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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那些晚年过得很好的女人从她们童年期的经济大萧条中学到厄运是可以克服的。毕竟大多数她们的家庭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就恢复了经济地位，这让她们学到了乐观，塑造了她们对不幸事件的暂时的、特定的和外在的解释风格。当她们年事已高，她们的好朋友去世时，她们会想‘我还可以交到新朋友’。这种乐观的看法帮助她们维持健康，并积极面对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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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绝大多数低阶层女孩的家庭没有从经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她们在大萧条之前就比较穷，之后仍然是穷的，她们学会的是悲观。她们的解释风格是绝望的，当她们的朋友去世时，她们想‘我再也交不到朋友了’。这种在童年期学会的悲观，影响了她们对每一个新危机的看法，瓦解了她们的健康、她们的成就以及她们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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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艾尔德在演讲结束时这么说，“50年前没有人想到解释风格这个词，所以没有去测量它。可惜我们没有时间机器，否则我真想回到20世纪30年代去看看我的推测是否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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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不能入睡，一直想着“可惜我们没有时间机器”这句话。清晨五点，我去敲艾尔德的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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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德，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我有办法弄到时间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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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艾尔德从床上拖起来，去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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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接到一位了不起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彼得森（Chris Peterson）的来信。他写道：‘我在一所小学院里，一年要教八门课，我的创意都被抹杀了。我很有创意，愿意出差。’我把他找到宾州大学，跟我做了两年的研究，他真的很有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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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森最有创意的地方是确定那些不肯接受解释风格测验的人的解释风格，这些人包括体育明星、总统、电影明星等。彼得森每天很仔细地读体育版，每当他在报上看到某位体育明星说了一句有因果关系的话时，他就把它当成这个明星回答了解释风格问卷上的一个题目。例如，一个足球运动员说他因为“风向不利”而没射进球时，彼得森就把它放在永久性、普遍性以及人格化的维度上来评分。分值为1～7，“风向不利”在永久性上得1分，因为这根本不具永久性；在普遍性上得1分，因为风向只会影响你踢球，不会影响你的爱情生活；在人格化上得1分，因为风向并不是球员可以控制的，不是他的错。这句“风向不利”是球员对一个不好的事的非常乐观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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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森由此就能得出这名球员的解释风格了，而不需要通过问卷测试。下一步，我们证明了这样得来的解释风格跟实际回答问卷得来的解释风格非常相似。我们把这种方法叫做逐字解释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of verbatim explanation, 简称C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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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德，”我继续说：“CAVE的方法就是时间机器，我们不但可以将它应用到当代不肯做问卷的人身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到以前不能做问卷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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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叫起来的原因了，你的前辈研究者有没有留下当年在伯克利和奥克兰面谈的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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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德想了一下：“那时录音机还没有被广泛使用，但我记得面谈者好像用速记的方式做了记录，我可以回去找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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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还有原始资料，”我说，“我们可以用CAVE的方式来给他们评分，看他们的乐观程度。这样，我们就能知道50年前每个孩子的解释风格了，我们就能证明你的推测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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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德果然回去查了伯克利的档案，他发现有完整的面谈记录，而且是从小女孩到少女、到母亲、到祖母的完整记录。我们取得资料后，将记录中所有有关因果的谈话摘录出来，让不知道资料来源的评分者根据普遍性、永久性及人格化三个维度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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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德的推测大致是正确的。顺利进入老年期的中产阶级妇女大多是乐观者，晚景凄凉的下层妇女大多是悲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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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使用这个时间机器让我们有三个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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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证明这个时间机器的方法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测知那些不愿意做问卷的人的乐观程度，只要我们有他们的谈话记录。CAVE适用的范围非常广，记者招待会、日记、心理治疗时的笔记、前线的来信、遗嘱等，所有的话都可以用来做解释风格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测出年龄太小，还不能做儿童归因风格问卷的孩子的解释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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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个时间机器带给我们新的证据，以证明我们的解释风格来自我们的母亲。在1970年，对当年那批伯克利、奥克兰的女孩（她们已经是祖母了）又进行了一次面谈。这次面谈还包括她们的孩子（现在也做了妈妈）。我们把这次面谈的资料拿来做CAVE，结果发现母亲和女儿的悲观程度具有相似性。这就像上面我们说的一样，孩子聆听母亲解释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从而学会了乐观与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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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时间机器提供给我们第一个证据，证明孩提时代所经历的危机会影响我们的乐观性。安然度过经济大萧条的女孩相信厄运是可以克服的，是暂时的。那些被经济大萧条击倒，一蹶不振的女孩则认为厄运是命中注定，逃不掉的。所以我们童年期的危机就像是做饼干的模型，把我们塑造成以后的那个样子，我们用童年的解释风格来解释新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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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艾尔德的研究外，还有其他证据支持儿童会从危机中提炼出他们的解释风格。这个证据由英国的布朗（George Brown）教授提出。在我初次见到他时，布朗已经花了10年的时间研究伦敦南部最穷困的家庭，与400多位家庭主妇面谈，寻找防治抑郁症的方法。在他面谈的家庭主妇中，有20%是抑郁的，这里面有一半有心理疾病。他想知道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是否得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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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得出了三个保护因素。人们只要具备三者之一，就不会得抑郁症，即使物质非常匮乏，损失非常惨重都没有关系。第一个保护因素就是与配偶或情人有非常亲密、无话不谈的关系。第二个因素是外出工作。第三个因素是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少于3个（含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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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三个保护因素以外，布朗还得出两个导致抑郁症的重要因素：一个是刚刚发生的离别（丈夫的死亡，儿子的移民），另一个是母亲在她们进入青春期之前就去世了，后者对发病的影响远超过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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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的母亲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布朗解释道，“你对以后发生的挫折都是以最绝望的态度去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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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孩来说，母亲的死亡的确是永久的和普遍的失落。女孩的成长非常需要妈妈，在青春期以前尤其如此；进入青春期后，她们的同龄人会部分替代父母的地位。如果早期的重大损失会塑造我们对以后损失的看法的话，布朗的发现应该是正确的。这些不幸的孩子就如同大萧条时低阶层的女孩一样，学会了离别是永久的、普遍的。对以后生活中发生的离别，她们的解释会是：他死了，他永远不再回来了，我没办法再生活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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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格曼的乐观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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