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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将车停在杰佛瑞家的前门，我向他道别，我喉头哽咽，深感不安。第二天破晓我醒来时，感到莫名其妙的惊恐，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我必须赶快回家。我偷偷离开杰佛瑞家，跑过六条街赶回家，到家时正好看到父亲躺在担架上被抬了出来。我躲在树后偷看，我看到他想要展现出勇气，但我听到他喘息着说他不能动。他没有看见我，也不知道我曾经目睹了他最狼狈的形象。他后来又中风了三次，他完全瘫痪了，从身体到情绪都变得无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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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让我去医院看他，转到疗养院后也没有让我去。最后有一天他们终于让我去看他了，当我走进病房时，我可以感觉到他跟我一样紧张，因为他不愿让我目睹他的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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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跟他谈上帝和以后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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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玲，”他悄声说：“我不相信上帝，从今以后，我也不再相信任何事情。我只相信你和孩子，我不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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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无助所产生的痛苦。然后，我一次又一次地看见父亲处在这种状态中，直到几年后他逝世。他使我走上这条研究探索之路，他的绝望强化了我的研究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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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父亲中风后的一年里，我念大学的姐姐常带回一些大学生的读物给早熟的我阅读，在她的鼓励下，我初次接触到弗洛伊德。我躺在后院里的吊床上读他的《梦的解析》，当我读到他说人常常梦到牙齿掉落时，我感到一阵熟悉，我也做过这种梦！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对这个梦的解析。弗洛伊德认为梦到牙齿掉下来代表着阉割及手淫的罪恶感，做梦的人害怕他的父亲用阉割的方式来惩罚他手淫的罪恶。我在想弗洛伊德怎么这么了解我！我后来才知道弗洛伊德把青少年期常发生的牙齿梦和在青少年期很普遍的手淫联系在一起，使读者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他的解释结合了令人迷惑的可能性以及吊人胃口的暗示。我当时就决定我以后要走像弗洛伊德一样的路，提出像他那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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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后，当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想成为一位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时，我发现普林斯顿的心理系没什么名气，而它的哲学系却是世界一流的。心灵的哲学和科学的哲学似乎是一体的，直到我拿到哲学的学士学位，我都深信弗洛伊德的问题是对的。但他的解答已经无法让我信服，而他的方法——只凭几个病例观察就作出宏大的假设，让我觉得很糟糕。我这时已经知道了，只有靠实验才能找出合乎科学的因果关系，这个原则应用在像“无助”这种情绪问题上也一样适用，只有找出因果关系才能学会如何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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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不动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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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我开始攻读实验心理学研究生。21岁的我，腋下挟着全新的学士学位证，兴冲冲地到宾州大学所罗门（Richard L.Solomon）教授的实验室报到。我非常渴望跟所罗门教授做研究，他不但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学习理论专家之一，同时也在研究一个我最感兴趣的课题：他想从严谨的动物实验着手来了解精神疾病的本质。所罗门的实验室在黑尔楼，全校最古老最破旧的一栋楼。当我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实验室门时，我差点以为它要掉下来了。我看见高高瘦瘦、头差不多全秃了的所罗门教授站在房间的另一端，全神贯注地在想某一件事情。实验室中的其他人都在议论纷纷，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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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资深的研究生，一位非常友善、来自美国中西部的欧佛米亚，立刻自告奋勇地跟我解释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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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些狗，”欧佛米亚说：“那些狗一动都不动，不知哪儿不对劲了。如果狗不动，就没法做实验了。”他继续解释说，这些狗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都在做一个叫做迁移（transfer）的实验，都经过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的训练。每一天它们接受两种不同的刺激——一个高频率的声音及一个短促的电击。声音和电击是成对出现的：先有声音后实施电击。电击并不强烈，就好像冬天用手去开门时有时会有静电那样。实验的目的是检验狗是否会把声音和电击联系在一起。如果它们学会了这个联结，那当它们一听到那个声音，就会像真的触电那样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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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狗学会了联结之后，这个实验的主要部分才真正开始。这些狗被放入一个中间被一个矮闸分隔成两半，可穿梭往返的大箱子里。实验者要看狗在听到声音后，会不会作出跟受到电击时同样的反应——跳过矮闸逃开电击。如果会，这就表示情绪学习也可以“迁移”到许多不同的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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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狗先要学会跳过矮闸以逃避电击。学会这个以后，才能观察如果只有声音时会不会引发同样的反应。这个任务对狗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它只要跳过矮闸就不会受到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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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佛米亚说这些狗只是躺在地上哀鸣，它们连试都不试一下。当然，狗不跳闸就没有人能继续做下一步看狗对声音的反应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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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着欧佛米亚的解释，看着哀鸣的狗时，我意识到一个远比“迁移”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在实验的早期过程中，这些狗一定在无形中学会了“无助”，所以它们现在才会放弃。这跟声音毫无关系。在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中，电击与否跟狗本身的动作完全没有关系，在电击时，不论这只狗叫、跳还是挣扎，电击都不会停止。所以它们得到了这个结论——不论它们做什么都没有用，假如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没有影响，那又何必去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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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这件事背后的意义所震惊。如果狗可以学会无益行为背后这么复杂的关系，那么“无助”就可以在实验室中进行研究了。从贫民窟里的穷人到初生的婴儿，再到医院里绝望的病人，“无助”无处不在，但目前并没有针对无助的科学研究。我在心里飞快地盘算：这是人类无助感的实验模式吗？我可以用这个模式来了解它的源头吗？怎么去治疗它？怎么去预防它？什么药物会对它有效？又有哪些人容易变成它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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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应该牺牲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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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在实验室中看到习得性无助，但我立刻就知道这是什么。别人虽然也在实验室中看到它，但是他们把它当做阻碍实验继续的东西，并不认为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或许是我父亲的半身不遂给我带来了灵感。我后来花了10年的时间来说服学术界，这个发生在狗身上的现象是无助；它既然可以被学会，也可以通过学习来把它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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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个发现感到异常兴奋，但同时也对其他事感到沮丧。我能像其他研究生一样对一只无辜的狗施以电击吗？这个电击虽然不足以致命，但至少会给狗带来痛苦。我一向喜爱动物，尤其是狗，因此我不愿意做让它们痛苦的事情。因此在周末时我去找了我以前的哲学老师，虽然他只比我大几岁，但我认为他是个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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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他描述了我所看到的事，它背后的意义，最主要的是我心中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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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授是研究科学史和伦理学的，他问我：“马丁，你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无助的难题？你觉得去研究那些无助的人的个案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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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俩都知道个案研究在科学上是没有价值的。个案研究只是描述病人生活中的一些逸事，它无法带给我们任何因果关系的推论，我们根本不知道个案背后发生的事，因为它是以讲故事的人的视角来叙述的，因此这个事件一定会被扭曲。只有严密控制变量的实验才能分离出“因”，而有了“因”才能找到治疗的方法。此外，我不可能对人施以电击，因此，只能用狗来做实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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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痛苦强加到动物身上合理吗？”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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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授提醒我说，今天人类以及宠物可以活这么久主要是动物实验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些动物实验，小儿麻痹症、天花到今天还会肆意流行。“反过来说，”他继续说道：“科学史上也充满了没有达到目的的实验，这些实验都承诺说要减轻人类的痛苦，但最后都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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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两件事。第一，你是否可能在将来为许多人减轻痛苦，这个痛苦比你现在加在狗身上的要严重得多？第二，你在动物身上得到的结论可以应用到人身上吗？”我对上面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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