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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这一点，我们用比较直接的方式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测量从小被收养的儿童，研究他们的乐观程度与其养父母和亲生父母的乐观程度的关系。如果从小被收养的孩子的乐观程度与他们养父母相似，而与他们亲生父母不相似，那么我们的观点就是对的，即乐观是学习来的。如果孩子的乐观程度是与他从未谋面的亲生父母相似的话，那么乐观至少有一部分是遗传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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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和父母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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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的孩子做错事时，你会对他说什么？他的老师又对他说什么？注意，孩子不只听对他们说什么，还包括怎么说。这点在批评上尤其重要，孩子相信这些人的批评，并用它形成自己的解释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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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德威克（Carol Dweck）的研究显示了乐观是如何发展的，或许它可以告诉我们女性在童年时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她们比男性更容易得抑郁症。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小学三年级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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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和教室里的小朋友彼此非常熟悉了，你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男孩子和女孩子的举止是完全不同的。女孩子安静地坐着，手放在膝盖上，注意听老师讲话。她们的吵闹也只是悄声耳语或窃笑，基本上她们都很守纪律。男孩子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就算勉强安静地坐着也忍不住要扭来扭去，更何况他们很少能安静地坐着。他们看起来不注意听讲，也不像女孩那样守纪律。他们大声喊叫，互相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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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安静下来，进行测验。老师对考试不及格的同学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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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男孩考试不及格，老师一般会说“你上课不注意听讲”，“你不努力”，“我在教这些题目时，你东张西望，和其他同学说话”。这些解释是什么性质的呢？它们是暂时的、特定的、非普遍的，因为你可以改变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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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威克的研究显示，女孩听到的是非常不同的批评。因为她们上课时看起来很注意听讲，老师不能以这些理由来批评她们。老师一般的说法会是“你的数学不好”，“你交来的作业总是写得乱七八糟”，“你从来不验算”。大部分暂时性的原因，如不注意听讲、不努力都被剔除掉了，而留下的都是永久性、普遍性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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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威克给四年级的女生出了一道无解的难题，然后检验她们对失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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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要把ZOLT，IEOF，MAPE等重新组合成有意义的英文单词。每个人都非常努力地去试各种组合方式，不过在她们试完各种可能的组合之前，实验者就宣布“时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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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没有得出答案呢？”实验者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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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们的回答是“我不擅长字谜游戏”，或“我想我不够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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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做同样实验的男孩却回答 “我没很专心地去做”，“我没尽全力”，“谁在乎这个烂字谜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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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实验里，女孩对失败的解释是永久性和普遍性的，而男孩的解释风格则是比较有希望的——暂时的、特定的，可以改变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大人对小孩的批评如何影响了孩子的解释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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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生命中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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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在德国海德堡，我听到著名的社会学家艾尔德（Glen Elder）有关孩子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成长的研究报告。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前，一些有远见的科学家开始了一个有关儿童成长的研究。这个研究持续了60年，被试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和奥克兰的儿童，目前他们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接受了详细的测试和面谈，以了解他们心理的优势与不足。这是一个人生发展的研究，它不但包括这些儿童，还包括他们的孩子，现在他们的孙子也参与了这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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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德谈到了什么样的人安然无事地度过了经济大萧条，什么样的人从此一蹶不振。他谈到一些中产阶级的女孩虽在童年遭受了家庭失去财富的打击，但在中年早期就基本上从心理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了，而且进入老年期时心理和生理都很健康。和中产阶级的女孩一样，较低阶层的女孩在20世纪30年代也很遭遇了贫困，但她们一直没能再站起来。到了中年晚期，她们崩溃了。她们的晚年是凄凉的，生理和心理都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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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德推测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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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那些晚年过得很好的女人从她们童年期的经济大萧条中学到厄运是可以克服的。毕竟大多数她们的家庭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就恢复了经济地位，这让她们学到了乐观，塑造了她们对不幸事件的暂时的、特定的和外在的解释风格。当她们年事已高，她们的好朋友去世时，她们会想‘我还可以交到新朋友’。这种乐观的看法帮助她们维持健康，并积极面对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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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绝大多数低阶层女孩的家庭没有从经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她们在大萧条之前就比较穷，之后仍然是穷的，她们学会的是悲观。她们的解释风格是绝望的，当她们的朋友去世时，她们想‘我再也交不到朋友了’。这种在童年期学会的悲观，影响了她们对每一个新危机的看法，瓦解了她们的健康、她们的成就以及她们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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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艾尔德在演讲结束时这么说，“50年前没有人想到解释风格这个词，所以没有去测量它。可惜我们没有时间机器，否则我真想回到20世纪30年代去看看我的推测是否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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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不能入睡，一直想着“可惜我们没有时间机器”这句话。清晨五点，我去敲艾尔德的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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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德，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我有办法弄到时间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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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艾尔德从床上拖起来，去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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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接到一位了不起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彼得森（Chris Peterson）的来信。他写道：‘我在一所小学院里，一年要教八门课，我的创意都被抹杀了。我很有创意，愿意出差。’我把他找到宾州大学，跟我做了两年的研究，他真的很有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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