了从行为主义教条中逃出来的年轻实验心理学家的心。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类的心智活动是可以测量的，我们可以通过研究电脑信息加工的模式，来研究人类的心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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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行为主义学派的心理学家发现人类和动物的行为只用驱使和需求来解释是不够的，他们开始将认知，即思维模式加入到原有的理论中，以解释复杂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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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心理学的主要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从环境的力量转移到个人的期待、喜好、选择、决策、控制，以及无助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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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心理学领域的大改变也密切地影响着我们的心理改变。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由于科技的进步，人们第一次有了选择权，可以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控制，人们开始改变环境而不再受制于环境。我们的社会正给予它的成员前所未有的权利，并把它的成员的痛苦和幸福当做一件严肃的事，把个人的自我实现当成一个正当合理的目标，甚至认为是神圣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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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的时代，悲观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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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这些自由而来的是危机。因为自我的时代也是一个跟悲观现象非常接近的时代，而抑郁症就是悲观的终极表现。现在抑郁症正大肆流行。抑郁症所导致的自杀已经夺去了跟死于艾滋病一样多的生命，而且自杀的流行范围远比艾滋病更广。现在严重抑郁症的人数比50年前多了10倍，女性患病率是男性的两倍，而且发病期比上一代人提早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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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前，抑郁症也只有两种被接受的治疗法：心理分析法和生物医学法。心理分析法主要依据的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弗洛伊德的治疗法其实是基于很少的观察和很多的想象，他认为抑郁症的成因是病人对自己的愤怒，抑郁的人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而且想去自杀。弗洛伊德认为抑郁症患者在他襁褓期时就学会了恨自己。在他童年期的某一天，他母亲暂时离开他，这引起了孩子被抛弃的感觉。对某些孩子来说，他会因此很愤怒，但是因为母亲是他深爱的人，他不能对她生气，所以他把怒气转到自己身上，或更准确地说，是他母亲认同的那些部分的他，这就变成了一个具有摧毁力的习惯。从此以后，只要有被抛弃的感觉，他就对自己生气，而不是对造成这个感觉的祸首生气。憎恶自己、抑郁症、自杀，一个接一个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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