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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难想象一个有智慧的人能接受这种思想,但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心理学界就一直被行为主义的教条所统治。行为主义者对人类抱着异常乐观的态度:只要改变一个人的环境,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假如你抓到一个小偷,你可以通过惩罚他的偷窃行为,奖励他的好行为来改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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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正以人格特质、基因、本能等来解释行为时,美国的心理学家还紧抱着行为受环境决定的主张不放。这就是1965年学术界大致的情况。我们认为行为主义者的这种只有奖励和惩罚才能加强联结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举一个行为主义者对工作行为的解释:人去上班是因为上班这个行为已经被薪水(奖励)所强化,而并不是对薪水的预期强化了他的反应。行为主义认为人的心智情况跟他的反应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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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和我认为狗之所以躺在有电的地板上不动,是因为它们学会了它们怎么做都没有用,所以它们预期未来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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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者无法承认无助的狗是学会了一个预期,即做什么都没用的想法,行为主义一直强调动物和人唯一能学的就是行为,它永远不可能学会一个思想或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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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对手哑口无言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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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者强辩说当这只狗在接受电击时,一定有某个时候,当它躺着不动时电击恰好停止,因此狗就把痛苦的停止与它的行为联结起来,这加强了它静止不动的反应。所以这只狗会坐等电击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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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看这个强辩,也可以说狗没有被奖励而是被惩罚了,因为一定也有某个时候,当狗躺着不动时电击恰好开始,那么狗就应该因为这个惩罚而压抑它静止不动的反应。行为主义者故意忽略这个逻辑上的漏洞,而坚持狗学会的唯一反应是静止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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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个强辩,梅尔设计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实验。“让我们再做一个实验,让狗经历行为主义者所辩称的每一个阶段,并使它们变得超级无助。”他说:“他们不是说狗是因为静止不动而获得奖励的吗?那我们就让狗在静止不动时得到奖励:如果狗静止不动超过5秒钟,我们就把电停掉。”也就是说,我们故意去做行为主义者认为是偶然、意外的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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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者预测:奖励静止不动会造成狗不动。但根据我们的理论,学会控制的狗是不会变得无助的。梅尔设计了一个实验,在第一个部分中,第一组狗,他称之为静止不动组,只要静止不动5秒钟,电就会停掉;第二组为共轭组,电击的次数和强度跟第一组一模一样,只是它对电源的切断没有任何控制力;而第三组是控制组,不接受任何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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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的实验是将狗带到可穿梭往返的箱子里,教它们跳过矮闸。行为主义者预期电击时,第一组和第二组都会静止不动,表现出无助的样子,因为两组都曾经在静止不动的情况下得到过停止电击的奖励。行为主义者预测这两组中,静止不动组会变得更不动,因为它们的静止不动一直得到奖励,而共轭组是偶尔才得到奖励。行为主义者认为控制组是没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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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则认为静止不动组,因为它们学会了自己可以控制电击的停止,所以不会变得无助,当它们有机会跳过矮闸时,它们会马上就跳。我们预测大多数共轭组的狗会变得无助。当然,控制组没有受到影响,一放到往返箱中马上就会逃脱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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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这个实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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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共轭组的狗都躺着不动,如两派人所预测的。控制组的狗也如两派人所预测的,很快就学会了逃避电击。只有第一组的狗,当它们刚刚进入往返箱受到电击时,它们会静止几秒钟,等待电源切掉;当电源没有切断时,它们开始乱窜,到处试试看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停止电击。它们很快发现了诀窍,于是就一跃,跳到另一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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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个学派冲突时,其实很难设计出一个实验让对方哑口无言,但24岁的梅尔做到了。我们的发现加上乔姆斯基、皮亚杰的理论以及其他信息加工(information-processing)的观点使得行为主义者全面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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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和我现在知道如何去制造习得性无助了,但我们可以治愈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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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前面已经学会无助的狗,放入往返箱,用手把这些不情愿动的狗拖过来,拖过去,越过中间的矮闸,直到它们开始自己动为止。我们发现,一旦它们发现自己的行为对关掉电源是有效的时,无助就被治愈了。这个“治疗”百分之百有效,而且具有永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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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开始研究对“无助”的预防,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称之为“免疫”(immunization)。如果事前学习到行为是有效的,那么这个学习就可以预防无助的发生。我们甚至发现当这只狗还是小狗时,我们教给它这个方法,结果终其一生,这只狗都对无助具有免疫力。这个实验对人类的意义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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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建立了这个理论的基础,所以按照我许下的允诺,梅尔和我停止了狗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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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不容易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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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论文开始定期在期刊上出现,开始面对学习理论学家的怀疑态度,以及严厉的批评。他们的批评都是技术上的或微不足道的,持续了20年后,我们胜利了。即使是最顽固的行为主义者也开始教他的学生习得性无助的概念,以及如何做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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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建设性的研究是把这种“习得性无助”应用到人类身上。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一位日裔美籍研究生,30岁的裕人(Donald Hiroto)。裕人当时在寻找论文题目,写信来问我们实验的细节,“我想把这个研究应用到人身上,但是我的教授们都对这个应用的可能性持非常怀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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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人的实验过程与我们的非常相似,他先将一组被试带入一个房间,把音响的声音开得非常大,让他们想办法把声音关掉。他们试着按控制面板上的各种按钮,但噪音依然如故。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把声音关掉。另一组被试则是只要按对了控制按钮的排列组合,就可以把声音关掉。最后一组的被试则没有受噪音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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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裕人把被试带到另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实验箱(shuttle box),当你把手放在实验箱的一边时,就会有很难听的声音出来,把手移到另一边时,这个噪音就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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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的一个下午,裕人打电话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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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他说,“我想我们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那些一开始接受不可逃避的噪音的那组人,你能相信吗?他们大多数人就坐在那儿忍受,而不会试着把手移到实验箱的另外一边去。”我可以感受到裕人的兴奋,虽然他尽力保持职业性的语气。“就好像学会了他们对噪音是无可奈何的,所以他们连试都不试一下,即使时间、地点、情境都改变了,他们把前面对噪音的无助带到了新的实验情境中。但是,所有其他的人——那些在第一部分实验里可以关掉噪音以及在控制组的人,都很容易就学会了关掉噪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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